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兰原名李元绍，化名李绍华，1919年10月生于荣成市俚岛镇小耩村。兄弟4人，他为老大（其弟李元伦也是荣成著名烈士、“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在1948年12月7日牺牲在淮海战役碾庄战斗，时任营长。）。父亲李大升，终年种地，农闲时推脚、捕鱼，赖以维持全家的生活。父亲正直、豁朗、愿打抱不平的性格，对张世兰的影响极大。张世兰1927年上学，念了7年书。他学习勤奋，分析和理解能力较强，对老师灌输的封建礼教思想时有反抗。
1938年3月间，日寇相继占领了烟台、威海等地。这时，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荣成接连爆发了黄山、埠柳乡校和古迹顶三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极大地鼓舞着荣成人民的抗日热情。张世兰也从中接受了革命教育，激发起抗日救国热情。这期间，他同好友李振彬常在一起谈论苏区朱德、毛泽东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和打敌人的故事。每次谈论结束时，他们总是说：“我们要想法找朱、毛去!” 1938年9月，经李海堂和张华澜介绍，张世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6月，根据东海地委指示，张华兴在荣成第四区成立了全县第一个游击小组。张世兰参加游击小组后，工作积极，机智勇敢。他领着游击小组锄奸惩霸搞到了许多枪支，还除掉了汉奸关锡增和恶霸李春生。因此，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赖。
1940年2月21日，日寇铁蹄踏进了俚岛。这时，四区游击小组被编为东海地委二区队三连。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留张世兰在村里工作。这期间，他同伪副乡长李振东(党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绕过敌据点，到俚岛街里做义泰商行杨振林的统战工作，联合各界人士共同抗日。
1940年6月，张世兰和同村李云霞(女)一起参加了荣成县委党训班学习。学习期间，东海地委选送张世兰、李云霞等人到胶东区委党校学习。结业后，张世兰被分配到东海地区作地下工作。他带领几名同志，深入文登、牟平、威海一带敌占区，发动群众，锄奸除霸，打击日伪军。
1943年春，胶东区委统战部决定将张世兰派往大连，到刚组建起来的大连分会做领导工作。张世兰在胶东区委统战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便回家待机去大连。他回村后，仍不忘党的事业，主动协助村指导员李元恩开展工作，带领民兵站岗放哨，扰乱俚岛据点的敌人。
1944年2月，大连分会的宋天鹏来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时，统战部丛振东向他转达了区委关于派张世兰(这时，李元绍改名张世兰)去大连分会的决定，并引他见了张世兰。同年3月，张世兰通过关系来到大连。他来后没有立即同大连分会接头，而是托人介绍到西岗电气行当杂差，边做工边观察周围动向。两个月后，当他认定他的到来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时，才到隆兴茶庄(地址在大连市郊马栏屯，是大连分会的联络站)会见了宋天鹏。经宋的介绍，又认识了张寿山和姚华之。
张世兰一上任就抓了建党工作。当时大连分会只有张寿山一名党员。张世兰来后，又介绍宋天鹏入了党。接着在隆兴茶庄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3人成立了大连分会第一个党小组，张世兰任组长。自此，大连分会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地下活动。此后，张世兰为发展党的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45年“八·一五”解放前夕，大连分会已发展了16名党员。这些党员对开展地下工作和以后组建部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世兰在大连工作期间，始终高度重视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常说：“地下工作的安全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了组织和人，还做什么地下工作。”为此，他从以下几方面强调了这项工作：
“严守纪律”。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做地下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如不能乱写乱划，尽量少通信；接头时，必须按规定的暗号进行联系；组织的事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同志之间只能进行单线联系等等。他不但要求同志们这样做，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处处带头遵守。他在大连的住址，两年内换过七、八处，他只告诉宋天鹏一人，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张世兰自来大连，从未给家里亲人写过一次信。直到“八·一五”解放后，他的亲属写信给周总理，才通过组织关系查明了他的详情。
