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徐州地区行署顾问我 当 区 长李清溪 我从皖东北区党委轮训队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喜出望外,全村的人都来看我。祖父母热泪横流,既心疼又责备我,说:“你这个孩子呀,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一个人出去,也不对家里说一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吗?”母亲也是这番话。我完全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看到老人这么大年纪还为子女操心,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安慰他老人家说:“要是告诉了家里,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的,就是让我去了,路途这么远,情况又那么复杂,你还是不放心。”妻子流着眼泪说:“自你走后,俺就像掉了魂一样,带着咱这不到两岁的孩子,望星星盼月亮,到处投亲访友打听消息,结果谁也不知你上哪儿去了。后来传来了什么洪泽湖里的游击队都被日本鬼子‘扫荡’打死了,俺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不知是什么味,吃也吃不安,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下子找到你。为了保你没事,平平安安,俺就驮着孩子到集上去求神问卜,算命占卦,给老天爷烧香磕头,唉!到底是保你平安回来了。” 我在家里仅住了两天,便到邳南县委报到,听候分配工作。县委书记是林源,说:“你回来的正好,眼下我们这里也需要把党员干部训练一下,不然,没有一批过得硬的干部,要坚持抗日是困难的。咱们马上就把党训班办起来,你把学来的东西,党员的修养等传授给大家。”我们很快就把党训班办起来了,那时住在巨山后一带,半月一期,共办了两期。 在加紧轮训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同时,我们还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统战工作。邳南的统战工作自从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之后,已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由邳睢铜地委书记李云鹤同志亲自抓的,他对外的名义是八路军运西地方办事处主、f-王,大家都称他李主任。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我们党深得邳南各界人士的拥护(当时,国民党五十七军的人马从此地北上,对地方也没有什么骚扰)。1940年9月,邳南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在小黄山胜利召开了,通过正式选举成立了邳南人民民主政权——邳南行署。杲益斋被推选为行署主任。邳南行署是邳睢铜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对全区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邳南行署下属两个区,即三区和四区,三区区长赵佑民,我被推选为四区区长。三区的范围主要是八岔路、巨山、古邳、张集一带。我们四区的范围主要是土山、薛集、包庄一带。那时地方上有三方面政权:一个是国民党的政权,一个是敌伪政权,再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三种政权的各自行动方式大体是这样的:日伪政权主要在铁路沿线;国民党顽政权则驻在土山镇里;我们的人民政权就建立在土山周围的乡村。敌伪政权的辖区内一片黑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不必说。就是土山镇里,顽政权也同样是索粮派款,敲诈勒索,人民恨之入骨。只有我们人民政权的辖区才是一片光明。我上任区长以后,首先想到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为人民做事,保护人民的利益。对于顽伪政权向群众的骚扰,我们是坚决打击的。在根据地内,我们推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优军优属,普及文化教育,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根据地。由于我们的政策对头,群众拥护,社会风气也好,可以说根据地内真正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对于八路军共产党的相信程度,真可说胜过了一切,邳南政权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则创造了没有经过流血的斗争而建立政权的先例,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表扬。在人民支持下,我们根据地便逐渐扩大,至1941年10月,原有的邳睢铜三县政权已扩大到邳(县)睢(宁)铜(山)灵(璧)四县,成立了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由纵翰民担任,副主任呆益斋。经常活动在巨山周围的前后李湾子、聂家阁、聂老庄子、• 136• 包庄和薛集等地。 当然,说没有经过流血的斗争而建立了政权,主要指的是大的方面的战争冲突,而不是说一枪未放,一点危险没有。事实上,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过程中,斗争也是复杂的,危险的,有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事故。1940年秋的一天,我们区公所住在土山东大吴庄一带,离我家不过10多里路。我好久没回家看看了,就在头天晚上来到家里。本想看一下就走,但由于天黑,加上家里有事,就没有赶回区公所。不料,第二天天刚发亮,日寇的大队人马就从大榆树车站开过来了,到我们庄前头又停下来休息,还有大炮坦克。我看他们没有展开兵力“扫荡”的企图,估计是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路过这里。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我把马拴到了墙内巷口里隐蔽起来,只身出门向庄后躲去。因为呆在家里万一被鬼子发现逮了去就不好办了。适巧我家叔李俊立正在庄后锄地,我就装作拔草和他一起于活。正在我心里踏实一些的时候,两个日本兵骑着马走了过来,我心里不禁一惊,这两个日本兵下马后就叫我给他遛马。我叔父看到这,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把敌人的马牵走了。临走时,他暗示我仍然低着头干活,不要慌张。我当时穿着农民服装。这两个日本鬼子是来巡逻的,他没看到什么动静,我叔父把马遛后交给他,他们也就走了。虚惊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情况越危险越紧急,越要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 1940年10月,我们土山区才成立不久,敌伪军便感到是对他们的威胁,千方百计地妄图把我们挤出去。一天,汉奸曹以会、胡庆桂带领赵墩维持会80多人窜到土山镇,住在西门内吕省三的家里。吕家四周有院墙,房屋较多,并有楼房作屏障,胡曹二人妄图以此为基地,控制土山镇。我们主要活动在土山镇周围的一些村子里,很明显,胡曹的维持会,对我们土山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地委李云鹤同志。