东江纵队党组织一贯重视和积极领导部队文艺宣传工作，把部队文艺队伍作为对敌斗争、发动组织群众、宣传教育部队、鼓舞士气的得力助手，充分发挥文艺工作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作用。每一片游击区和每一个独立作战的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剧团、政工队、艺宣队，先后共有文艺队伍十多个。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在广东省惠阳县大亚湾登陆，占领广州，国民党守军不战溃逃，抗战的烽火在华南燃烧起来。当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初期，在党的推动支持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和港澳同胞，除了掀起抗日救亡的捐献热潮，在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东江人民抗日部队外，还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先后动员组织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回东江地区参加抗战。东江华侨服务团属下的“东江流动歌剧团”是游击区头一支专业文艺队伍。团长程跃群，政治指导员陈一民，团员十七人。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行程二千多里，在飞机、大炮的威胁下，坚持巡回演出于战火纷飞的东江游击区。沿途写标语、画漫画、出墙报、印发歌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下》《张家店》《重逢》《飞将军》《雷雨》等四十多个剧目，演唱了《长城谣》等七十多首抗日救亡歌曲，还出版了刊物《奔流》。他们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剧团中从东南亚归国的团员，他们放弃了学业、工作和安定的生活，离别了亲人，远涉重洋，投身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深深地给广大群众以感染和启迪。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为适应敌后战场不断扩大、部队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部队于一九四三年在广九铁路西侧的路西地区成立了“东江流动剧团”（简称“东流剧团”）。团长谭军，副团长肖英，政治服务员麦容、叶一萍、何值（后），导演林榆。主要成员有：杨碧琼、何汝、巫军、湛芬、叶芬、张瑞英、陈全、李雷、陈锡祺、何祈、张屏、何景珣等。剧团最初只有八个人，部队开到那里，剧团就演唱到那里。把斜挂在肩上的军毡卸下围起来作布幕，把从山上砍下的松明点起来就开台，演抗日戏，唱抗日歌，把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带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在他们的心田里播下抗战必胜的种子。八个文艺战士就扛起一个晚会的节目。后来剧团发展到三十多人，他们有的是武装部队的文娱活跃分子，有的是沦陷区的男女青年，有的是游击区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的文娱骨干，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和蒋管区的文艺青年。他们绝大多数从没做过文艺工作，更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士气，战胜敌人，他们都听从党的安排，服从战争的需要，不懂就学，大胆实践，努力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游击队的文艺战士，东流剧团就这样，在战火中锻炼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路西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督导处建立了一个以“天府”为代号的政工队。林榆、谢联、傅冰、黄英等先后负责队的领导工作，队员五六十人。他们除了下乡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巩固民主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和参加抗战外，还设有艺宣组，专门开展艺术宣传活动，组织群众文艺体育团体，开展群众性的文娱体育比赛。为配合民主政府政令的推行，经常突击创作活报、短剧，曾演出过《狮子打东洋》《攻陷柏林》《谷的风波》等。
东宝中学是东江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战时中学，为了使学生迅速成长，同时发挥这支师生队伍在游击区的战斗作用，学校成立了“五四剧团”，由副校长曾劲夫兼任团长，教导主任梁克寒兼任副团长。这支青年文艺队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足迹遍及东宝地区城镇山乡，深受群众的欢迎。
