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同志简介：

我原名金宝章， 1928 年1 月21 日 （农历大年卅），诞生于上海宝山区杨行 镇西街街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 父亲金瑞香是个裁缝，母亲金张氏是家 庭妇女。因为家境贫寒，他们是通过换 婚的方式结合的（即母亲嫁给父亲，父 亲的妹妹嫁给母亲的哥哥） 。虽然父亲 手艺不错，日夜操劳，母亲也勤于家务和干些农活，但由 于子女多，仍入不敷出。为了养活一家人，已经操劳了一 天的母亲，晚上还得继续熬夜，为布庄织布。清晨，母亲 把织好的布交给布庄，换得钱来买回些大米，全家糊口的 粮食才有了着落。迫于生活困难我大哥金其章12 岁就 到上海自行车行当学徒，大姐金阿二， 12 岁也去了吴淤纱 厂做童工，三姐金阿三则当了父亲的帮手，做针线活儿。 随着父母哥姐们辛勤劳作，特别是大哥出徒后，正赶 上自行车开始在城乡兴起， 他在靠马路旁开一个由茅草、 竹竿搭成的自行车修理铺，收入逐年增加。我家的日子 有所好转。我也就有幸上了镇上白沙完小。1936 年，倾 全家所有积蓄，又向亲友借了些钱，把原来的破旧老房， 翻建成了五间砖瓦平房，全家总算有了像样的居所。 然而，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侵略中国，继1937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后，这年的8 月13 日悍然进攻上 海。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家 也和许多家庭一样，饱受家破人亡的苦难。战争开始不 久，为了活命，全家人逃难到上海法租界。大哥在一家自 行车行打工，大嫂和小姐去了纱厂做工，三姐去未婚夫 家，为他们做饭洗衣，伺候他们全家，父亲摆了小吃摊儿， 早晨卖些油炸小吃，母亲带着二哥、我和妹妹进了难民收 容所。 在难民所里，精神生活还是不错的，一些党派来的爱 国教员教我们这些小难民识字学文化，唱抗日歌曲，进行 爱国启蒙教育。但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每人一天两碗稀 饭，春夏秋冬一身棉衣裤，晚上挤在通铺上睡觉，面积刚 够一人躺下，缺医少药。我得了症疾，靠着喝点开水，幸 运地硬挺过来，妹妹得了麻莎，因为无药治疗，瞎了一只 眼，终生残疾。 1938 年春，日本侵略军全力向西进攻，在被他们已占 领的地区推行绥靖政策，允许人们返家。思乡心切的父 亲，在把二哥送到浦东龚家镇一家杂货店去学徒后，独自 一人，跟着年老的乡亲回杨行镇。这时的杨行镇，遭受了 日本侵略军的洗劫，是一片废墟，连关帝庙、城惶庙也未 能幸免，而我家更是屋倒墙塌，一片瓦砾。为了栖身，他 借邻居陈赞贤家还残存的一点墙壁，搭了一个披间，用破 砖垒了矮墙支撑，捡了一个门板做床。过后，他把我领回 老家，和他作陪。着手重建家园。父子俩整天在已被烧 毁的宅基地上捡拾还能利用的砖瓦、木料，请人建了一间 十来平方米的灶头间。它虽然简陋、狭小，但总算有了遮风挡雨、做饭、睡觉的窝。 1938 年阴历7 月7 日，传说中鹊桥相会的那天，母亲 带着妹妹也回到老家。劫后余生，老少4 人得以团聚，我 是多么高兴啊！可是到了半夜，母亲突然上吐下泻，面无 血色。当时镇上没有医生，在这危急时刻，父亲照顾母 亲， 10 岁的我，遵父命，在战后凄凉的情况下，提着一盏小 灯笼，到杨行中街找住在陈阿毛茶馆的剃头阿二，为母亲 针灸，以减轻病痛。随后，把大哥叫了回家，到乡下请中 医开药治病，但还是无力回天。仅仅过了七天，她45 岁 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母亲临走的那天，实在烧得难耐，想 吃点西瓜汁润润嗓子。我去买了半个西瓜，跪在母亲的 床前，一勺一勺地挤西瓜汁喂她。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说 话，满眼含着泪水，抚摸着我的头，渐渐地闭上了双眼，告 别了人世。 母亲的离世，仿佛我家也塌下了半边天，父亲既要耕 种两亩薄地，还要料理家务。只有三岁，且瞎了一只眼的 妹妹，不得不由我这个刚刚10 岁的小阿哥来照料了。可 是偏偏就在这时，三姐由于在未婚夫家长期的劳累和受 气得了肺病。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家里人把她领了 回来，可又没钱为她买药治病，只能听天由命，她慢慢地 消瘦得皮包骨头。我这个小弟除了喂她点稀饭，给她擦 擦脸洗洗脚外，也无能为力，只能一个人偷偷的暗自流 泪。可怜的三姐才18 岁也离开了人世。 人生一大不幸，就是少年丧母，更何况在短短的一年 之中，相继失去了两位挚爱的亲人。这国难家仇正是促 使我日后投身革命的动力。 在这之后，年长于我16 岁的大哥，对我这个失去母 亲的小兄弟，更是关爱备至，不情以每学期600 斤大米的 代价，供我到宝山中学寄宿读书。但在敌伪统治时期的 学校，进行的只是奴化教育，我非常厌烦。1943 年，初二 上学期，我又患上了伤寒，治疗了好几个月，于是，干脆辍 学在家，帮助大哥做些补胎、拆洗自行车等活计，有时还 以自行车为工具，带过一位治吸血虫病、叫刘维新的医生 出诊行医，有时还同二哥金林章、邵飞等跑单帮，从罗店 每趟400 斤米贩到上海，以此暂时谋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知道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涵义，也渐渐悟出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 紧密相连的道理，但怎样才能打破日本帝国主义，解救多 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找到自己的出路，依然是迷惘一团。 