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延安
我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从山东省的沂南县青驼寺出发，经过鲁西、冀南、豫北、晋东南、晋西北进入陕甘宁边区，最后到达了延安。全程两千多里。我们一行60多人，于1941年7月动身，到1942年1月到达延安，共走了六个多月。一路上风餐露宿，跨过太行上、吕梁山，越过黄河、汾水，穿过了许多敌人占领的村庄，历尽了千辛万苦，特别是在穿越津浦、平汉、同浦三条大的铁路封锁线时，曾几次遇到了敌人的进攻和大规模的扫荡，在通过同浦铁路时，敌人封锁的很严密，每相距一里路筑两个碉堡，铁路两边挖有三米多宽，数米深的防护沟，探照灯，还有铁丝网等障碍物。要通过是很困难的。我们通过这条封锁线时，大约是夜间三点左右。是由三旅护送，五旅接应的。因为攻克这两个碉堡，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通过封锁线。我们刚走出铁路封锁线数里，记得是到了一个山坡下，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上来了追在我们的后面用炮火猛击，我们一起去延安学习的某部营教导员李青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直到今天，我作为一名幸存者还怀念着那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的同志！
由于被敌人分割，那时交通很困难。出发时，组织上让我们带一部分物资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我带的是一部分报刊，有九斤十二两重（小两）。负责向中央汇报敌占区的工作开展情况。当时行军靠两条腿走路，路远没轻载。带着这些物资，再加上自己的行李和书籍等必需品，又是数九寒天穿着一身棉衣，行起军来是很吃力的，我们一边走，一边设法轻装。公物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保证，不能有丝毫损失。再轻装，就只能在个人的东西上打主意了。但当时除了少量的生活必需品外，就是随身带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常识》等几本书。这些书在当时都是不可多得的，是不能丢掉的。怎么办呢？最后的办法是把生活用品再清掉一点。达到最低限度，把书籍的边缘裁掉，只保留内容，棉被在出发前就已经留给了别的同志，我只带了一条军毯，这条军毯至今我还保留着，棉大衣和棉衣，随着天气的转暖，有的交给了当地的部队，有的抽掉了棉絮做夹衣用了。因为要走很远的路，只有鞋子不敢丢掉，一定要保留一双备用。经过长途跋涉和血与死的考验，我们终于胜利的到底了陕甘宁边区。从晋西北，兴县神府，薛县米脂绥德清间，不久这座挺立在陕北黄土高原群山环抱延水绕前的延安城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清凉山上的古松向我们招手，宝塔山上的九级宝塔在欢迎着远方的战士。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不知怎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战斗与学习
我们到延安时，那里已经成立了“军事学院”（前身为“抗大”三分校）、“中央党校”、“延安大学”与“鲁迅艺术学院”，因为我是属军委系统的，经总政组织部决定，便进入延安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1942年11月间我们与军事学院合并，1943年3月又与“抗大”二分校高干队合并，“抗大”总校，这便是大会合的“抗大”第八期。
陕甘宁边区，不仅接近敌后，而且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封锁之中。我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当时我们到学习不仅没有电灯、汽灯，进行晚自习时，在很长时间里连煤油灯、麻油灯都点不上。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每到黄昏便预先铺好被窝，天黑之后，就在窑洞里摸黑开展学习讨论，进行思想交流。学习的用具，如钢笔、墨水、纸张等都很紧缺，延安当时也生产一种墨水，但产量有限不能充分供应。先前学校领导每月还发给每班一只变色铅笔，可以把铅笔芯剥出来泡成“代用墨水”。但后来，就连这变色铅笔因为搞不到手了。我们只好买点可能买得到的颜料用水泡开代用，以解燃眉之急。在当时，钢笔更是难以解决。所以，同志们对钢笔的爱护，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战士爱护枪支一样。每一次用过以后，不仅小心的卡到衣袋上，而且还要用线绳拴住笔帽，求得双保险。笔头，正着不好用了，就反着用、斜着用，再不然就自己设法磨一下再用。确实不能再用了，就只好换用铅笔。不过铅笔也同样很紧张。每一支笔我们都是用到最后不能再用时才肯丢弃。纸的困难也不小。学校里大部分的课都没有课本或教材。所印的讲义，因纸张条件的限制也很少。主要就是靠自己记笔记。开始每月还发两张油光纸，后来，油光纸也缺了，就发一点马莲草制造的草纸。这种纸，不仅质量差，而且也不足用。所以，大家对用纸也是十分注意节约的。虽然，当时的学习、生活条件都如此的差，但我们的学习的热情都是十分高涨的。