一九四三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遭到我解放区军民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东江地区也取得了粉碎敌、伪、顽的进犯，和一连串主动出击敌人的重大胜利。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部队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一九四四年十月以“拖拉机”为代号的纵队政治部政工队在大鹏湾王母圩组成，成员大多是东纵政治部第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队长夏洪、欧巾雄（后），副队长梁浣沙、唐海（后），主要成员有：沈群华、余小敏、王奇、陈向明、梁洁岩、刘坚、练英、陈嘉、邓长珠、崔克、崔碧、杨绮、张芬、戴福娣、陈霖、唐尼、江荻、赵大刚、谢联、柯劳、劳火、陈明、汤池等。他们演唱过许多从解放区和大后方带来的歌曲，如：《两亲家》《朱大嫂送鸡蛋》和《插秧谣》等，在游击区军民中，风行一时。还创作演出了《桐柏山下》《转变》等话剧。
东江纵队成立后，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在韶关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大队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撤回东江游击区工作。这批在国统区坚持了八年地下工作，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从事进步文艺活动的艺术工作者，一旦回到自己的队伍来，都成了敌后文艺队伍的得力艺术骨干，促进了游击区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文艺活动的开展。他们有：李门、乔毅、韦丘、游波、李昭、何铭思、莫广智、老庄、何秋明等。与此同时，党组织又在粤北国统区动员了大批坚持进步活动的青年学生到游击区来，经过“青干班”的短期学习，组织上发挥他们的专长，先后分配到以“海燕”“星火”“铁流”“捷克”为代号的政工队工作。
“铁流队”直属纵队政治部领导，曾活动于东江河沿岸的新区，并东渡东江到罗浮山地区一带，建队时仅有十二人，队长马鲁，副队长何铭恩，主要成员有：李炼、邓真、王辛、陈定华、戴江、莫广智、马咏、老庄、区济、杨素、何沛、张芬等。曾编演了《武装起来》《大独裁者希特拉》《沙坪坝》等剧目，演唱了《新年大合唱》《东江礼赞》（戴江改词）等，还将粤北民歌和舞蹈《唱春牛》填词演出，给游击区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很受欢迎。
“星火队”又名“燎原队”，是由老游击队员与大后方青年、学生共同组成的队伍，为适应斗争的需要，这个队着重搞民运工作，他们也经常以客家山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曾演出《上当了》等剧目。队长卢萤，成员有游波、韦丘、李昭、何丽、江哲、黎颖、潘廉、杨绮、何沛等。
一九四五年春，中央向我军提出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北江入手，以湘粤桂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纵队派遣了北江支队与西北支队，挺进粤北英德、清远、始兴、南雄等地，广泛开展对敌斗争。
在挺进粤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文艺宣传工作很活跃。北江支队组建了北江支队“铁流政工队”。队长杨行，副队长王雅宜，队员有：梁琛、叶平、陈臻、苏列、梅英、史博、伊玲、李荫、王惠芳、马向平、容彬等二十多人。在新区工作中，部队又吸收了一批韶州师范、英东中学的进步师生，组成了“马达武工队”。队长杨行、林奕龙，队员有：冯焰、邝子霞、邓英、潘贻章、李坚、包治典、许壁东、孔刚、芦筱玲、何亦雄、邝卓群、许先觉、陈汉成、许华、赖锐、赖青、赖冰、赖碧、赖烽等。这两支文艺队伍在开辟粤北新区的民运工作和连队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曾演出《河边对口曲》及舞蹈《争取反攻胜利》等。当一些大革命时期的农会——老犁头会员，看到铁流队的演出时，高兴地欢呼：“我们的红军又回来了！”
由党领导的，成立于一九三七年的“广州儿童剧团”，是一支在极其艰险的斗争中活跃在广东、广西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队伍，在八年抗战中坚持了六个年头的战斗。这群孩子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岁左右，团长谈星，指导员周英，成员有：叶华、乔飞、吴海风、徐力、夏阳、方凌、丁肇、白华、李锦荣、黄惠贞、金风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全团在粤北曲江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坚持了十五个月的严酷斗争，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部分团员保释出狱，部分团员越狱逃跑，于一九四四年底由谈星带领，秘密回到英德清远游击区，成立了“北江流动剧团”，随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在北江一带进行文艺宣传活动，曾演出了《生产三部曲》歌舞剧等。 西北支队政工队是随军挺进粤北的又一支文艺队伍，成员大多数是从粤北连阳地区的粤秀中学、省女子师范参军的进步同学。队长李信、陈昭（后），副队长蔡莹、梁浣沙，队员有：伍平、林枫、刘思、张民藻、陈志良、郑江萍、成碧华、唐庾、张源、谢震、马旅、陈良、黎嘉、沈尉、沈革、张国钧、刘茁等。曾演出《生产大合唱》等。
