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6 年出生在一个勤劳朴素 的大家庭中,祖父陆宝贤养育4 个儿 子, 2 个女儿。当我出世时祖父刚逝世, 父辈们4 房媳妇圆全,人丁兴旺,闺家 和睦,祖孙三代计20 余人,分3 桌八仙 台用餐。内当家人是祖母,操劳一天三 餐伙食,外当家人是陆学赞伯父。那时 全家男女劳动力有12 人,有饲养的耕牛和齐全农具,耕 耘着50 余亩农田,还兼营白切羊肉生意。母辈们利用农 闲或晚间,操纵着4 部布机纺纱织布,我们第三代孩子 们,帮助长辈做些烧水、担水、提灯、放牛等杂务。可以说 一年四季全家老老小小忙忙碌碌,我家居住集镇农户,比 乡下纯农户还要繁忙,通常清晨出早工,掌灯才收工,晚 饭后织布机声不停。陆家勤劳艰苦,远近人家一致公认。 1937 年时,我刚11 岁,读完小学三年级,日寇发动 “八一三”侵华战争。杨行是首当其冲,在炮弹炸弹威胁 下,父亲陆学琴(伯父在1932 年过世)当家作主,决定背 井离乡, 分二批逃难,一批进租界先安置,二批暂避黄渡。 我随父亲、叔父陆学诗、姑姑、哥哥、姐姐等8 人先到上海 菜市路永福里20 号,祖母、伯母、母亲、小叔等13 人到了 黄渡乡下曹家捻。岂知战争形势紧迫,造成道路中断,租 界又不让进。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杨行失守,大火三天三夜。面对着大难临头,全家人又不在一起,凶吉未卡, 父亲忧愁万分,日不思食,夜不人寝,哀叹不绝,不久患上 伤寒症,第7 天就一命鸣呼。可悲父亲逝世时只有35 岁,遗下我们一批孤儿整天嚎啕大哭。父亡当月,祖母、 母亲、伯母、小叔等13 人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到永福里团 聚。遗憾的是当家人没有了,大家庭人员都处悲痛哀思, 兵灾人祸造成困境,让人今后怎么办?租界房子容纳不 下20 人生活,昂贵的租金也忍受不了,带出的钱财早已 超支,元奈搬到徐家汇郊外居住,一天改为二餐,拾柴、拾 菜壳、吃次等轴米,苦度2 月,已是山穷水尽。 1938 年2 月,全家离别6 个月后回到老家杨行。三 里老街一片瓦砾,田园荒芜,断桥,绝路,尸体横溢,一派 狼藉,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老家15 间房子只烧剩一间半,我们利用火烧木头, 破损砖瓦,修理搭建了二间简阻房子,全家蜷缩惨居, 倒 伏田间稻穗搓出碎米和野菜混烧借以充饥。叔父陆学 诗,是户主负担起全家重担,为了生存,借债摆摊做杂货 生意,我帮叔父早出摊,晚收摊。不久向季阿昌家租借一 间店面房子,亚雄兄从腊肠厂回家,和叔父把守商店,我 帮助开门,关门,扫地,泡开水,送粥送饭。小叔陆学礼带 领母辈们苦苦耕耘,一年二熟制,棉粮生产,全家元气逐 渐恢复。 1938 年秋,亚雄兄出于对日本鬼子罪恶的仇恨,曾在 东街宗马荣家断墙上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 字。不久被鬼子发现,在东街上市时,大肆抓人逼审。是 天小雨蒙蒙,亚雄兄被2 个日本兵抓去,责令他在市河边跪下,拟作枪毙架势。兄长面不改色,严词否认,遭鬼子 二记耳光,放了,我亲眼目睹,吓得我手脚发抖。 到1939 年春夏之交,因战争死人死畜太多,造成地 方瘟疫蔓延,大家庭中先后死去8 个弟妹,其中我们二房 小我3 岁的妹妹岭楠,小我六岁弟弟亚中都是在一、二天 中因病而死。我也险遭泌罗感而死。那年亚雄、亚芳都 患大病,大家庭再次遇难,真是雪上加霜。 1939 年,敌伪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在东街的成善 堂开办小学,我报名读4 年级,先读论语,后读孟子,儒家 哲学课文。对我没有古文基础的学生确实难以理解,期 终考试考了29 分,还列为第二名,足见学生们很不适应。 一批老师中有汉奸,有流氓,也有鸦片鬼子,于是激起学 生们起来罢课反对奴化教育,这样读读闹闹读到五年级 (学校没有六年级)。