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7 年,家在宝山城南 金家宅,是-个独家村,地处吴淤口炮 台湾,有三间瓦房,屋后还有个葱绿竹 子林园,前有条小河,属纯农村家庭,耕 耘着10 余亩农田,饲养着耕牛,还适量 养些鸡、鸭、羊等家畜,是户勤劳朴实的 农家,过着吃穿不愁的农家乐园生活。 父亲金桂生是农业上强劳动力,并能掌握针灸为附 近农民治理一般病理。父母生育我们姐妹兄弟5 人, 3 个 姐姐, 1 个妹妹,我是老囚,奶名小弟,读过初中2 年书,学 名金玉堂,参加革命后改名金进。 1932 年1 月28 日,日军侵略上海,激起国民党的第 十九路军抗日奋战。那时我5 岁,全家人随父亲从炮台 湾逃难至杨行乡下泥浦桥一个远亲家。战争结束,回家 时,家已成一片瓦砾,连栖身之所也没有了。“八·一三” 淤沪抗战爆发前夕,母亲带着我们姐弟5 人经浦东到上 海法租界堂叔金国祥家中避难。他的米店开在十六铺, 家住在菜市路仁寿里。不久, 3 岁的小妹因患麻痊去世 了。冬天父亲来看我们,回老家。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未 遇见一个活着的人,在公路两边的田野里躺着的尸体,厚 厚的白雪也掩盖不住。路边的村庄几乎看不到一处完整 的房舍,全被烧毁了。自家的房屋也被烧毁了,只能到潘妈妈家暂住。见到了生病的大伯父,晚上他们把亲眼目 睹的日军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等暴行告诉我们。他们所 以能幸存,是日军认为他们太老了,不杀也会饿死的。从 此,日军的残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 抗日战争初期,炮台湾地区是主要战场,战前人们已 纷纷逃难离散,加上日军登陆后烧杀抢掠,一片荒凉。由 于年幼,抗日早期活动情况知道较少。对我有过影响的 有孙家菊的两位哥哥(都死于肺病),我虽未见过,但他们 留下的一些书刊,对我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影响。大约 在1940 年1941 年间,我从孙家菊同学处借阅过《通俗社 会科学二十讲》、《大众哲学》;进步小说有巴金的《家》、 《春》、《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茅盾的《子 夜》等等以及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战斗诗 篇,有些还手抄下来。特别是一些进步报刊,刊登了八路 军、新四军的抗日消息,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的真 相,终于让我慢慢地明白了中国的未来只有依靠共产党。 同学孙家芳去过苏北解放区,因生病回家养病;后在 宝山中学上学。她与我谈起解放区组织儿童团、妇救会、 民兵等抗日人民团体的情况,还讲了许多军民团结战斗 的故事,让我振奋。抗战初期,同学浦振宝的哥哥浦振松 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后在战斗中不幸牺性,也让我敬 佩。 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陆亚雄。他是我们杨行张万 生药店店员沈铭章、李奇章的挚友,经常来我们药店楼上 宿舍。他很健谈,从社会新闻到抗日战争形势,从日军“清乡”的残暴到必然灭亡的趋势,常常引起我的共鸣,激 起我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恨。有一天,陆亚雄告诉我有一 个文学团体叫“梅友社”,并借给我几本手抄本《梅友》杂 志,动员我写些文章。在煤油灯下,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 读完了这几本《梅友》,有的文章反复读了几遍。文章揭 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凶残和汉奸走狗的卑劣无耻,唤起我 的爱国之心。以后他又经常提供一些进步书刊,包括毛 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读后常与我讨论,使我认清了形 势,懂得了只有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能救 中国的道理,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表示 希望去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到抗日最前线。陆亚雄告诉 我,要抗日不一定非要去根据地,在沦陷区同样能干抗日 救国的事情。当他知道我来张炳辰这里拜师学医的介绍 人是炮台湾日军营房的翻译张木全(汉奸)时,高兴地对 我说:“现在你就可以为抗日救国的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 了。”给我的任务是了解炮台湾日军营房内的布局与变动 情况,如人员流动情况,哪能些部队走了,哪些部队来了, 部队人数、番号、武器装备,高射炮和探照灯位置等。并 告诉我不以暴露自己,了解的情况只能向他汇报,不能向 其他人透露等地下工作纪律。