为了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对日反攻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准备应付蒋介石必然发动的内战，一九四五年夏，党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以湘粤赣边为中心，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五岭根据地。八路军三五九旅三千余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下，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南下，中央军委指示广东省临委“要用极大速度向粤北发展”，配合三五九旅，开辟五岭根据地。为适应这一新的战斗任务的需要，纵队政治部除决定“拖拉机”政工队北上之外，还决定把“海燕”“铁流”“星火”等队的艺术骨干集中起来，成立了鲁迅艺术宣传队，随主力部队北上。队长李门，党支部书记游波，队员三十多人。在北上誓师大会的当天晚上，鲁迅艺宣队和部队召开了激情洋溢、紧张热烈的动员联欢晚会，演出了《卖八宝糖》等节目，歌颂了广大指战员雄纠纠、气昂昂挺进粤北，誓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的豪情壮志与革命精神。
鲁迅艺宣队和“拖拉机”政工队随北上部队跨过博罗、龙门、新丰、曲江、翁源、始兴、南雄各县，战斗在粤北、赣南山区，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和顽固地主武装围堵袭击的斗争中，行军艰苦，战斗频繁，文艺队伍的同志分散下连，做宣传鼓动工作。日本投降，形势变化，三五九旅奉命回师北返，按照中央指示，北上部队在粤北山区独力开展新区游击战争。为了开创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当时部队需要加强小股武装活动，“拖拉机”队队长欧巾雄成了一支武工队的教导员，鲁迅队的同志也和武工队的指战员一起投入艰苦激烈的武装斗争，并带动了武工队三四十人一同参加宣传群众的文艺演出活动，亦武亦文，武工队又是文工队，使游击区的文艺工作同武装工作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在敌、伪、顽的夹击下，敌后游击区环境艰险，战斗不断，战况经常变化，开展敌后文艺宣传工作，同样要适应战斗的要求，机动灵活、迅速及时地捕捉战机。战斗性、流动性、突击性是敌后游击区文艺活动的突出特点。有鲁迅队队员参加的武工队在粤北油山一带突击演出时，往往象组织一场小型战斗：派出一班人警戒，一班人上山砍松明（作演出照明之用），一班人搭舞台，一班人访问群众，动员他们来看戏。
有一次武工队决定开进平原的一个圩镇作突击文艺宣传演出，为了替群众讲心里话，他们编演了一套揭露国民党乡长鱼肉乡民、反对国民党横征暴敛的戏。在演出中武工队小队长戴着用玉米须糊成的肩章，挂着用竹子削成的指挥刀扮演蒋介石出场了，国民党乡长也出场了，戏一出出地演下去。演出结束后，演员随即分散到群众中作口头宣传，圩场里，无数的“小组会”开了起来，当队员和群众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枪声响了，中队长拨出盒子枪指挥战斗，扮演蒋介石的小队长也带着几个战士冲了出去。战斗结束后，当人们围着缴获的几支七九步枪笑谈敌人溃逃的狼狈相时，政委对着小队长大笑起来：“同志们看，连蒋介石也给俘虏来了！”原来追击归来的小队长还未卸装，那玉米须糊成的特级上将的肩章还在肩上摇晃着呢。
四五年春节前夜，“铁流队”奉命开进一个刚刚被国民党别动队烧杀抢掠的村庄。队伍刚进村，看见到处浓烟弥漫，一片呼喊哀号声，队长立即将队伍分成小组，组织群众救火，深入各家各户抚慰宣传。当夜，队员边流着激动的泪水，边进行歌曲、活报的突击创作，这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节目，第二天就在桥头圩的圩日演出，由于演员亲历其境，感受很深，演出激起了群众的愤慨，有的妇女当场就哭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北江支队在翁源全歼何子华联防大队的战斗中，“马达队”紧随战斗部队，为了在战斗结束后迅速展开文艺宣传，发动群众，他们借着松林里朦胧的月色，在枪声之中赶排了《何子华的下场》。夜袭成功了，战斗胜利了，他们的排练也基本就绪了。
东流剧团经常从黄昏出发，轻装急行军三四十里，开进距离日军据点五、六里的沦陷区山村演出。演出结束时已是深夜，当翻过沉睡的山岗，越过崎岖的山径回到宿营地时，火红的朝霞已经升起来了。有一次剧团在常平附近演出，日军准备进袭，当剧团接到情报，马上拆台撤退，才离开村庄半小时，日军的骑兵便到了。有一次东莞的政工队在客家山演出，给敌人包围了还不知道，直至闭幕之后才发现敌情，在突围的时候，有两个战友光荣牺牲了，他们为游击区的文艺事业，战斗到最后一刻。
东纵的文艺战士，既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又是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和战斗部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入连队，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战争服务，行军时搞宣传鼓动，战斗打响就做战勤工作，送饭，送水，抢运伤员，掩埋烈士，还协助自卫队配合部队作战。战斗的间隙，他们教战士唱歌、演戏、做游戏，辅导连队文娱骨干，开展部队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组织军民联欢晚会，协助连队指导员、文化教员上文化课、时事课，还帮战士洗军毡，缝补衣服，写家信，谈思想。文艺战士是连队的亲密战友，深受指战员欢迎的人，是活跃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得力助手。
文艺战士还经常配合敌工部门，对“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及日军的投诚者、战俘做宣传教育工作，教他们唱反战歌曲，也向他们学唱日本民间小调《拉网歌》《春耕谣》等，还组织他们排练活报、舞蹈、相扑等，多次与他们在联欢晚会上同台演出。