幸而， 1945 年春，中共上海近郊工委副书记诸敏同志，奉 党之命，通过杨逸（杨德仙）、陆亚雄（陈坤全）等同志，在 杨行建立了以陆亚雄为书记的党支部，并组织和发展地 下军，积聚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以便里应外合，配合主力 部队解放大上海。 杨行党支部的建立，对于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我来 说，尤如被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和陆亚平同志原来就关 系很好，不但很谈得来，更有着许多共同的愿望。我们经 常在一起谈论时局，热切地盼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 起一个新中国。这时，由于他哥哥陆亚雄已经入党，并领导着杨行地下党组织发展地下军，因而他知道的革命道 理要比我多，我也在与他的交往中受益良多，对共产党的 认识和向往更是与日俱增。 1945 年春，我郑重地向党提交了人党申请书，决心跟 党走。之后，我按照党的指示，利用给日军营房送菜的机 会，观察日军的情绪，打探日军调动的情况等，并和亚平 一起，团结镇上青年，展开共产党领导抗日救国，是人民 的救星的宣传。1945 年8 月下旬，周克、诸敏同志根据中 央停止武装起义，将一批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和积极 分子集中到青浦，组成“上海工人部队”，安排陆亚雄、杨 逸、沈浩、邵飞、严成（金林章）等，到青浦观音堂集中，建 立了集训地。10 月初，我和亚平商定，由他领着一起到青 浦观音堂上海地下军集训地入伍。 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参军人伍，也不是件容易事。首 先要过的是家庭亲情关。当年，我和许多青年一样既有 血气方刚的豪情，又难免有些年轻气盛的毛躁，因而在与 家人聊天或说话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做过抗日 救国的宣传，自然也就过早地把自己的抗日情绪和追求 革命的意识暴露于家人。同时，由于我二哥金林章己在8 月秘密离家去了集训地，去后杳无音讯，一家人一直为他 揪心，所以当我拿了些简单的衣服，谎称要到南京上学， 准备离家时，父亲和大哥觉察到我并不是去南京上学，而 是要参加共产党部队。在白色恐怖的时代，他们担心我 们兄弟俩的安全，怕兄弟二人遭杀身之祸。他们满眼泪 水，深情地劝说我留下。一边是父子情、手足情，难以割 舍；一边是我要跟共产党革命的决心毫不动摇。于是，我面对慈祥的父亲和大哥，一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并反 复解释我己长大成人，决不会做对不起他们的坏事，请他 们放心。毅然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杨行，到上 海工人部队去参军。以后昕人家说，我们走后，当地的国 民党造谣说，我们杨行出去参加共产党的人，都在徐州战 死。我老父亲轻信了谣言，悲痛不己，以致精神失常，甚 至走到河里还不知道。直到1946 年沈浩同志利用到上 海为解放区采购的机会，借上厕所秘密会见了大哥金其 章，并告诉他，杨行出来的人都安好，我在山东大众日报 杜工作，父亲和家人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大哥还托他 给我捎来了一支好钢笔。 我们遇到的第二道关是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那时， 蒋敌伪已经同流合污，流溢一气。在我们去青浦上海工 人部队集训地的途中，要经过敌人的岗哨检查，我们被其 中的一个拦下盘问、搜查。我和亚平双眸互视，机灵地演 了一场小小的双簧。蒋伪军问：你们是哪里人，我说，育 浦金家宅人，在上海学徒，昨夜母亲病故，现在回去料理 丧事。亚平说，他是为我报丧的。我们还装出一副很悲 伤的样子，伪军翻了翻我带的包裹，见只有几件旧衣服， 就放我们走了。就这样，我们骗过了伪军。到了一个小 镇时，经亚平和地下联络站取得联系，通过一条稻田小 路，终于到达了上海工人部队集训地。过了几天，亚平由 于工作需要，依依不舍地离开集训地回杨行，继续开展地 下工作，我则坚决要求参军北上，被留了下来。党组织根 据我6 月参加地下军以来的表现，由陈坤全、沈浩同志作 我的入党介绍人，于1945 年10 月初，我和其他11 位同志举行了庄严的人党宣誓仪式，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之前，我并不懂入党的程序和应 该履行的手续，误认为自己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自然成了 中国共产党员了。而亚平因为工作需要，当时未能参加 入党宣誓仪式，因此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说成是假党员， 实在是冤屈。 1945 年10 月10 日，我们上海工人部队，在政委周 克、部队长诸敏同志的率领下，同路沪支队、浙东三、五支 队一起北撤山东。从青浦重固镇出发，迂回行军两昼夜， 越过敌人封锁线，在常熟境内的一个港口上了小帆船，连 夜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天室，第二天黎明时，在南通四季 港上岸，穿过苏北解放区的高邮、如泉、海安、益林、盐城、 涟水、沫阳等地，于这年12 月中旬到达山东临沂，行程二 千余里。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解放区人民欢声笑语的欢乐 景象和军民团结的气氛，使我深受教育与鼓舞，情绪振 奋，斗志高涨。 在上海工人部队北撤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