“居安思危”。张世兰常教育同志们：“做地下工作的人，头脑中要多有几根弦。在顺利时，要想到困难；在安全时，要想到危险。古语说‘狡兔有三窟’，就是这个道理”。为了联络站的安全，在张世兰建议下，张寿山、宋天鹏将茶庄的外人投资全部归还；又拿出4千元在大连西岗露天市场古衣商于学彬(会员)那里增设了一个联络点。另外，还拿出7千元在郊区农村复泡子崖买了16间房子，300亩土地和山岚，交给贫农王家声经营。后因出荷粮(敌伪的土地税)太多，变卖了土地，买了一些牛、羊，仍由王放牧。这样，就在农村安了一个应变的“家”。
“处事慎重”。他来大连不久，中共胶东区委派辽东抗盟总会负责人张坚来东北通化矿区开辟工作，由熟悉通化地区情况的王锡礼护送他。路经大连时，张坚住在王锡礼的老乡邢殿忠和邢霄忠家里。二邢是亲兄弟，都在伪关东厅外事课做事。张坚不慎发展了二邢为抗盟会员，并向他们应允如果生活有困难，可找大连分会帮助解决。张坚走后，二邢常以生活困难为由到隆兴茶庄进行勒索。因为他们了解隆兴茶庄的底细，所以随时都有告密的危险，使组织的安全受到威胁。对此，张世兰专门同张寿山、宋天鹏等进行了研究。宋天鹏等人认为，要摆脱这一危险局面，保证组织安全，应将二邢秘密除掉。但张世兰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因为现在还没有事实证明二邢已向敌特机关告密；再说，现在若把他们处死，敌人必然会到处找人。倘若敌人顺藤摸瓜，那我们的组织不但不能摆脱险境，反而可能导致破坏。最后大家同意了张世兰的意见，决定将邢的三弟邢申忠以学习为名，由王锡礼带到胶东，让胶东区党组织将他控制起来，不准他回大连。再加上对二邢进行了正面教育。这样一来，二邢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与此同时，将茶庄典兑给会员于宏海和孟春，另到沙河口侯家沟买下三间木板房，以养猪为掩护，坚持地下工作。从此，摆脱了二邢的勒索，保证了组织的安全。
“敌为我用”。张、宋搬到沙河口侯家沟后，会员梁仁向他们提出，他有个封建帮会家里徒弟周士海(此人系大连周水子日寇陆军仓库的翻译)无房住，要借住一间木板房。张、宋找张世兰商量，张世兰略加思索，说：“好啊，以合法的形式，掩护我们的行动，敌为我用，这是最安全不过的了，完全可以借一间给他们住。”房子借给周士海后，每当敌人前来查户口时，周便主动说，他们是自己人，没问题。这样，一次次避开了敌人的搜查，保护了组织。
张世兰在工作中，坚持对干部和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有一次，宋天鹏到集市买菜，被日本警察捉到伪派出所遭到毒打。宋天鹏受不了这个窝囊气，找到张世兰要求离开大连回胶东老家，拿起枪杆子直接跟日本侵略者拼。张世兰听后，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这样做固然很痛快，但是你想过没有，拿起武器直接跟鬼子拼固然是革命，可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同样是革命。作为党员应该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接着，张世兰用现身说法动情地开导他，“你知道我来大连前违心地离了婚吗?我们夫妻关系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可是，我来大连不能让她知道，做地下工作何年何月回家又很难预料，而且不能给家中写信。音信皆无，死活不明，让人家终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种生活人家受得了吗?所以，为了免除她的痛苦，我不得不走离婚这条路了。”张世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宋天鹏的心，他当即表示：“我要听党的话，坚决不走了，请您放心……”
张世兰长期以工人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一年多来，他一直吃住在工厂里，和工人兄弟感情融洽，打成一片。他经常给工人们讲形势，宣传抗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分析穷人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不能上学，有病无钱医治的根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教育的基础上，他先后在工人中发展了千余名抗盟会员。他还鼓动和指导工人们以怠工、破坏机器等形式跟日伪和资本家进行长期斗争。工人们的多次斗争，都取得了一定胜利。这些会员和部分工人后来都成了组建部队的骨干。
张世兰的生活是十分艰苦朴素的。他长期住苦力窝棚，吃橡子面饼子，喝凉水，啃咸菜，穿补丁加补丁的土布衣裳，一件小白褂穿了洗，洗了穿，都变成了土黄色。可是他来隆兴茶庄开会时，同志们要为他改善生活或置点衣服，都被他拒绝了。他总是说：“我这不是很好吗!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的身份不同，不能脱离群众。”同志们无法，只好从茶庄拿出200元钱，让他自己选购点衣服，他还是不接受，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那样做。可是，他对生活困难的同志却尽力帮助。党员王兆毅家里老婆孩子7口人，没有固定职业，生活混不下去。张世兰和同志们研究，资助他一些钱，让他做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因此，王兆毅由衷地感激党，拚命为党工作，多次机智地完成联络和掩护同志的任务，成为张世兰的得力助手。