后来我严格遵守这些纪 律,连杨行党支部的同志都不知道,只有与吴淤情报站的 黄眷兰、蒋炳强有过联系外,其他人也都不知情。我的情 报来源主要是跟张木全去采购日军军需品时坐在伙食车 上或坐在他的自行车后侦察情况;其次,是随清理粪便和 垃圾的农民进营房,一面干活,一面侦察;第三,找在日军 营房中当零杂工的工人聊天,从中了解所要的情报。当我把得到的情报向陆亚雄汇报后,他总是把数字写在报 纸的夹缝或烟盒内,立即送吴淤情报站。做这些事虽有 生命危险,却充实了我的人生,并对我以后的革命工作奠 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吴淤 新四军情报站不仅有骨干力量,还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 的青年积极分子,并与社会上各种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 使冒险的情报工作隐蔽在广大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 既完成了任务,又保护了自己,敌人始终未能发现在自己 鼻子底下活动的新四军情报站。我的这项工作一直做到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为止。 参加地下军 1945 年初一的一个晚上,在杨行张万生药店楼上,陆 亚雄召集我和沈浩、沈铭章、李奇章等人开了一次秘密会 议,传达布置组建地下军的任务。地下军是我党领导下 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 配合我军解放上海”的一支骨干力量。大家在讨论中认 为:一是组建地下军的时间紧迫;二是在郊区便于隐蔽, 利于活动;三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陆亚雄还介绍了法 国等欧洲国家的地下军给德国希特勒占领军以沉重打击 的情况,增强了我们对胜利完成任务的信心。会上决定, 由我负责吴淤、泡台湾、宝山城厢一线的地下军组建工 作。第二天我即回炮台湾老家,找到铁路工厂工人朱宏 兴、刘纪宗和浦敬明(浦光耀)三人,他们均受过党的教 育,是爱国青年。在讨论时,他们一致认为组建地下军十分及时,并愿为此做出贡献。并决定采用滚雪球的办法, 每人联系2 ~ 3 人,作为组建地下军的骨干人员。大家还 认为在发展成员的同时,还应在老一辈工人、农民中开展 抗日爱国教育,他们中有些人受过北伐时工人武装起义 的影响,有些人在抗战初期曾参加过救护团,懂得一些军 事和武器使用知识。我们通过老工人朱阿兴的工作,又 团结了一批中年抗日积极分子。通过频繁活动,内部认 定符合地下军条件的骨干有9 人,积极分子20 余人。 1945 年5 月1 日晚上,是我终身难忘的人党宣誓日。 地点在陆亚雄家的一间小屋内,沈浩和我是宣誓人,陆亚 雄是介绍人,诸敏是上级代表。宣誓仪式既简单又严肃, 墙上贴着自制的一面党旗,诸敏同志念誓词,他读一句, 我们跟一句。宣誓后诸敏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讲话,并 宣布抗战时期杨行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陆亚雄为书 记,我和沈浩为支部委员。当时我和沈浩的心情十分激 动,诸敏讲的有些话至今记忆犹新。讲得较具体的是,我 党当时最低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讲 到当时形势, 是“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还讲到 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并 穿插讲了些优秀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事迹。诸 敏同志充满激情的讲话不仅使我深受教育,更使我觉得 身上的担子重了。此后,我在炮台湾地区先后发展了刘 纪宗、浦敬明、朱宏兴人党,组成了党小组,由我担任小组 长。通过宣传教育,又发展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地下军 活动,有金玉珍、孙家芳、孙家菊、朱阿兴、苏家栋、范妙根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盟军进入反攻阶段,经常空袭炮 台湾的日军军事基地,引起当地群众的恐慌。为了保护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杨行党支部研究决定,动员地下 军成员协助把炮台湾日军军事基地附近的老百姓(主要 是老人和孩子),撤到杨行以西农村的可靠农民家中暂 住,人数约百余,部分青壮年白天去杨行附近避居,晚上 回家休息。 1945 年7 月初,组织上通知我们杨行地下军同志到 青浦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参加骨干培训班。同去参加学 习的人有杨逸、陆亚雄、沈浩、赵飞、李奇章、沈铭章、张德 平和我共8 人。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骑自行车从杨行 出发,到沪西后把自行车存放到我姐夫家的一个木工作 坊内,然后分头步行到诸翠的一个茶馆集中。