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8 月,我奉命从小江镇调往白色恐怖的白石 水地区工作。一天,白石水地区金街那阳村党员郑绍棠 来到小江接我。我们走了半夜路,才到郑绍棠的家。 白石水地区在张世聪(张二叔)的领导下,党的建 设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敌强我弱,为了保持实力,减 少损失,县委执行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要白石水人 民把坚持一年多的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解散了部 队,调走了干部。我们部队一解散,干部调走,敌人就 乘机直人。国民党陈国勋带领两个正规营和保安队、乡 自卫队共一千多人,第四次围剿白石水。一夜之间就占 领了我们斗争的中心地带金街、枫木根、石碑坝、旱坡、 楠术根、柑子根等二十多条大村庄。敌人日夜封村围捕、 杀人放火,抓了几百名群众关押在大成,又把三四十个 他们认为是“共党分子”的,送到合浦、廉州囚禁。有 二三百名群众逃上山,到处找张二叔(张世聪),要张二叔 领导他们打敌人。他们都找不到,只好下山田家,又被 敌人捉去强迫自首。凡是自首的,要每人交一支枪,没 有枪交的,要交谷交钱。如果人不在家的,就认为参加“奸匪”,要家里人“悬红”(赏钱)捉亲人。被迫自首的, 还要带粮食去参加“联防剿匪委员会”的联防队,天天 去封村捉人。群众走投无路,人心惶惶,很多外逃他乡 替人做苦工暂避风头。如金街的赖明贵、赖茂臣两人跑 到多蕉去替人耕田打短工;三角塘的黄家祥,下底坝的 张体宽等,到白沙盐田做工一年多才敢回来。许多人家 破人亡,妻离子散,白石水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到了白石水,找了一些人,把合浦中心县委组织 部长唐才献的几点指示作了传达: 1 、尽快恢复和党员、 群众的联系,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不争取中、上层人 士出面保释被捉的党员和群众,安定人心、恢复生产; 3 、 要求陈国勋退兵,惩办凶手,优抚被害家属; 4、揭露国 民党反动派不打日寇、专打老百姓的反共反人民罪行, 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 为了找一可靠掩蔽住处,尽快进行工作,郑绍棠向 我介绍了几个关系户,叫我选择。经过研究,认为郑的 同乡徐美才比较合适。因为,徐家很穷,是我们团结依 靠对象。他在珍珠塘村的大路边,开有一间粥铺,我以 生意人的身份在他家住下,不易被敌人识破。况且,粥 铺位于白石水、武利、张黄的交叉点上,方便我开展串 连工作。几天,后,我由郑绍棠带去认识徐美才。 徐美才的文化不高,勤劳朴实, 富于正义感。一昕 说我是一个穷苦人,为了躲征兵而出来做生意的,就非 常同情我,同意我在他家住下。这样,我以卖菜种做小 本生意的身份,隐蔽在徐美才开的粥铺里。不久,上级又叫打人敌人内部担任文书工作的陈定恭,为我搞了一 张身份证。 为了使徐美才相信我是做生意的,早起,帮他推磨 做豆腐;日出,挑着“菜种担”到各吁场转游;晚上, 才和党员群众接头联系。 开始,我对卖菜种的行情不懂,郑绍棠就要我麻利 些,说:“大哥佬,生意人要靠嘴巴自吹,你卖菜种时一 定要‘车大炮’(吹牛皮),不然,就不象一个做生意的。” 由于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枫木根桐党员庞家业就亲自 带我走村串户。一次,庞带我到合水口卖菜种,半路上 遇到保长和两个保丁查问。庞主动上前,说我是他的亲 戚,多蕉人,来卖菜种的,保长才准放行。但刚走不远, 这个保长又带兵追上来阻拦,我拿出了身份证,庞又说 了许多“好话”,才打消保长的怀疑。这件事使我深有体 会,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土,革命者离开了群众, 没有人民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庞家业能和我一起去卖菜种对我开展工作更有利。 因为,庞的熟人多,门路广,他见人来,就帮我宣传哪 一个菜种好,哪一个菜种舰。经他这么介绍,想买菜种 的和不想买菜种的都围扰过来。甚至,连国民党的乡丁 也来凑热闹。有些人知道庞家业曾和张二叔一起做事, 见庞和我在一起,猜想我是张二叔派回来的,都愿意和 我接近,故意借火抽烟,探问菜种行情,或者和我闲谈 家常了解我的言行。在群众的心中,我的秘密身份渐渐 变成公开的秘密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接头,我找到了瓦窑窝的党员 叶玉堂、吴顶兴和叶梓才夫妇;金街的赖源金、赖华臣; 三角塘的黄玉昌、郑云辉、黄池江、黄福华等二十多个 党员。