剧团、艺宣队、政工队又是一支民运队，到了一个新区，除了宣传发动群众，参加生产劳动，排涝、抗旱、插秧、割禾外，还协助群众组织农抗会、自卫队、妇女会、青救会、儿童团、夜校，扩军筹粮，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民主政权。一九四五年，部队建立罗浮山根据地，成立博罗县政府，“拖拉机”队在山南长宁、福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召开各阶层代表人士的国事座谈会，选出县政府的领导人，最后还在庆祝县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上演出。一九四五年，当东江解放区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时候，“拖拉机”“铁流”“海燕”“星火”“五四剧团”“东流剧团”等文艺队伍都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他们通过家访、开会，宣传谁养活谁的道理、减租减息的政策和退租退息的办法；协助农抗会召开佃东大会，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说理算帐。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地主退还两年的租息，使农民“粮食还家”，既解决了群众春荒和春耕的缺粮，更加深了群众同部队与民主政权的联系，巩固了解放区。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这支文艺队伍同部队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广大文艺工作者同战士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但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得到很好的锻炼，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获得了丰富的源泉。
在开展游击区文艺活动的初期，常演出一些较流行的救亡戏剧、歌曲，但这些节目都反映不出党领导下的东江敌后游击区抗日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满足不了文艺宣传的要求。只有创作，才能充实文艺工作的生命力与战斗力，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的短剧、活报就成了敌后游击环境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
当武工队深夜潜入敌伪宝安县城南头，经过巧妙而又激烈的战斗，歼灭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叛徒之后，于黎明凯旋回到根据地来，东流剧团的同志立即进行慰问、采访，编写活报《奇袭南头》，并请参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指导排练，参加演出，当晚就在军民祝捷大会上演，及时宣传了战斗的胜利，歌颂、赞扬了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
宝安县毗邻港、澳，农民中不少人信奉基督教，当剧团开进一个基督教徒较多的村庄时，根据调查访问所得，创作了短剧《圣诞节之夜》，揭露日军残暴杀害基督教徒的罪行，歌颂我游击队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激发宗教界人士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我合作共同抗日的斗志。
邹韬奋同志是东江纵队从沦陷后的香港抢救出来的数百个文化人中的一个，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曾安排他在游击区作短期的隐蔽，部队一些指战员都熟悉他，后来，他回大后方去了。当剧团从新华社电讯得悉他不幸病逝，并立下遗嘱要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时，当夜便创作演出了短剧《邹韬奋之死》，歌颂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毕生的崇高夙愿，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
当希特勒即将垮台的时候，为了对广大军民进行时事形势宣传，“拖拉机队”、“铁流队”、“天府队”和“五四剧团”都及时地编演了《大独裁者希特拉》《攻克柏林》等活报。
在游击区不断扩大，根据地比较稳固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创作和演出规模较大和较完整的剧目。一支队宣教股长孙孺同志是游击区的多产作家，从南洋回国参军之前，便出版抗日救亡独幕剧集。他曾为东流剧团创作了《新的区长》《生面人》《谷的风波》等十来个剧本；还创作了五幕话剧《路西一年》，真实地概括了路西游击区军民团结抗击敌顽、建设民主政权和保卫、发展游击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这个戏于一九四四年冬在东江纵队成立周年庆祝大会上由东流剧团首演，后来还由“拖拉机队”“铁流队”和北江支队“铁流队”等在东江南北、北江、韩江一带多次演出。由于剧本反映的完全是游击区军民的切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人与事，观众感到熟悉、亲切，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九四六年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为了答谢山东党政军民对纵队的欢迎与关怀，由纵队政治部政工队（前进剧团）在烟台市演出，通过舞台形象向解放区军民介绍了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