地下军负 责人诸敏亲自到茶馆里来接应我们,带我们到纪王庙附 近的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村庄。我们到时已是傍晚,这里 已有从大场、龙华、清河泾、江湾等地来的地下军同志,连 我们共有20 余人。当天晚上,培训班开始,领导上宣布 了培训计划、培训班纪律和注意事项。培训的主要内容 有国际国内形势、如何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地下军活动的 战略战术、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等。教师由近郊工委书 记周克、副书记诸敏等同志担任。 第二天上午开始上课,首先由周克同志讲国内外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他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希特勒被打败后 的局势,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以反法西斯同盟国的 胜利而告终;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灭亡,但还会作垂死挣 扎;国内顽固势力会加紧反共反人民,汪伪汉奸可能摇身一变,与顽固派结合继续欺压人民。根据形势周克同志 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壮大地下军队伍。 他还要求我们尽可能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各种有利于人民 的公开活动,要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甚至打人敌人内部, 开展隐蔽工作。他还强调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坚 持单线联系方式,没有必要就不要发生横的关系等等。 诸敏同志主要讲地下军如何进行战斗,以及共产党人如 何保持革命气节等内容。他从战略上讲城市地下军如何 采取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正规部队解放城市;从心理战 术上讲如何在敌人统治的心脏上插上一把刀子,鼓舞人 民的斗志,灭敌人的威风;从战争’战术上讲如何采取城市 游击战的方式,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斗志。他还具体 介绍了如何处决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如何阻挠某些敌 人危害人民利益的行动;如何破坏敌人的仓库和交通设 施等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在讲共产党人革命气节时,诸 敏同志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一些与敌人英勇斗争、甚至牺 牲的优秀共产党员的真实故事,使我们学有榜样,深受教 育。训练班除上课外,还分散到各竹园内组织讨论,加深 理解。同时进行实际训练,如晚上站岗、夜行军,以及枪 支和手榴弹使用等科目。 一个星期的学习训练使我们这些青年党员的思想觉 悟和理解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展地下工作的本领也增 加了不小,为我们发展地下党、地下军活动,以致后来走 上解放战争的征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杨行地下党活动已受到当地敌人监视,于是诸 敏同志决定活动中心地点从杨行转移到我的家中。其优点是独家村后有竹园、前有树木环绕,比较隐蔽,虽在敌 人鼻子底下而一般无人注意。记得7 月16 日或17 日 晚,在我家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也是支部成立以后从单线 联系转为集体讨论的第一次会议。诸敏同志亲自参加会 议,并布置任务,即分头保证张贴好《朱总司令给八路军、 新四军下达进军令》传单。行动时间必须在半夜凌晨3 点前,地点除杨行外,可在罗店、月浦、宝山、刘行、顾村、 吴淤、杨树浦一带,重点选在交通要道、人员稠密区、敌伪 机关和营房门口。我负责挑选8 名地下军人员, 在宝山 城内、炮台湾、吴淤镇张贴25 张传单。第二天,消息很快 传遍家家户户,群情振奋。而日寇、汉奸闻讯,惊恐万状。 自从青浦回杨行后加速进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解 放上海的准备工作。我白天在药店内尽力做好本职工 作,晚间骑上自行车去炮台湾,找人谈话,宣传我党的方 针政策,分析时局变化。开始只是单线联系,进展较慢, 每天只能与12 人接触。后来通过骨干力量,分头串联, 发展加快。至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已发展 地下军成员和积极分子20 余人。