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溪同志简介：

原徐州地区行署顾问我 当 区 长李清溪 我从皖东北区党委轮训队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喜出望外，全村的人都来看我。祖父母热泪横流，既心疼又责备我，说：“你这个孩子呀，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一个人出去，也不对家里说一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吗？”母亲也是这番话。我完全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看到老人这么大年纪还为子女操心，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安慰他老人家说：“要是告诉了家里，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的，就是让我去了，路途这么远，情况又那么复杂，你还是不放心。”妻子流着眼泪说：“自你走后，俺就像掉了魂一样，带着咱这不到两岁的孩子，望星星盼月亮，到处投亲访友打听消息，结果谁也不知你上哪儿去了。后来传来了什么洪泽湖里的游击队都被日本鬼子‘扫荡’打死了，俺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不知是什么味，吃也吃不安，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下子找到你。为了保你没事，平平安安，俺就驮着孩子到集上去求神问卜，算命占卦，给老天爷烧香磕头，唉！到底是保你平安回来了。” 我在家里仅住了两天，便到邳南县委报到，听候分配工作。县委书记是林源，说：“你回来的正好，眼下我们这里也需要把党员干部训练一下，不然，没有一批过得硬的干部，要坚持抗日是困难的。咱们马上就把党训班办起来，你把学来的东西，党员的修养等传授给大家。”我们很快就把党训班办起来了，那时住在巨山后一带，半月一期，共办了两期。 在加紧轮训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同时，我们还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统战工作。邳南的统战工作自从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之后，已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由邳睢铜地委书记李云鹤同志亲自抓的，他对外的名义是八路军运西地方办事处主、f-王，大家都称他李主任。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我们党深得邳南各界人士的拥护（当时，国民党五十七军的人马从此地北上，对地方也没有什么骚扰）。1940年9月，邳南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在小黄山胜利召开了，通过正式选举成立了邳南人民民主政权——邳南行署。杲益斋被推选为行署主任。邳南行署是邳睢铜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对全区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邳南行署下属两个区，即三区和四区，三区区长赵佑民，我被推选为四区区长。三区的范围主要是八岔路、巨山、古邳、张集一带。我们四区的范围主要是土山、薛集、包庄一带。那时地方上有三方面政权：一个是国民党的政权，一个是敌伪政权，再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三种政权的各自行动方式大体是这样的：日伪政权主要在铁路沿线；国民党顽政权则驻在土山镇里；我们的人民政权就建立在土山周围的乡村。敌伪政权的辖区内一片黑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不必说。就是土山镇里，顽政权也同样是索粮派款，敲诈勒索，人民恨之入骨。只有我们人民政权的辖区才是一片光明。我上任区长以后，首先想到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为人民做事，保护人民的利益。对于顽伪政权向群众的骚扰，我们是坚决打击的。在根据地内，我们推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优军优属，普及文化教育，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根据地。由于我们的政策对头，群众拥护，社会风气也好，可以说根据地内真正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对于八路军共产党的相信程度，真可说胜过了一切，邳南政权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则创造了没有经过流血的斗争而建立政权的先例，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表扬。在人民支持下，我们根据地便逐渐扩大，至1941年10月，原有的邳睢铜三县政权已扩大到邳（县）睢（宁）铜（山）灵（璧）四县，成立了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由纵翰民担任，副主任呆益斋。经常活动在巨山周围的前后李湾子、聂家阁、聂老庄子、• 136• 包庄和薛集等地。 当然，说没有经过流血的斗争而建立了政权，主要指的是大的方面的战争冲突，而不是说一枪未放，一点危险没有。事实上，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过程中，斗争也是复杂的，危险的，有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事故。1940年秋的一天，我们区公所住在土山东大吴庄一带，离我家不过10多里路。我好久没回家看看了，就在头天晚上来到家里。本想看一下就走，但由于天黑，加上家里有事，就没有赶回区公所。不料，第二天天刚发亮，日寇的大队人马就从大榆树车站开过来了，到我们庄前头又停下来休息，还有大炮坦克。我看他们没有展开兵力“扫荡”的企图，估计是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路过这里。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我把马拴到了墙内巷口里隐蔽起来，只身出门向庄后躲去。因为呆在家里万一被鬼子发现逮了去就不好办了。适巧我家叔李俊立正在庄后锄地，我就装作拔草和他一起于活。正在我心里踏实一些的时候，两个日本兵骑着马走了过来，我心里不禁一惊，这两个日本兵下马后就叫我给他遛马。我叔父看到这，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把敌人的马牵走了。临走时，他暗示我仍然低着头干活，不要慌张。我当时穿着农民服装。这两个日本鬼子是来巡逻的，他没看到什么动静，我叔父把马遛后交给他，他们也就走了。虚惊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情况越危险越紧急，越要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 1940年10月，我们土山区才成立不久，敌伪军便感到是对他们的威胁，千方百计地妄图把我们挤出去。一天，汉奸曹以会、胡庆桂带领赵墩维持会80多人窜到土山镇，住在西门内吕省三的家里。吕家四周有院墙，房屋较多，并有楼房作屏障，胡曹二人妄图以此为基地，控制土山镇。我们主要活动在土山镇周围的一些村子里，很明显，胡曹的维持会，对我们土山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地委李云鹤同志。