东流剧团创作的四幕话剧《大地回春》（林榆编剧）和五四剧团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老虎九》（梁克寒编剧），是两个剧团在参加减租减息试点工作过程中，根据本身的工作实践，并从双减运动中得来的生活素材进行创作的。当双减运动在全区铺开时，这两个剧曾普遍上演。剧中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暴压迫剥削和勾结敌伪妄图复辟的阴谋，激起了观众的强烈义愤；剧中农抗会员理直气壮地同地主公开说理斗争，并取得“世世代代头一次”的退租退息胜利的舞台形象，给正在投身双减运动的广大贫雇农以强烈的感染和启示；剧中体现的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做法，更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这两个剧的创作、演出，在双减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战斗作用。
三幕五场话剧《奴隶养成所》（编剧梁克寒）是五四剧团创作演出的另一个大型剧目。它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官办中学的黑暗残暴，歌颂进步师生投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歌咏活动在游击区很活跃，很普遍，游击队到那里，那里便响起了革命的歌声，游击队转移了，革命的歌则留了下来，儿童团、青救会、妇女会的歌声依然在山村里飘荡。为配合部队的政治任务和适应斗争生活的需要，文艺战士创作了大量歌曲。纵队关机报《前进报》社的石铃同志曾创作了几十首反映游击区战斗生活的歌曲，并亲自刻腊纸，套色油印成册。如《东江赞歌》（李怀词）《梧桐山颂》（张贯一词）《胜利反归荡》（友秋词）等在部队群众中较为流行。
广大部队指战员、干部除了重视和积极领导文艺工作外，还亲自参加文艺创作。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常给剧团、政工队推荐题材，指导创作和排练，还创作了歌曲《献给同志们》（石铃曲）；三支队政委陈一民和三大队政委史野创作了歌曲《红色的光芒》；四支队政委黄业创作了《帽子峰颂》（劳火曲）。
为了使歌曲更为群众喜闻乐听，文艺工作者在用广州方言与客家方言演剧，运用群众熟悉喜爱的客家山歌、龙舟等民间形式演唱的同时，还用方言进行歌曲创作。根据粤北民歌《唱春牛》改编的《正面战场打败仗，敌后战场打胜仗》唱遍了东江南北广大游击区；由崔景夷作曲的客家方言歌《东江水》（韦丘词）《反抢粮》（马咏词），由林榆词谭军曲的广州方言歌《人民军队来啦！》《光荣输出》等也深受群众的喜爱。在孤悬敌后艰苦作战的日子里，当人们高唱起“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东江纵队队歌》林鹗词、史野曲）时，指战员都为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全国解放区作坚强后盾而斗志更旺，信心倍增。
东纵文艺战士虽远离陕北，但心贴延安，《延安颂》《延水谣》在敌后战场到处传唱，大家把《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作为自己队伍的歌，“铁流队”就是根据《八路军军歌》的“铁流两万五千里”而命名的。当战士们爬山涉水的时候，常轻声哼唱《太行山上》和《吕梁大合唱》的“星光映着汾河弯，月色迷着吕梁山……”等从北方老区传来的歌曲，使远隔万里的革命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文艺工作者更从这些来自老区的创作中吸取营养，得到启示。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电台传到东江游击区后，虽然其中还有个别地方电码不明，纵队政治部立即油印成册，分发给部队。东流剧团、“铁流队”等还组织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开展了小整风，联系实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当延安把苏联柯涅楚克的话剧《前线》作为整风参考材料，通过电台发到游击区后，纵队政治部除了油印分发部队外，还指示“拖拉机”政工队排演这个戏。一九四五年七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召开盛大的干部会议，宣布广东区党委成立，“拖拉机”队在敌、伪、顽包围的罗浮山上，克服了物质上的重重困难，上演了《前线》这个大型话剧，来自各地的党的负责同志和部队指战员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演出，把它看成是从延安直接发来的政治课本。 东纵的文艺战士在敌后游击战争中锻炼成长，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艰苦奋战。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对那些为敌后游击区文艺工作英勇战斗、光荣献身的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表示沉痛的哀念。
他们有：李复好——（女）东江流动歌剧团团员。她退掉家庭给她买好的赴美国读书深造的船票，背着家庭，从香港回到东江参加抗战。曾负责剧团的《奔流》杂志的出版工作，是剧团的“小秀才”。一九三八年因患重病，逝世于惠阳坪山。
肖 英——原是澳门的中学教师，参军后任东江流动剧团副团长，曾参加《路西一年》《大地回春》《流寇队长》等剧的演出。一九四五年在宝安负责情报工作时，在战斗中被捕牺牲。
