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忠同志简介：

我出生于1923 年，宝山区杨行镇 东街人，祖代是商人家庭。当我出世时 祖父夏圣贤是掌管全家业主，养育三个 儿子，均成家立业。大伯父夏修文，叔 父夏修业。父亲夏修和，小名真荣，生 三男四女，我是老三。全家开设酒店， 还有酒作坊，具体掌握由伯父经营。还 有糕团店由父亲掌管，商店字号同言美。叔父在上海海 关供职，属高薪阶层。 经商一帆风顺，财源相当进益。于是在街上座北向 南，建造三上三下三间砖瓦木结构店面楼房，后面居家住 房。酒作坊有八间瓦房，新房落成，安装电灯，店堂内还 有收音机，可谓系繁荣富裕户了。 我小名庆谋， 学名夏其伟，参加革命后改夏忠。7 岁 进白沙小学读书， 14 岁高小毕业。1937 年日寇发动“八· 一三”侵华战争，不久全镇被烧成一片焦土。长辈们苦心 积累家产家业荡然无存，我家转眼成了赤贫户。沦陷区 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生活困境。为了生计， 16 岁的我经 人介绍去了虹口周家嘴路一家联业翻砂厂充当一名学徒 工。一天9 小时繁重劳动，整天与黑砂飞尘打交道，一天 下来总觉得腰酸背痛，四肢乏力， 一身身黄汗又得不到天 天痛快洗澡，只能用自来水揩揩身。学徒工资低得太可 怜了，厂里熬上20 个月，不少徒工逃出苦海另谋出路，我 也离开厂地回到杨行家里。1942 年镇上不少青年跟随着金阿六一起贩香烟之路。按当时敌伪的规定，香烟属违 禁品之物，不可贩卖之范围。此事属危险之路，不由得白 天不走走黑夜，大路不走走小路，动作轻微快捷，逃避敌 人监控。这样走了4 ～ 5 次，除掉开支费用，可以获一定 收益，资助家中生活。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我和木根二人 越过封锁线时，被两个日本宪兵捉住，不仅香烟全部充公 没收，更可怕的是敌人让狼狗不停撕咬，皮鞭抽打，浑身 衣裳撕破，皮开肉绽，血迹斑斑。还要罚跪供出走私人 数、贩烟数量、次数。在虹口周家嘴路宪兵部被关押2 天，最后金阿六托人走关系，用掉一笔钞票，始得保释出 来。以后中断贩烟之路，和叶林根二人帮附近人家做农 忙短工、挑担、整地等活，还为日本人筑过泥墙。 1945 年春，日本鬼子投降前夜，我和镇上不少青年跟 随陆亚雄同志走上抗日救国道路一一参加杨行地下军， 收集敌军情报，收购敌人军用武器。8 月份去青浦游击区 集训， 9 月份在青浦参加共产党， 10 月随淤沪支队和浙江 三五支队一起长途跋涉，到了山东临沂。不久进了山东 军政大学学习党的任务和方针政策。结束后我被分配到 城工部，在王尧山领导下工作， 并奉调担任秘密政治交通 员，负责传送华东局城工部与青岛市委之间文件传送和 任务传达，中间要通过胶济铁路30 公里的敌人封锁线。 为此王部长专门对我指示：政治交通员的职责必须做到 人在文件在，人牺牲了文件不能丢，丢了要开除党籍。 从此，我任秘密政治交通员，长达4 年之久。期间元 数次穿越敌人封锁线，传达中央和华东局对青岛市委文 件，以及青岛市委向华东局的请示报告。文件之多，任务之重，机密性高，元一过失，完成党的交办。 1948 年冬，我奉华东局城工部之命，与另一位交通员 一起将一份重要文件送往青岛市委。经过胶济铁路敌人 封锁线时，巧遇我军滨海地区部队。我们向他们打听胶 济铁路上封锁情况怎样？部队司令员也是南方人， 他说 形势刚刚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胶济铁路旁增加 了一个军的兵力，将胶济铁路切断，使我们部队不能通 过，你们又是南方人，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还是跟我们一 起转移，等有机会再过胶济铁路。 鉴于情况特殊，我和另一位交通员就滞留在滨海地 区部队司令部。因无法通过封锁线，并与华东局城工部 中断了联系。期间，华东局城工部与青岛市委多次电报 联系，询问是否收到政治交通员送来的文件，却一直没有 我俩到青岛市委的消息，华东局城工部以为我们过敌人 封锁线时已经牺牲了。 