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土山立足的问题。李云鹤同志说，就这样办。接着，便调来了三大队，还有一个主力连，加上我们区队的兵力，总共有400来人，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了敌情，分配了任务，明确了打法，并成立了战斗指挥部，李云鹤任总指挥，田宝瑚大队长任副总指挥，呆益斋、赵佑民、陈绍伯和我四人为委员。具体部署是：三大队担任主攻；孙存余率主力连在房亭河北岸准备阻击增援之敌；区队负责维持土山镇里的市面治安，防止有人乘机乱哄抢东西。战斗于当天晚上七时许打n向后，三大队的同志们在火力掩护下，奋不顾身地向上冲，一时枪声四起，杀声震耳，敌人提心吊胆，不敢露面。但是，由于院墙太高，又没有炸药，所以一时未能攻进去。正当我军准备发起强攻时，敌人狗急跳墙，趁着天黑，在院墙打了一个洞，11时左右，借我军换防之际，突围逃窜，为了迷惑我们，他们还狡猾地边跑边喊“维持会跑了！追啊！”并在天主教堂门口将我们的一名岗哨打死。我闻讯后，带领一名通讯员追赶，连发数枪，但是又怕误伤自己人，也就没有多开几枪。结果回来一看，胡曹二人的维持会真的跑了！真是后悔莫及。接着我们来到了吕省三的院子里，看到敌人的破棉被和其他衣物均未来得及带走，大小便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令人气愤不已。我们便总结了此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一是缺乏实践经验，部队成立不久，这是第一次上火线；二是防守不严，换防时给敌人钻了空子；三是思想麻痹，认为反正是已把敌人包围起来，他们不能飞走。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当天晚上我们严加防守。第二天，我们看到土山东门外有两匹被打死的敌马，看来这要算唯一的战利品了。想想昨天晚上到网的鱼竟让它跑了，心里仍然不是滋味。但是，这时突然来了新的情况，昨天晚上逃回赵墩据点的维持会，向日寇汇报了土山的情况，第二天天刚亮，大批敌伪军便向土山开来，其先头已到北门。我们采取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法，赶在敌人“扫荡”到来之前，即向巨山一带转移。敌人来到土山扑空后，恼羞成怒；一方面用火力追杀我军，一方面糟蹋老百姓。然而，我军并没有什么伤亡。敌人抢了老百姓一些东西，便仓皇而回。 这次土山战斗虽然失利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以后，维持会再也不敢来土山捣乱。这样，邳南根据地便有了安全的北大门。 我军经过土山战斗的锻炼之后，战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1941年春的一天晚上，天气还有点冷，10点钟左右，邳南三大队在田宝瑚、陈绍伯两同志的带领下，与我们区队的一部分武装相配合，去突袭碾庄鬼子据点。当时，敌人正在熟睡之中，我们的同志以迅速隐蔽的动作，首先干掉了敌人的岗哨，冲进屋内从床上捉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日军夫妻胜利而归。由于这两个日本人是日军某师团长的亲戚，因此日寇十分恼怒，便集合千余兵力，对我邳南根据地进行了空前大“扫荡”，声言若不交出入来，就血洗邳南。面对敌人的“扫荡”，邳南三大队仅有400余兵力，武器弹药也不很齐全，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抢在敌人合围之前即转移到灵璧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我当时一直和土山区公所在一起活动。面对敌人的“扫荡”，我考虑了几个方案：一、如上级来通知，即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二、如上级不来通知，我们即就地疏散，隐蔽活动；三、组织区小队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结果，我们很快便接到了邳南行署的通知，指示我们连夜疏散，武器也要藏起来。于是，我们就遵命而行，人员好疏散，有群众的掩护，敌人休想发现。但是，枪支藏在哪里呢？我们分析：土山西边吕菜园村民主人士吕玉娥，经过我们的统战工作，平时比较开明进步，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再说，敌人的“扫荡”并不能在这常住。这样，我们就把区公所里无法带走的10多支枪和王钟英、刘桂兰等女同志，掩藏在吕家。掩藏时，我们对吕玉娥当面谈清：请他一定要保证这些人和武器的安全。他态度诚恳。所以，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在敌人“扫荡”期间，区队里有一个土匪出身的曹斌云突然投靠了赵墩的敌人，报告了我们掩藏枪支和人员的地点。这样，敌人便直奔吕菜园村吕玉娥家，逮捕了女同志，搜出了10多支枪。事情发生后，我连夜赶到现场，处理善后，将其他武器集中起来转移到内地，并立即报告邳南行署。组织上除派联络人员到伪区营救被捕女同志外，同时鉴于我和区队长陈德明同志在这次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分别给予我们撤职处分。对于这件事，我是有口难言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缺乏高度警惕，对区队武装没有严格审查。但是，平常区队和区公所，在战争环境是分头行动的，又不在一起，我只有接受这一教训罢了。后分配到邳南公学任教。 六、任古邳区区长 我在邳南公学工作几个月，便于1941年夏被调到睢宁县第九区（古邳区）任区长。古邳又名旧州，如同土山一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相传，汉朝张良进履得天书的圯桥，就在旧州的东边不远处；吕布吊死的白门楼，也在这里；还有老1日州城沉没的传说等。如今，我来古邳区担任区长，自然产生一番感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竟被日本强盗糟蹋成这个样子，每一个炎黄子孙唯一的出路就是誓死抗战！上任区长后，我主要抓了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减租减息，优军优属，巩固和发展武装保卫解•放区等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工作还是很有起色。那时候，我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帮助群众干活，群众都把我们看成自家人，村子里如果发生什么纠纷，我们就进行调处，深得人民的拥护。所以，看一个政权是不是巩固，归根到底是看它能否为人民谋利益，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在那种战争的环境里，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其原因，就是我们真正为人民而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不久，我又被调到邳南县政府任秘书，县长是吴云培。县政府经常活动的地区，也就是三区和四区。我在邳南县政府工作不到三个月时间，又被调到睢宁县政府任秘书。县长是农超谋，广东人，讲话口音我们有些听不懂；李达仁同志任民政科长，活动也只能在占城古邳一带。不到三个月，我又被调到联中任教。在这一段时间里，调动频繁，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这就说明流动的环境，工作流动性也很大，只有听候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