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季方(右三)、陈丕显(右一)、钟期光(右二)、管文蔚(左二)
季方入步兵33标（团）第三营前队为副兵。标统赵声、管带林述庆等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季方受他们影响很深。入伍3个多月后，保送入江苏陆军小学，继而升入陆军第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任沪军北伐敢死队排长；癸丑革命参加湖口起义，任长江七省讨袁军总司令部警卫营营长；丙辰反袁因事泄被判刑10年，袁世凯死后始获释。
季方的父母、祖父母都不烧香拜佛，塾师亦不讲鬼神，季方也就不崇拜神佛，入伍入学后还学了一点科学知识，他便求索宇宙万物及人生的真谛。反袁失败，天主教的神父向他宣传上帝是"全知全能、赏善罚恶"的，季方质以"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偏要造出多缺多憾的世界？""善恶既皆出于上帝，为什么上帝要造些恶人再造些善人，来赏善罚恶？"神父亦不能答。同狱的辛亥革命前辈秦效鲁，让季方先从中国的老子、庄子入手，有机会再进而研究佛学中大乘的经典。庄周清净无为的思想不能满足他，出狱后季方便醉心于大乘佛学的研究，幻想众生用自己的"业力"（意识的力）去建构一个真善美的极乐世界，而自己应当有所作为。
1919年季方在刘仁航创办的上海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结业后，回乡组织"海门地方自治研究会"，因在《民国日报》发表《请看土皇帝修公路的黑幕》，县政府密令拘捕，幸得友人陈训丹通知出走上海，方知这世界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
两次在沪期间，季方曾与方志敏等热血青年同住一个亭子间，也曾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交往。受"劳工神圣"思想影响，他曾身体力行入厚生纱厂做工，但备受帮会势力欺侮；走投无路中参与编辑、发行《道路》杂志，仍然没有出路；老国民党人徐谦让他到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查经"，"引经据典"宣传所谓"共产主义"；同情十月革命的张墨池介绍他参加"俄灾赈济会"，宣传救灾恤邻，募集捐款；他也曾仿效张墨池组织"江苏兵丁贫民共产团"，还发起"人道社"--他认为"人道"就是"大道"、"大同"，实现大同的根本办法是"尊重良心"，"共产"是消灭私有制的一种手段。这一切尝试虽屡屡碰壁，但却阻挡不住他在迷惘中继续不断地求索。
1921年，经同乡、老同盟会员茅祖权介绍，季方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总务部工作。
1924年7月，应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之聘，任少校特别官佐，先后任教练部办公厅副官，教导团营长、党代表，第一期第十队队长，校长办公厅主任副官，并参加第一次东征。季方真诚地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季方因校长蒋介石反共，深感失望，离开黄埔。
1926年夏，参加北伐。先后任总政治部组织（党务）科科长，总政治部代主任兼江西善后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四·一二"前夕，与新编第26军党代表赵舒乔装乘货轮潛归武汉，重返总政治部，任中将军事指挥。
1927年5月二次北伐返师后，总政治部把从蒋介石集团逃回武汉的500多政工人员编为教导营，季方任营长。7月，应对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教导营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编为第四军教导团，季方任参谋长，随军"东征讨蒋"。"八一"南昌起义，因教导团素有"赤化"之名，被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黄琪翔）突然缴械，见无"异动"，旋又还枪，团长侯连瀛愤其形同儿戏而辞职，张、黄乃强季方任团长。季方因原所熟悉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都已离去，无所秉承难以负责，留函出走。其弟季刚（强成）、季直（毅成）随团参加广州暴动，幼弟季直牺牲。
1927年11月，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1928--1930年邓演达在欧洲期间，不断和季方通信，就国内外形势、革命的指导思想、策略和具体纲领交换意见，季方并在法租界八仙桥创办"爱的书店"，发行《灯塔》、《突击》两种刊物，但不久即遭巡捕房查封。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7月19日主持召开有10个省、市代表和19位高级骨干参加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纲领性的《我们的政治主张》。8月9日举行结党式，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推选邓演达、彭泽民、黄琪翔、季方等组成中央干事会，总干事邓演达，季方与罗任一负责总务兼联络，又与黄琪翔共同负责军事工作。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山先生，不能代表国民党，所以要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蒋；中国的革命只需要革命的国民党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不需要第三党；中国的革命应经民主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季方受他的影响极深。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向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季方等多方奔走营救，不果。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秘令杀害邓演达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顿失重心，意见不一，中央陷于瘫痪。1932年春，为继承邓演达遗志，季方前往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继续从事反蒋活动，并与任锐在西兵马司创办北辰中学。9月，借为北辰中学筹款，化名季中原，至西北试寻出路，晤邓宝珊於兰州，后在宁夏嶝口被捕，买通公安局长始获释出。