我有时帮叔父店里经商,有时帮助 小叔到田间种田,并不间断地每天到郊外牧牛,农忙时小 叔让我踏上百草划田。凭什么一只庞然大物的牛昕我使 唤?就是一条铁链条穿过牛鼻子,就能控制耕牛乖乖地 听小人指挥。有一次我立在百草农具上,牛突然加速快 跑,使我失去重心倒在水田里,百草在我身上拖过,幸亏 没有伤身,只是浑身泥水。做了一年多放牛娃,体会到牛 是农家主力军,可以顶替5 ~ 6 个劳动力,我是牛的保姆, 自感放牛乐趣。 1940 年春我15 岁,为了走上新生之路,我毅然离家 到上海贝勒路(今黄阪路)德昌洋行(肠衣厂)找上舅舅, 愿充当学徒工。它是一家中西合营企业,老板瑞典商人, 不到百人小厂,肠衣厂实际将猪羊肠子收来加工去污去杂,大小规格分别统一,加食盐脂好装桶,出口到瑞典制 作腊肠,洋人成为佳品菜肴。工场间设在底层,终年潮 湿,和水操作,时间8 小时。楼上工人住宿,饭厅亦在楼 上,一日三餐,生活尚可。工人中有不少青年就读夜中 学,我亦报名上夜中,夜校老师思想比较进步,经常选读 报上新闻,宣传抗日思想,也教些英文,传授世界各地知 识。在夜校天地里使我开拓眼界,受益匪浅。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取代英美法统治租 界,英美法一批洋老板被抓关押,一大批洋行纷纷倒闭, 德昌洋行也关门,形式上发放2 个月安家费,实际只是在 红帖子上空头支票。当我回家时大家庭内部矛盾滋生, 经济衰落,因而一分为囚,各房自立门户,耕地划为4 家 占有。叔父陆学诗以经商为主,小叔陆学礼种田兼营白 切羊肉。大房和二房因哥哥亚雄立嗣大房而二房仍一家 生活,但带来困境非常明显,第一土地多,劳动力少;第二 经济条件差;第三亚雄走上革命,在家时间少,经济只有 嫂嫂纱厂收益有些补贴,这个家困难重重。我从上海回 来后,只有16 岁,长得矮小,又没有农业劳动基础,只能 辅助做些踏水车灌溉水稻,夏收秋收时担运麦子、水稻、 黄豆、油菜籽等,另外帮助家里利用自行车轧米,榨泊,小 麦磨面粉之事。伯母和母亲不愿让我天天田间劳动。 1943 年起,我开始跟一一批青壮年走单帮之路一一 贩运货物,敌伪统治期,粮食、化工、油粮等物资,均属禁 运物品,人们为了生存,冒险越“清乡”封锁线。我在足足 一年多时间里,摸黑走小路绕过封锁线,有时疲劳之极在 自行车上掉下,就地躺上一刻钟,再骑车走路。二次遭难记忆犹新。一次和金洪兴贩100 斤糯米到吴淤,结果在 三观堂(今宝杨路同济路口)被鬼子发觉,拳打脚踢,货物 充公,罚做劳役,一天没有吃喝,后来获镇长张炳辰保释, 米充公,放人,发还自行车。第二次是去杭州贩运煎糖20 斤,不少人轧票带糖登上火车,而倒霉的我被一个日本经 济警察拦住不让上车,还把我关进小房。当鬼子疏忽时, 我逃出小房,登上火车,但被他发现追上车厢拉我下车, 我死活不从,被他用皮带猛打一顿,幸亏火车启动,鬼子 才跳下火车。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头青眼肿,血迹斑斑,高 低不让我再走单帮之路,宁可挨饿,受冻,留在家里劳动。 亚雄哥对我多次教育,我们不想发财,经济条件再好,帝 国主义再次侵略,还是一样荡然无存,我们要走革命之 路,挽救民族垂危。 在抗日斗争中成长 1944 年底,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18 岁的我跨入 青年时代,由于兄长教育,逐步建立了革命志向,常在青 年伙伴中宣传苏联卫国战争辉煌成就,共产党在抗日战 争中的伟大胜利,解放区军民团结鱼水深情,那里真正做 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优良风尚……。当年与我知 交朋友有江影帆、王庆熙、黄远、孙琪、张阿宝等。 1945 年4 月杨行组织地下军,我积极参加,亚雄要我 结合一批儿童冒充乞丐去日本营房讨饭,以了解日军兵 房内部一些情况,我们通过当地人,做伙夫找机会向他们 了解日军人员、番号,营房内部军需物资储存地点、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