当时日本投降后,新四 军部队向上海靠拢,要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 20 多人是太少了,需要有上百人的队伍才行。有人提出 把抗战初期参加过保卫团、救护团的人都动员组织起来, 保护家乡,防止日伪军破坏。通过大家努力,不到一个星 期就动员组织起来100 多人的队伍。还做了分工,主要 任务是当新四军进军时把日伪军堵在营房内。那时了解 到,士兵和下级军官只想活着回家谁也不想打仗了。 1945 年8 月下旬,美国帮蒋介石空运军队到上海接收,并把周佛海伪军收编为“国军”。这样,上海的形势发生突 变,党中央决定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计划。上海市委根 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将在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同志和地 下军骨干成员撤退到青浦游击区,组建上海工人部队,成 员有龙华、杨树浦、市中心各工厂系统及杨行支部领导下 的同志,整个工人部队汇集在青浦共100 多人。 由于我在准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过程中已暴露了身 份,组织上决定随杨行支部的同志们第一批撤离炮台湾, 杨行支部撤离去青浦的共有16 人。诸敏为工人部队队 长,周克为政委。杨行去的同志组成一个区队,沈浩为队 长,陆亚雄为指导员,我是文化教员。由于部队是从市里 各地来的,思想复杂,军事素质差。于是,开始了紧张的 军政训练。政治课由周克政委主讲,军事课由诸敏等同 志讲。在军事训练中诸敏、周晓华同志边讲边练的内容 至今记忆犹新,如短枪、长枪、机枪等的射击要领是三角 瞄准,三点一线。周晓华同志还专门教我们几个小个子 进行格斗的技巧。诸敏同志讲战术动作时经常与战例结 合,提高了大家的兴趣。他说进攻中的匍甸前进、蛇行前 进、弯腰前进和挺胸冲锋以及地形地物的利用等,都是为 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同时讲了撤退时应做互相掩护 动作,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由于我学习军事认真,多次 受到队前表扬。周克同志的政治课讲党中央为什么决定 停止解放上海。他说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敌我力 量对比,暂不解放上海是为了上海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决定部分同志撤离上海,是为了将来更好 地进入上海。这些军政教育使撤离市区的一些同志稳定了情绪,积极的投入到军政训练中去。 在紧张的军政训练之外,组织上派我三次回上海接 应第二、三批撤离市区的同志,都基本上完成了任务。第 一次是9 月上旬接杨行地区第二批撤离的同志,主要有 浦光耀、沈潮、孙琪、王永章等人。这些人我都认识,通知 他们早上7 点钟在中山公园大门前集中,见面后讲清在 路上的注意事项,碰到敌人盘问时回答要前后一致。行 进时两人一组,分头自行通过日伪军岗哨,通过后顺大路 一直到诸翠镇桥北的茶馆集合,再到观音堂联络站,查找 部队宿营地,这次任务完成得较顺利。 第二次是9 月中旬,接杨树浦的周根林、张德平等几 个工人地下军成员。从青浦出来直到杨浦张德英家,当 晚就与张德平、周根林等准备撤离的同志见了面,讲了路 上遇到情况时的应对措施,并根据每人不同情况,让他们 分别扮成小贩、学生、失业工人。第二天就上路,经过北 新泾敌人岗哨时分开行进,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后经诸翠 镇,很快在晚饭前就找到部队驻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次约9 月底,组织上要我接朱宏兴和赵仁勇来 部队。出来的当天晚上应到杨树浦找赵仁勇,他在工厂 护厂,并与日本厂方代表谈判停工救济金。找到后就商 量撤离并去青浦上海工人部队之事,因时间已晚,走的时 间就推后一天。第四天的早晨在中山公园会面,三人一 起上路。经过北新泾敌伪岗哨时比较顺利,但快到诸霍 镇时才发现镇上驻有“忠义救国军”,因为时已晚,商量后 决定分头行进,朱宏兴在前,我在中间,赵仁勇在后,保持 一定距离但要能相互看得到,并规定了在镇上行进时的路线、出镇的路线及出镇后的集合地点,目的地是纪王 庙。朱宏兴因母亲去世,扮做在市区做工,鞋帽戴孝,回 家奔丧;我扮做学生,学校停课回家;赵仁勇扮失业工人 找朋友帮忙找工作。进镇岗哨虽盘查严格,还比较顺利 通过。但进镇后为照顾赵仁勇(他腿不便,走的慢),却不 见了朱宏兴,到出镇集合点也未见到他。后来遇到我部 队派出的监视敌人的游动岗哨沈浩等人,要我们二人赶 快到部队向领导汇报,因已有另外10 多人被扣。回到部 队找到周克、诸敏汇报后,不仅未批评我,反而说应变的 好,如三人一起被扣就更麻烦,还说可能要消灭这股敌 人。但我感到十分内疚,只完成一半任务,对不起同志对 不起党。直到解放后得知,朱宏兴被扣后,国民党因没有 抓到他与新四军有关的证据,关了9 个月把他放了。他 在狱中深受刘临沧烈士影响,革命意志反而更坚强。出 狱后与组织上联系并经考察后,很快恢复了党籍,在解放 战争过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