1933年秋，晤孙殿英於包头，得知十九路军将举事於福建，遂兼程前往；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於福州，季方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团高级参谋，奉派前往联络孙殿英组织军事委员会西北分会，共同反蒋。1934年1月"闽变"失败，4月季方被捕，押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禁。季方坚执孙中山的主张，因拿不出他现行反蒋证据，"交保释放"。
当时农村已陷于破产。刘仁航的地方自治，主张从建"大同新村"做起；二次北伐时，季方又常和邓演达、俄国顾问铁罗尼讨论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1935年春，季方联合百来家中小农户，在江苏省灌云县云台山大汪村，组织"大汪新村合作社"。章程规定以劳力资金分别入股，产品按股分配，希冀社员依靠自己的劳力加上水利，成为自耕农。苦于资金短缺，季方夫妇到北平筹资，不料 "卢沟桥事变"，南北交通断绝，季方的新村旧梦亦彻底破灭。期间季方曾骑自行车跑遍冀东数县，进行抗日民情考察，认为只要加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大有可为。
1938春，季方夫妇携刚满月的女儿，转道大连，乘日轮回到已沦陷的上海。季方与素所相知的辛亥革命前辈王绍鏊，多次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抗战亦已势在必行，但抗战的胜利，依靠国民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作为个人，即使回到国民党的政府去工作，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必须参加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里去，有领导地进行活动，才有意义。1938 年5月，季方经王绍鏊介绍参加共产党，由陈少云（雨苍）单线联系，在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武抗"），凭借个人的社会关系，回到江苏海门、启东、南通等地，联络杂色武装。首先帮助整顿陆洲舫（兆林）的"护航游击队"（约3000多人，新四军东进后收编为海防团，陆任副团长）。
民众抗日武装领袖瞿犊、王进被害后，1939年春，季方受江苏各界旅沪人士推派，到重庆反映敌后人民苦况。陈诚遵蒋介石旨意聘其为设计委员会委员。季方不愿在陪都消磨，决定回敌后抗日。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琛，任其为少将指导员。季方返沪，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与陈少云失去联系。被"驱逐出境"后，即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名义，到苏北奔走团结抗日。
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任季方为整军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政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韩国钧）。季方深感江苏党军政不统一，无所作为，转去泰州陆小同学、苏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任参谋长。副总指挥李长江排挤季方，参谋处长许少顿是C C分子，1940年6月底，对季方封锁消息，突然袭击驻郭村新四军，季方愤而告病回家。
韩德勤电促季方去其总部，任以"总参议"。地方开明士绅，纷纷要求国共双方停止摩擦，一致抗日。韩国钧（紫石）希望季方出面为各方沟通。季方劝韩德勤尊重民意，同新四军合作抗战，韩却说"如果新四军有诚意，就必须首先退出姜堰，然后才可谈判。"新四军本已率先停止军事行动，韩德勤却得寸进尺无理刁难，各界代表均觉实难启齿，但陈毅同志为团结抗日，仍决定退出姜堰，并要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去接防。季方在往复奔走途中，见89军军长李守维正磨刀霍霍集部胡家集。季方劝他们考虑地方舆论和新四军的实力，李守维却说决心跟新四军拼了！季方即去姜堰见陈毅，面告一切。李守维率军倾巢南追新四军，旋即黄桥决战，李守维跳河灭顶，全军覆没。于是猬集在通、如、海、启地区的顽地方武装惶惶不可终日，而新四军要控制长江通道、联通大江南北，必须开辟通、如、海、启。陈毅批评季方不接受韩德勤任命的苏四区（辖通如海启）专员职务，季方说，"顽虽共称三几万人，但情况复杂，兵无斗志，我军若乘战胜之余威，长驱直入，有如摧枯拉朽耳！"然陈毅坚持团结抗日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于是季方受命于陈毅，与陈同生同志不带一兵一卒去掘港镇。1940年10月，他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身份，召开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提出与新四军民主合作。会议决定成立苏中第四专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推举季方任总指挥。季方提名保安一旅旅长兼如皋县长薛承宗、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新四军记者"陈同生任政治部主任，均通过。因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抗战，专员季刚及县长、军政人员皆未变动撤换，另成立财经委员会，由地方士绅王己劲任主任。指挥部还办了抗日教导团培养干部，季方并召妻钱讷仁来做医务工作。
但是，这种不韩不共的"中立"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为稳定局势，季方发动苏四区各界人民团体，联名电清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兼指挥陈毅），对苏四区实行统一领导。陈毅遂派陶勇率三纵进驻。
陈丕显同志曾说："当时在南通，季方是最有威望的……他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到南通来，召集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苏四区游击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陶勇同志在他后面来的。没有季方，就得靠打，才能统一通如海启。有了他，那些杂牌部队收编过来了。"
徐承德受韩德勤拉拢，在石港掘壕据守，陶勇亲自打电话，他也不来指挥部开会，季方和陈同生单车匹马到石港去也未能说服他。12月下旬徐承德袭击、围攻掘港指挥部，被击溃后率残部投降日寇构筑据点，不久被我摧毁，徐承德被当场击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陈毅代军长；3月，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司令部成立，季方任司令员，副司令员陶勇（兼）、刘先胜，政委向明（后为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陈同生。钱讷仁任医务主任。8月，日伪发动大规模扫荡，专员季刚擅离职守，遁往上海。季方临危受命兼任苏四区行政专员，1942年3月发表《告通、如、海、启、崇同胞书》约法五事，时年已50开外，鬼子扫荡掘港，他和刘先胜最后撤出来，并和敌伪多次争夺掘港。掘港沦陷后，环境更为险恶，司令部几乎天天移动，部队（代号"江海大队"）化整为零，季方携妇将雏随带不过一连人，坚持打游击，并寻机拔除敌人据点，如三阳镇据点便曾三筑三拔。