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土山立足的问题。李云鹤同志说,就这样办。接着,便调来了三大队,还有一个主力连,加上我们区队的兵力,总共有400来人,占绝对优势。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了敌情,分配了任务,明确了打法,并成立了战斗指挥部,李云鹤任总指挥,田宝瑚大队长任副总指挥,呆益斋、赵佑民、陈绍伯和我四人为委员。具体部署是:三大队担任主攻;孙存余率主力连在房亭河北岸准备阻击增援之敌;区队负责维持土山镇里的市面治安,防止有人乘机乱哄抢东西。战斗于当天晚上七时许打n向后,三大队的同志们在火力掩护下,奋不顾身地向上冲,一时枪声四起,杀声震耳,敌人提心吊胆,不敢露面。但是,由于院墙太高,又没有炸药,所以一时未能攻进去。正当我军准备发起强攻时,敌人狗急跳墙,趁着天黑,在院墙打了一个洞,11时左右,借我军换防之际,突围逃窜,为了迷惑我们,他们还狡猾地边跑边喊“维持会跑了!追啊!”并在天主教堂门口将我们的一名岗哨打死。我闻讯后,带领一名通讯员追赶,连发数枪,但是又怕误伤自己人,也就没有多开几枪。结果回来一看,胡曹二人的维持会真的跑了!真是后悔莫及。接着我们来到了吕省三的院子里,看到敌人的破棉被和其他衣物均未来得及带走,大小便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令人气愤不已。我们便总结了此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一是缺乏实践经验,部队成立不久,这是第一次上火线;二是防守不严,换防时给敌人钻了空子;三是思想麻痹,认为反正是已把敌人包围起来,他们不能飞走。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当天晚上我们严加防守。第二天,我们看到土山东门外有两匹被打死的敌马,看来这要算唯一的战利品了。想想昨天晚上到网的鱼竟让它跑了,心里仍然不是滋味。但是,这时突然来了新的情况,昨天晚上逃回赵墩据点的维持会,向日寇汇报了土山的情况,第二天天刚亮,大批敌伪军便向土山开来,其先头已到北门。我们采取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法,赶在敌人“扫荡”到来之前,即向巨山一带转移。敌人来到土山扑空后,恼羞成怒;一方面用火力追杀我军,一方面糟蹋老百姓。然而,我军并没有什么伤亡。敌人抢了老百姓一些东西,便仓皇而回。 这次土山战斗虽然失利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以后,维持会再也不敢来土山捣乱。这样,邳南根据地便有了安全的北大门。 我军经过土山战斗的锻炼之后,战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1941年春的一天晚上,天气还有点冷,10点钟左右,邳南三大队在田宝瑚、陈绍伯两同志的带领下,与我们区队的一部分武装相配合,去突袭碾庄鬼子据点。当时,敌人正在熟睡之中,我们的同志以迅速隐蔽的动作,首先干掉了敌人的岗哨,冲进屋内从床上捉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日军夫妻胜利而归。由于这两个日本人是日军某师团长的亲戚,因此日寇十分恼怒,便集合千余兵力,对我邳南根据地进行了空前大“扫荡”,声言若不交出入来,就血洗邳南。面对敌人的“扫荡”,邳南三大队仅有400余兵力,武器弹药也不很齐全,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抢在敌人合围之前即转移到灵璧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我当时一直和土山区公所在一起活动。面对敌人的“扫荡”,我考虑了几个方案:一、如上级来通知,即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二、如上级不来通知,我们即就地疏散,隐蔽活动;三、组织区小队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结果,我们很快便接到了邳南行署的通知,指示我们连夜疏散,武器也要藏起来。于是,我们就遵命而行,人员好疏散,有群众的掩护,敌人休想发现。但是,枪支藏在哪里呢?我们分析:土山西边吕菜园村民主人士吕玉娥,经过我们的统战工作,平时比较开明进步,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再说,敌人的“扫荡”并不能在这常住。这样,我们就把区公所里无法带走的10多支枪和王钟英、刘桂兰等女同志,掩藏在吕家。掩藏时,我们对吕玉娥当面谈清:请他一定要保证这些人和武器的安全。他态度诚恳。所以,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在敌人“扫荡”期间,区队里有一个土匪出身的曹斌云突然投靠了赵墩的敌人,报告了我们掩藏枪支和人员的地点。这样,敌人便直奔吕菜园村吕玉娥家,逮捕了女同志,搜出了10多支枪。事情发生后,我连夜赶到现场,处理善后,将其他武器集中起来转移到内地,并立即报告邳南行署。组织上除派联络人员到伪区营救被捕女同志外,同时鉴于我和区队长陈德明同志在这次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分别给予我们撤职处分。对于这件事,我是有口难言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缺乏高度警惕,对区队武装没有严格审查。但是,平常区队和区公所,在战争环境是分头行动的,又不在一起,我只有接受这一教训罢了。后分配到邳南公学任教。 六、任古邳区区长 我在邳南公学工作几个月,便于1941年夏被调到睢宁县第九区(古邳区)任区长。古邳又名旧州,如同土山一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相传,汉朝张良进履得天书的圯桥,就在旧州的东边不远处;吕布吊死的白门楼,也在这里;还有老1日州城沉没的传说等。如今,我来古邳区担任区长,自然产生一番感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竟被日本强盗糟蹋成这个样子,每一个炎黄子孙唯一的出路就是誓死抗战!上任区长后,我主要抓了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减租减息,优军优属,巩固和发展武装保卫解•放区等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工作还是很有起色。那时候,我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帮助群众干活,群众都把我们看成自家人,村子里如果发生什么纠纷,我们就进行调处,深得人民的拥护。所以,看一个政权是不是巩固,归根到底是看它能否为人民谋利益,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在那种战争的环境里,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其原因,就是我们真正为人民而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不久,我又被调到邳南县政府任秘书,县长是吴云培。县政府经常活动的地区,也就是三区和四区。我在邳南县政府工作不到三个月时间,又被调到睢宁县政府任秘书。县长是农超谋,广东人,讲话口音我们有些听不懂;李达仁同志任民政科长,活动也只能在占城古邳一带。不到三个月,我又被调到联中任教。在这一段时间里,调动频繁,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这就说明流动的环境,工作流动性也很大,只有听候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