尹林风——原是香港茶楼工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一年参军。在东流剧团期间，他参加演出的《跳花鼓》等节目，甚得东宝地区群众的赞赏。先后担任过战士、政治服务员、保卫干事、保卫科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带领武工队在江北担负分化瓦解土匪工作时，被土匪杀害。
何谈星——广州儿童剧团团长，后任北江流动剧团负责人。因在国民党狱中惨遭摧残，患上严重肺病，于一九四六年病逝香港。
海风——广州儿童剧团、北江流动剧团团员。在粤北对敌战斗中坚定勇敢，英勇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
唐海——“拖拉机”政工队副队长。在粤北作战中负伤，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杀害。
劳 火——“拖拉机”政工队队员，后留在五岭武工队坚持斗争，被誉为“五岭歌手”。解放战争中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汤 池——“拖拉机”队队员，来自大鹏半岛的青年学生。在大岭山分散做群众工作时身患重病，以身殉职。
梁尚桐——“拖拉机”队北上粤北前夕入队的小队员，只有十六岁。在行军途中患病，遇敌包围被俘，在连县监狱中坚持斗争至病逝。
沈群华——（女）原是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曾任“拖拉机”政工队队员、战斗部队文化教员。长期抱病坚持工作，刻苦耐劳，见困难就上。一九四六年春节在紫金乌禽嶂战斗中英勇阵亡。
余小敏——（女）原是中山大学文学院学生。“拖拉机”政工队队员，主动兼任队的卫生员。她演唱的《朱大嫂送鸡蛋》很受战士、群众欢迎。挺进粤北途中，因患重病，被捕于始兴奇心洞，宁死不屈，牺牲于南雄敌监狱中。
严 冰——（女）“拖拉机”队队员，后参加鲁迅艺宣队，在粤北山区坚持斗争中病逝。
马 鲁——粤秀中学地下党员，是学生进步活动的中坚分子，他创作的歌曲在同学中广为传唱，至今还留下深刻印象。负责“铁流队”队长工作后，在连队工作和民运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深得领导的赞扬和战士的好评，在队内以身作则，团结同志，虚心好学，是全队的学习榜样。日本投降后，调江北指挥部铁骑队任连队政治指导员，一九四五年夏，在博罗何坑头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中牺牲。
李 炼——“铁流队”队员，参队前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连队工作、群众工作中，没有半点知识分子架子，在晚会上，行军中，常临时自编小节目，教育、娱乐战士，演戏、唱歌都很受战士的喜爱。后参加鲁迅艺宣队，北上南雄时，因病掩蔽在奇心洞，被敌包围枪杀。
邓 真——（女）“铁流队”队员，参队前当女工，是中共党员。在队里象大姐似地关心大家，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经常给大家烧水做饭。在群众工作中，埋头苦干。北上粤北时，因病被敌包围于奇心洞，英勇不屈，被敌就地枪杀。
钱玉芝——（女）“铁流队”队员，牺牲情况不详。
区 济——“铁流队”队员，后留地方工作，在一次战斗中因撤退不及，被捕牺牲。
洪佩兰——（女）鲁迅艺宣队队员。北上粤北途中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翁源某地。
何 虹——（女）鲁迅艺宣队队员。在挺进粤北途中，患病隐蔌，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崔景夷——参队前是香港的学生。参队后任鲁迅艺宣队歌队指挥，进军粤北准备与三五九旅会师时，曾改编了《胜利会师大合唱》。一九四五年病逝于粤北宝峰。
陈 昭——（女）西北支队政工队队长，支部书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在始兴隘子汤武畲大山战斗被敌包围，突围时牺牲。
陈志良——（女）西北支队政工队队员，中共党员。后调电台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在始兴瑶山战斗中被捕，在狱中牺牲。
刘 茁——原是连县中学学生，西北支队政工队队员。一九四五年夏，放哨时被敌袭击牺牲。
李 严——粤秀中学学生，西北支队政工队队员。牺牲情况不详。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的东纵文艺战士约二三十人。
日本投降后，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争取全国和平民主，一九四六年夏，东江纵队奉中央的命令，北撤山东烟台，随队北撤的东纵文艺战士，在山东组织了东纵政治部政工队（前进剧团），队长史野，副队长谭军，政治教导员夏洪，后编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第二分团。解放战争爆发，两广纵队成立，剧团编为两广纵队文工团，在华东战场上投入解放战争，直至南下，解放广东。没有随军北撤的部分文艺战士，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转战香港，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了“中原剧艺社”，投入新的战斗，培养了大批的文艺骨干，壮大了队伍，为支援广东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以上忆文根据史野、乔毅、李门、谭军、韦丘、李昭、梁克寒、容彬、戴江、游波、陈海仪、林榆、傅冰等同志的回忆及有关资料，由谭军汇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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