1943年秋奉命赴军部述职并请示机宜、学习考察。季方颠沛流离、饱经战乱、戎马半生，难得休整，军部的学习更强化加深了他的辩证唯物史观。季方曾因组织关系一时难查，1940年秋由钟民、洪泽介绍，重新人党。此番在军部，潘汉年到香港遇王绍鏊，证实了季方1938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季方由一个百折不挠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4年春夏季方调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主持行署工作。1945年8月，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当选苏中区代表出席延安"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因重庆谈判停止召开）。"8·15"日寇投降。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行政公署合并，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主席，季方任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50万军队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粟裕指挥反击，七战七捷，季方代表苏皖边区政府亲临火线慰问。秋，季方兼华东军区行政干部学校校长，率全校北撤山东后将全体干部移地方分配工作。
1947年夏，华东军区在渤海区成立华东高级军官教导团，对千余名国民党高级俘虏军官进行教育训练，派季方接替江靖宇任团长，联络部长刘贯一兼政委。1948年9月济南解放，歼敌10万余，活捉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军官团进驻青州（益都）一带。淮海战役前准备收容数以10万计的俘虏，组建华东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季方任总团长，陈同生为总团政委，副总团长刘希泌，总团副政委徐仑、杨西光，刘斗奎、张甦平为正副教育长。克日开赴滕县等紧接前线地区，以便就近接收俘虏。淮海战役65天歼敌55万余，活捉社聿明、黄维、吴绍周等蒋军高级将领，军官教导团每天接收俘虏五六千人以上，工作十分繁忙。季方对工作极有信心，紧张而又细致。他将新民主主义结合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遗教分析阐明，切合国民党高级战俘的思想心理，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作风严正而又和蔼耐心，与政委陈同生配合默契，"学员"们说："季团长苦口婆心，浪子也要回头；陈政委两眼能看穿你的五脏六腑，说得你芒刺在背，不改也不行啊！"二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教育卓有成效。他还常常亲自与"学员"个别谈心。例如与王耀武谈："当年黄埔是要培养你们做国家的干城，蒋介石已背叛了中山先生，难道你还要做他一姓的家奴吗？" 王耀武不久即改变态度，到电台讲话，使蒋介石极为恼怒沮丧。1984年12月，季方犹在《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为文云："我们黄埔同学都是老成谋国的人了，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肩起历史重任，推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淮海、平津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通知季方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华东解放区代表。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第三、第四届常委，第五、第六届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季方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1955年至1957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1958年12月，当选为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前身的、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此后主要精力都放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历任农工党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农工党"九大"前后，季方由于年老体弱，多次恳辞中央主席职务，农工九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一致推选他为名誉主席。
1987年12月 17日，季方病逝于北京，终年98岁。1979年曾预立遗嘱云：
余自出世以来，已经历了三个三十年。前两个三十年都是从内忧外患中度过来的……直到第三个三十年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余亦得欢欣鼓舞地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入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遗憾的是，三十年来没有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致贫穷落后的旧貌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现在唯一的希望全寄托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的子女都已能自食其力，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传统，不可稍存觊觎侥幸之念。是所至嘱。
（季明2005-7-8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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