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我在三大队五队工作，学员是由淮南地区北撤的地方乡级干部，多数是已工作了几年的农民出身干部，也有少数初中文化程度和参加工作不久的 “小知识分子”。那时战争形势很严峻，从华中撤退到山东，大家心情沉重，惦记留在淮南的亲人，不愿远离家乡，对转入到军队顾虑较多。但他们毕竟比较开朗，年纪比较轻，较少有妻室儿女的牵挂，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在党员骨干的带动下，能够积极响应号召，学好本领上前方。他们希望学政治，准备到前方部队当个文化教员或类似别的什么工作。但那时队里军事课占的比重很大，要练刺杀，练投弹，练队列，学战术，从单个动作学到排连战术。后来由于“创模” 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为了争取“模范班”，大家竞相起早睡晚。在学习热潮的推动下， 这些知识青年学军事的态 度也有了很大改变。有个李荣，学军事最不积极，但到了关键时候却表现了应有的觉悟。 临毕业时举行了一次连攻防演习，李荣选了一堆蓬松的地瓜藤作掩体，姿势又高，凑巧对方的演习子弹中混进一颗真子弹，这颗子弹又偏偏飞向那堆地瓜藤，打穿了李荣的右颧骨，钻进了右肩。我以为他准是大哭大叫，可是当我和副队长跑去把他抬下来时，他没有哭没有叫，半晌喃喃地说了一句：“我没有学好军事”。这个同志平时给别人的印象似乎很不带劲， 但在关键时刻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却陡然使人对他敬重起来。李荣这个 “小知识分子”从此给我留下了长期不能泯灭的印象。
第二期我在二大队六队工作，这是一个主要培养部队文化干部的队，“小知识分子”更多了，绝大部分是胶东地区新参军的，多数在村里担任过民兵指导员、村助理等不脱产职务或小学教员。 也许胶东地区历来有闯关东的传统，他们虽常津津乐道自已家乡的山山水水，但并不被所谓“家乡观念”所牵累，一到军大就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地唱着一首叫做《战斗英雄任常伦》的歌。他们把“任”读成“尹”，我笑着说：“这 个战斗英雄叫任常伦，不叫‘尹’常伦。”他们回答说： “是‘尹’常伦，咱胶东黄县人。”他们和胶东农民一样淳朴，一样为自已家乡出了这样的战斗英雄而自豪。
这个队第一阶段是政治思想教育，主要通过时事教育、建军教育，弄清解放战争前途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使命。除了采取上课、讨论等传统方法外，后来吸收兄弟队的经验，还采取了“诉苦”的方法，这在当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很好方法。胶东的知识青年是在根据地长大的， 又都是农民的子弟，所以，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罪恶是不难发动的，这同后来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大不一样。我在当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控诉大会已连续开了几天，今天上午大家的情绪特别激昂，控诉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过去看书读报对旧社会的污浊、国民党的暴行了解还不是很深。
今天同学们的发言象一幅幅真实具体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确实是这样，干部和学员的心灵都受到震撼，一种真正的同仇敌汽的情绪，一种为打倒地主阶级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争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共同的强烈愿望，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 这些胶东知识青年摩拳擦掌，决心要学好军政业务， 早日走上前线。干部也个个表示安心学校工作，把学员送上前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感情，今日思念起来，真是比金子还要贵重。
诉苦教育以后， 由在队里工作的曾在淮南地区任过县委宣传部长的王晕同志上《土改的内容与阶级政策》课。同时，一面组织驻村工作组在当地搞阶级调查，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进行学习，一面发挥他们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长处，自导自演，排演了当时颇有名气的五幕话剧《血海深仇 》。他们非常高兴，白天上课、讨论，夜晚排戏，没有女同志，就由他们自已反串。后来给附近几个村的群众演了几场，演戏的看戏的情绪都很高，这在当地是空前的事情。
最后一个月突击学习业务课，军事课程有“兵器学”、“射击”、“步兵班、排攻防战术”，政治课程有“连队干部职责和工作关系”、“战场宣传鼓动工作”、“连队通讯报道工作”、“立功运动”、“民工政治工作” 等，都是急需的业务知识。时间紧，内容多，来不及消化， 他们就每晚赶抄笔记，准备带到前方去。