当时，我们各方面的条件确实很差的。记得，我们到延安后，大概是“十月革命节”以后吧，我们发了一套旧棉衣和一件旧的白板的老羊皮大衣。棉鞋、棉袜都没有发，西北的天气特别冷，晚上睡觉连衣服不敢脱。为了不使脚冻坏，有的同志搞一块棉花，有的搞一点羊毛，然后再找块旧布包在脚上，再穿上鞋，这样以来，我们的脚被装饰成像骆驼的蹄子一样。就是这样，大家仍愉悦的工作、学习、跳舞、唱歌、战斗、生活。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幸福的明天，我们不但忍受了艰难困苦，而且积极的创造条件，克服了种种困难，与困难宣战。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学习两不误”。于是，在农忙的季节，我们便上山开荒种地，每到秋收季节，我们每个中队能够收入万斤的土豆，贮藏起来，便是越冬的主要食粮。我们还播种了一些谷子来添补食用，也种了很多蔬菜，这样不但解决了有菜季节的食用问题，而且我们晒了大批干白菜、窑起的大萝卜，蔓青（延安当地产的一种菜）等，解决了无菜季节和冬季的蔬菜问题。我们经常利用业余的时间，走上四五里路到深山里砍烧柴，扛木料，自己来烧木炭，再背回来取暖。当时吃饭虽不定量，但也是有限制的。白面，要一星期才能够吃一次。每次吃面的前三天，就会成为我们互相传播的新闻。吸烟的同志都记得，在前方时，纸烟就很困难，曾经一支烟七八个同志轮流吸。在延安纸烟更少，就连旱烟叶也不易搞到。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戒了烟。其它吸烟的同志也是七拼八凑的勉强吸上一点，那火柴就更缺了。有时为了找火种，从这个窑洞串到了那个窑洞。甚至从山上串到山下。“抗大”的物质生活是苦的，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充实的，在这里可以经常听到中央负责同志及各根据地回延安的同志的报告和一些著名学者的讲演。舞会、戏剧歌咏及球类的比赛活动也很多。同志们克服了生活上的暂时困难，领导也要求我们不能过多的加重边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出路在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李富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就强调要增加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就是大生产的模范。领导的教育和行动，鼓舞了在延安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胡宗南的捣乱及“皖南事变”等，都更加使我们把愤怒变成了力量。发奋图强，鼓起了更大的革命干劲。
现在，我们重提“抗大精神”，就是要让我们党的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重新发扬光大。
永生不忘的教诲
我们到了延安，不仅渴望能见到毛主席，还更希望能亲耳听到毛主席的直接教诲。到达延安后，虽然能经常的见到毛主席，但一直没有遇到直接听毛主席讲话的机会。只是从报纸上、报告中、文件里学到毛主席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思想。还有其他首长的讲话，也体现着这一精神。不论机关、学校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总是写“抗战到底”。从这一切中，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真正领导核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不畏任何艰险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历史已经雄辩的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整顿“三风”，毛主席亲自向军政研究班的全体教职员工，作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毛主席是那样的朴素，穿着一身旧灰棉军装，袖子上开着绽露着棉絮，使我有机会亲耳听到了伟大领袖的声音，那洪亮有力的演讲，现在回忆起来还犹如萦绕在耳旁。
奔赴前线
1945年7月，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我们提前结业，到前方去参加反攻，我们编成了两个队，一队去华中新四军，一队到山东去。我便是在这个时间离开“抗大”随山东一队出发的。当我们行进到河北朴阳时，接到中央电示，令我们留下少数同志去山东，其余同志都到东北区。我被确定回山东分配工作。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进攻和封锁，边区在1941年前后遇到巨大的困难。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被盖。像这种情况应该说是苦的，但困难“吃苦”是现在的回忆。在当时不感到”吃苦”，因为自参加革命以来，从前方到延安，党总是注意不断的提高每个人的思想觉悟。在困难到来之前，党又指出前途，指出克服困难的方法，领导我们克服困难。当时在延安党就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事例教育我们。我们听了这些教导，鼓起了勇气，认为要革命就不能怕吃苦，革命光荣的含意中是包括了吃苦在内的。为了创造今后的幸福，要吃得一时的苦，因为有这样的坚强意志和信心，不怕苦也就不感觉苦了。的确我们是以战斗姿态来对付困难的。所以，一切困难都被克服了。困难一旦被战胜，就感到万分愉快。
这就是令我终生不忘的在“抗大”渡过的一段时光，回忆起来，更激起了我对党的热爱，对失去战友的深切怀念。让我们更加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我们的伟大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原载《抗大历史研究》总11期，2000年在文字上作了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