但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因被上级组织认为不肯把 自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要坚持打敌人是坚持 错误而不同意恢复关系。如金街的郑广隆两兄弟、三角 塘的黄家禄、赖源洋等,这些同志在白石水武装斗争中 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象这样的同志,只要我知道是党 员的,都主动去和他们联系。然而,在当时一片白色恐 怖气氛笼罩的白石水,和党员秘密接头真不容易。有些 党员和我见了一次面,就不敢再见我,有些党员我约好 在山上见面,约了好几次也不敢来。佛子岭的张广生, 学有一手好枪法,经常上山打猎。为了和他接上关系, 我在山上的炭窑等了三四晚才见到他。 和党员群众联系上后,我仍是一边挑着菜种担.一 边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经常和他们在炭窑过夜,一起 谈心,一起开会,一起商量如何争取中、上层人士吴国 宝、张必才、张福廷等出面保释被捉的党员、群众。为 了慰问被害的家属,我和陈普坤以及其他党员分头做王 作,说是张二叔派我们去慰问他们的。他们听了深受感 动,互相间暗暗传说,二叔的队伍又回来了;甚至有人 说,二叔的队伍有一二百人在麻疯窝住了两晚……这些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陈国勋耳里,他们信以为真, 马上派人去抄山,但抄了几天也不见张二叔的影子。 敌人封村捉人,并村围闸,封锁粮食,企图把我游击队困死在山上。但是,敌人搞了一年多的白色恐怖, 也抓不到半个游击队员。后来,不得不改变主意,派出 张族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过师长的张枚新和张相奇来劝 说,并封官许愿,妄图诱骗张世聪、朱兰清两人出来自 新。但敌人的阴谋不得逞。敌人不肯释放捉去合浦关禁 的三、四十人,其中有几个还是我们的党员骨干分子。 如勾刀水的共产党员张体钦,群众多次要求释放,敌人 就是不同意。李辉臣、张体春两人还被囚死在合浦监狱。 此后,我们因势利导,动员群众成立各种组织。如 “兄弟会”、“姐妹会”、“同心会”等,使大家团结一心, 反对国民党拉丁抽税,反对恶霸地主力口租、改批和抢耕。 成立“兄弟会”的村庄有金街、那阳、井田麓、佛子岭、 张大塘、乌榄埂等,每个村庄都有十个八个会员,再由 会员选出会长。如果抽到兄弟会的人去当壮丁的,大家 知道消息,就互相通知逃避。不能逃的就凑钱买壮丁顶 替。总之,大家团结一致,对付国民党的征兵征税。 后来,我们在这些群众组织中,挑选一些人参加特 别游击小组。对于那些反动的保甲长,我们发动群众改 选或者对他们施加压力,争取过来,使之成为“白皮红 心”的两面人物,更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坚持斗争。 1942 年初,我把联系上的党员重新建立党组织。一 个是百挂塘支部,支书是赖桂廷;一个是三角塘支部, 支书是黄玉昌。还有那阳小组,组长是郑绍棠;细筋竹 小组,组长是陈国兴;瓦窑窝小组,组长是叶梓才。个 别村庄成立不了小组和支部的,就个别联系,如张广生、包梓廷、张体宽、黄在文等,并在金街培养了赖源福、 赖作亮等五、六个青年农民作入党对象。后来,我又在 枫木根石塘村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 悟和斗争本领。 由于恢复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群众象吃了定心丸, 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生产也慢慢地恢复正常。一些被 迫自首参加“联防剿匪委员会”的人,主动前来找我表 示:我们参加联防队是被迫的,但我们的心没有变,虽 然晚上参加站岗放哨,也是装个样子,即使卡路,也不 会打二叔的人;如果二叔回来,我们参加他的队伍打敌 人。由于和群众的关系熟了,许多人有什么心里话也愿 意对我说,有什么事情也叫我帮办。他们见我挑着菜种 担到处转时,就说:“大哥佬,过去张二叔领着我们打敌 人,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现在,二叔走了,元人领 导我们同敌人打,我们的鼻子却被敌人牵着走。不如你 领导我们和敌人打,不信打不赢他们。”我在白石水臼色 恐怖的情况下,就是依靠群众,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展 武装力量,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