这个队的中期，从本校预科大队调进20多名知识青年出身的原国民党军队尉级军官。他们虽然对我们存有许多疑虑，但大都能够对来我军后的所见所闻进行认真思索，对两种军队进行对比。有一个叫齐文逊的，湖北宜昌人，初中毕业便投了军，曾经当过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的上尉副官，性格温和，说话细声慢语。他刚来时沉默寡言，过了一段时间便能够同我深入谈心了，谈自已的身世，谈求学和从军经历，谈自已日后出路。他和同来的一些人一样很重感情，只要敞开肺腑真诚对人，就可能会得到对方一颗坦露的心。戒心太重，只能使他们对你持同样的态度。齐文逊开始时对许多问题都持有自已的看法，在讨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就是这样。班里有的同志便汇报说他思想顽固，这些不很切实的汇报只能 加深他们的疑虑和不安。我们便努力说服这些同志要客观看待一个人，要启发、尊重他们，要多同他们谈心，做真正的朋友。后来在“诉苦”教育时，我们把他们一样视为受过旧社会苦难煎熬的人，齐文逊和另外几个解放过来的学员在小组里倾倒了自已的“苦水”。临近毕业时，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六队和三队的来自预科大队的学员回到国民党军队去。不少人恋恋不舍。不久，我收到齐文逊在途中托人捎回来的信。信上说：“明天就要迈出解放区了，大概后天就会到济南。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半年来的教育，不会忘记你和队长以及其他许多干部对我的帮助。我回到那边以后会对得起共产党、解放军、对得起你们……”。几个月后，我军解放济南，同齐文逊等人一起去济南的原三队学员党明山重新回到我军，我见到时向他打听齐文逊的下落。可惜他们也说不清楚。我至今还怀念这个宜昌人。
军大第三期我在一个连级军事干部队工作。第四期是解放济南以后的事了。我在二团一大队工作，四个中队全是济南入伍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个是女生队。大多是因战事而一时辍学的初、高中学生，也有失学已久的社会青年。他们初来时对军大抱着观望和试探的态度，我们便从各方面努力使他们安下心来。济南机场营房刚经历了战火，一片狼藉败落，我们首先给他们的宿舍装修电灯、门窗，安上火炉，帮助他们建立了“泽东室”（课外阅读和娱乐中心）。他们很高兴，还未正式开学就热烈地进行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的比赛，唱着《解放区的天》，引得其他大队的老学员每天都好奇地来观看。
但是，困难却在他们未曾料到的时候降临了。12月30日上午，全大队集合在大操场北边一座空仓库里，准备进行歌咏比赛。两架敌机从低空快速飞来，驾驶员对机场营房是熟门熟路，没有盘旋侦察就扔了五枚炸弹。事后回来一看，一枚炸弹把二队一个班的宿舍炸翻了，一枚炸弹把四队（女生队）的“泽东室” 炸毁了。当天下午不少学员跑回家了。 有的是家长从城里来喊回去的。谣言也来了，说国民党飞机还要来大炸济南机场。我们一面派人四出动员，一面按原计划筹备开学。轰炸的第二天，我们与校直机关联合组织了团拜大会，迎接胜利 的1949年。过了几天，回家的学员陆续归来了。经过这一次考验，思想也逐渐坚定了。敌机仍不断光顾济南，没有人再跑回家。特别是1949年1月16 日，这一天济南遭到大规模轰炸，12 架次敌机轮番轰炸市区。 投下了80多枚炸弹， 二大马路、菜市场、万紫巷等繁华地段炸死市民200多人。这天我们只有一个队下乡防空，其余三个队就地进入防空壕，周围高射机枪响个不停。 当飞机飞走后，学员们就欢快地跑出防空壕，整理好内务，重新把未干的衣服凉在晒衣架上。
这一期的教学几乎全是政治课。在进行时局教育、新旧两种学校和两种教育方针的教育中，着重解决他们对时局、对军大的观望和怀疑态度。尔后主要是两门理论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间题。事实证明，这两门理论课对于济南这一批学员的思想启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第一次接触这些新鲜理论，开始时是好奇心，后来觉得真有东西可学。但同时又出 现对教学设施简陋，对缺乏大本理论书籍，对常开讨论会这种学习方法有不满足的情绪。然而马列主义理论的巨大魅力吸引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哪个党派哪个人所能转移的，个人只有革命才有前途，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这一期的这种教育对于渡江后的华东军大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有成效地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这一期也进行过“控诉”教育，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
第四期前后不到三个月，淮海战役胜利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这批学员提前毕业。他们不再是新兵了，背起背包在火车站集合时个个精神焕发，充满着欢乐的情绪。他们竞相要赶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贡献自已的一份力量。
我望着隆隆地向南开去的列车，心潮澎湃。以往儿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村头的道路旁边，目送着远行队伍消失在树林丛中、山岗背后。现在这一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是呼啸着的钢铁巨龙载着他们飞驰而去。革命的胜利前景已经象喷薄而出的红日展现在眼前，华东军大走过她的艰辛历程，迎来了满天朝霞。
不久，我也乘着南下的列车，奔赴刚解放的徐州，参加了华东军大徐州分校的招生工作。一大批徐州当地的和外地滞留在徐州的知识青年成为分校的新学员。投身军大的知识青年更多了，军大的事业更加欣欣向荣。（原题目《踏着风雨来 迎着朝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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