“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旅大市阳光灿烂，人声鼎沸，喜气洋溢，欢呼伟大的胜利。然而，在这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一个严峻的新课题摆在张世兰面前：在同党组织联系暂时中断，没有得到新的指示的情况下，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为此，张世兰召开党小组会进行研究，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成立党总支委员会，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二是欢迎苏军开进大连，并抓紧同苏军联系，及早接上关系；三是组织地方武装，配合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8月22日，苏联红军开进了旅大。当晚，张世兰召集张寿山、宋天鹏、姚华芝等9人，在隆兴茶庄连夜赶写欢迎标语。他们把茶庄包茶叶的红绿纸全部搬了出来，突击写了一天一夜。24日晚上，张世兰和会员们分片分段张贴标语。一夜之间，几乎将标语贴满全市。这次活动，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红军的欢迎之情，又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8月26日，张世兰主持在西岗子福兴里李继先家里成立了大连分会党总支委员会，张世兰任总支书记。会上，对组建武装和联系苏军等工作做了详尽地研究和部署。
为了组建武装，他们立即掀起了起枪运动。姚华芝从日寇刑事那里智取了一支手枪，又从“小衙门”警察手中强夺了一支大枪。李荣庭带领于学信、马天增等人，用红布包着小条帚头作手枪，缴获了伪特高刑事宋大智一支手枪，10余发子弹。李继先、那汝田等10几名同志包围了大东旅馆，抓住了土匪头子胡某，解散了土匪20多名，缴获三八步枪8支，短枪两支，战刀、刺刀10余把，子弹一宗。张世兰派李继先、宋天鹏等10几人，夜间到东码头仓库起枪50多支。这样，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就搜集到手枪20多支，长枪60多支，子弹几千发。这些枪支弹药为组建队伍奠定了基础。
9月8日，张世兰、张寿山主持在马兰屯西南山的石门沟召开“抗盟”代表会。出席代表200多人。会上，张世兰讲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旅大人民当前的任务后，强调指出：“眼下社会上一些坏人混水摸鱼，纷纷出笼，他们之中有的是土匪，有的是伪官吏；有的昨日还是为日寇效劳的汉奸特务，今天摇身一变假称共产党，冒充八路军。还出现了一些什么“中国人会”、“维持会“、“治安队”等。为此，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武装，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好社会治安。”接着，张世兰详细阐述了八路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宣布了队伍的番号叫做“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第五支队大连分设支队部”，最后号召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
9月14日，天高气爽，丽日当头。一支人民的部队，在王家沟净水池成立了。600余人编成4个连，张世兰任支队长，(这时张世兰改名李绍华)，赵永昌任营长。编队后接着分发了武器。
支队部成立后，张世兰很重视队伍的政治工作，教育战士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八路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增强革命纪律观念。同时，组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日夜巡逻，站岗放哨。张世兰还带领部队狠狠打击了汉奸张百川(原是西山区伪区长，又是马栏屯伪治安维持会会长)的反动气焰。自此，王家沟一带的治安情况良好，社会秩序稳定，部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抓武装的同时，张世兰还抓紧同苏联红军进行联系。先派李继先、姚华芝到苏联领事馆接洽关系，未成。9月16日张世兰通过陈立中的介绍，亲自到金县，同苏联司令官经过两天的交谈，取得了这位将军的信任，承认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鉴于金县治安队被坏人操纵的情况，苏方同意用我们的武装来改造金县的治安队。
张世兰急忙回大连，向党总支作了汇报。大家听后一致认为：若将部队全部拉去金县会影响大连工作的开展；若不去金县，在大连一时又同苏军接不上头，因此最后决定一半去金县，一半留大连，待金县立，住脚后，再通过金县的关系同大连联系。