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我们试图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 都没有成功，还由于我们是南方人，和山东地区口音有明 显差异，不敢开口说话，所以我俩在滨海地区部队司令部 一呆就是一个月。直到敌军调防时，我们才找机会趁乱 穿越了胶济铁路敌人封锁线，将文件送到青岛市委。青 岛市委的同志见到我们惊讶不已：原来认为你们已经牺 牲了呢， 华东局城工部已经在议论召开你俩的追悼会呢！ 青岛市委将我们安全到达消息电告华东局城工部， 大家高兴不已，庆贺我俩虎口脱险。 1949 年4 月渡江战役开始，我们城工部一批同志随 大军过江到了丹阳。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全体整休，并学习城市政策，在此基础上明确接管上海城市。我参加了 军管会组织，接管国民党市党部机关。 月余分配到市委组织部，继续在王尧山部长领导下 工作，具体属党员管理处。记得1950 年初，江苏省宝山 县组织部派了一位女干事王玉洁（山东人）来市委组织 部，要求将原上海地下党的宝山同志的关系转到宝山。 经请示领导后，由我办理此事。我根据档案资料，转抄了 具体名单。杨行有赵有恒、陆亚平、汪洪昌、宗洪根、江影 帆、邵永庆、朱敦兆，还有几个记不起了。宝山城内有3 位，顾村有5 ～ 6 位，罗店有4 ～ 5 位，详细名单记不起了。 嘉定、奉贤、松江、青浦等县都有同志来组织部将市关系 的党员转去郊县的。 在部里工作一段时间，我向王部长提出去基层锻炼 的要求。经同意，是年秋天去了虹口区工会办事处任副 主任； 1951 年调虹口劳动科任副科长，不久去了一个锁厂 任公方代表； 1956 年为加强区监委政治力量，到监委工 作，不久原监委副书记许挂根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区委 宣布我为监委日常工作负责人。为保证党的纯洁性、先 进性，不讲地位、不讲情面，尽力尽责地工作。没想到 1957 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原监委副书记学习回来领导 那场运动，而我成了运动对象。 首先区委领导找我谈话，要我以老党员身份，带头向 领导提意见，而且要提得尖锐，提到原则高度，帮助领导 整风。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钓鱼”手段。 我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就把同志们的意见归纳 成两条，一是监委领导工作缺乏计划性、主动性，工作一般化；二是区委领导在培养和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没有掌 握好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特别是组织部门有近水楼台 先得月的现象。提拔’快，个别领导干部的家属提拔不妥， 同志们意见较多。 运动开展不久，适得其反，好心提意见，却说我居心 不良，攻击领导，导致多次批评升级，火药味很浓。上纲 上线，扣我反对党的领导。半个月后就被剥夺我的发言 权，更无解释权，只有低头认罪。最终虽没有扣上“右派 分子”帽子，却内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从此降职劳动，不可增加工资，下基层当工人，当店 员，去果园劳动，实际等于右派待遇，时间长达二三十年 之久。特别是1957 年以后，只要一搞运动，所在单位首 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我却成了老运动员，究竟整我什么？ 为什么要整我？真是百般不得其解。现在想起来，我提 意见触犯领导尊严，另一条可能是受王尧山部长牵连，他 们一直认为我和王尧山关系非同一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隔23 年后终于被平反，落实 政策，被分配到虹镇街道任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 1988 年以享局级干部待遇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