9月18日夜里，孟春、吕华自由等人到南山村日本陆军仓库巡逻时，同一个会说苏联话的中国人和两个苏联士兵相遇。通过各自的介绍，知道这个中国人当过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去过苏联，对日宣战后随苏军来到旅大，现在西岗警备司令部工作，人称纪司令。孟春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将他领到支队部见张世兰。张世兰同纪司令交谈后，领他看了我们的部队。纪司令看到我们的战士睡草铺、吃橡子面和糠菜做的窝窝头时，感动得流了眼泪。于是，他同意把我们的武装调到西岗当警察。
第二天，纪司令领张世兰等人到西岗苏军警备司令部，见了苏军中校司令。经过长时间的交谈，终因没有正式证件，他不能承认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只好作罢。纪司令又领张世兰到大广场苏军指挥部去，也未谈成。就这样，金县既没去，大连的关系也未接上，一晃四、五天过去了。
这时候，以张本政为首的一伙汉奸，以国民党的名义，一时骗取了苏军的信任，把持着临时政权，操纵着反动的地方武装，为非作歹，肆意横行。他们对新组建起来的这支人民队伍，视为眼中钉，妄图除掉。张本政的同伙、沙河口苏军警备司令部的便衣头子崔忠敏和便衣孙培臣等向这里的苏军作了歪曲真象的报告，说，王家沟那里有胡子(土匪) 300多人，到处抢东西。苏军中校警备司令不明真象；信以为真，便于9月24日中午，带着中国连级翻译董崇斌和便衣头子崔忠敏、便衣黎栽桂、黎培富及几名苏军士兵乘汽车开到净水池。
张世兰、张寿山等人闻讯走出大门，有个战士问：“开枪吧7”张世兰冷静地回答“既是苏军，我们不能开枪。”这时，崔忠敏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冲进院内，苏军中校警备司令也走到大门附近。他通过翻译问：“谁是队长？”张寿山回答：“我们没有队长。”(当时营长赵永昌在家养病)翻译又问：“谁是负责的？”张世兰回答：“我。”接着说，“我们的队伍是经过金县司令官同意的，明天就要开往金县编为警察。我们还与西岗警备司令联系过。”他们又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张世兰说：“我是胶东派来的。”问：“谁叫你们拉队伍？”张寿山接上说：“我们是日满时期的抗日同盟会。苏军进大连，我们理应组织武装帮助苏军维持治安!、”崔忠敏喝道：“你小子站出来!到西岗见警备司令官的还有谁?谁是管情报的?都他妈的站出来！”于是，张世兰、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威严地站到队列的前面。这时，站在队部门口的两个便衣狗仗人势的狂喊：“你们全是土匪！”张世兰强压怒火，神态严峻地反驳：“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胶东派来的八路军！”一脸杀气的黎培富、黎栽桂凶相毕露，破口大骂：“×你妈的，你们混充八路军，爷们才是正牌的八路军。”接着，他们将张世兰架了出来。张世兰已经意识到局面难以挽回，使大义凛然高呼：“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岁！”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也跟着高喊：“共产党万岁！”这时敌人竟丧心病狂地向张世兰开了枪，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这位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大连分会的领导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连的土地……
张世兰牺牲后，王家沟的群众，受张寿山的委托，在胡文成的带领下，悲愤填膺，满含热泪，厚葬了张世兰烈士。
张寿山、冷青、刘铁山等几名总支委员们，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擦干了眼泪，压抑着胸中的怒火，为不使事态扩大，保存力量，含冤忍恨告别了烈士，离开了净水池，在铁路的旁边，召开了临时总支会，作出如下决定：一、派人继续找苏军联系；二、派人去胶东向区党委报告；三、派人去沈阳找东北局联系。同时还派人立即通知李继先带到甘井子的两个连队，在没有得到苏军承认之前，把枪插起来，保存力量，待机行动。
不久，甘井子苏军警备司令部知道了李继先所带的两个连队后，遂派随苏军来甘井子的排级翻译刘玉泉去缴械。刘玉泉领人来到李继先的驻地，发现这些战士吃糠菜，睡地铺，安分守己，秋毫无犯，又同李继先进行了交谈，他便确认这支队伍不是土匪，而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因此，刘玉泉不但没有缴械，而且还同李继先建立起联系。此后经过磋商，得到苏军同意，用大连支队部160多人，改造了甘井子和沙河口的反动治安队及派出所，解散了甘井子地区3支共300多人的反动武装，成立了警察署。月底，大连市公安总局及分局成立，又从我甘井子的武装警察中抽调出300多人作为建局骨干。
这时，派往胶东区党委和东北局的同志也胜利返回大连。
最令人振奋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害张世兰烈士的几个凶手，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张世兰可以含笑九泉了。
(主要参照大连市中山区民政局编写的《碧血迎朝辉》结合调查材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