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兆同志简介：

我出生在杨行西南的大朱家宅，现 为杨行镇大黄村。历代祖先中有人做 大宫，土地多，建有豪宅，从祠堂几十棵 古柏树来看，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因 此过去大朱家宅在宝山县有点名气。 朱家有历代家谱，有七十二辈排行，只 记得我辈前后的几个字是“积德敦伦、 仁理秉义”。我父亲为“德”字辈，学名朱德光，小名湘生。 在大朱家宅上大部分人姓朱，只有极少数姓黄，据说 是佣人的后代。朱姓家族有几个支系，我们是住在毫宅 周围的一个支系，共有三房，大房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有 二三十户，因而土地分散。不少人家人多地少，我家就只 有四亩八分土地，比较贫困，有二三十亩土地的只有三 户，生活好一些；二房只有一个大家，有土地200 多亩，户 主早亡由寡妇当家，土地大部分出租收租米，平时不舍得 乱吃乱用， 积累资金买进土地，越滚越多，自己种植二三 十亩，没有长工，只有吊忙工；三房有300 多亩土地，也是 寡妇当家，情况与二房相似，生活当然要好得多，只是有 财无势。 我家住在茶厅东隔壁，有正房子一间，灶间半间，还 有半间为堂伯母所有和使用。祖父朱士伦， 36 岁时去世， 祖母娘家姓申。父亲有兄妹二人，父亲13 岁去吴附三泰源学生意，一干就是15 年，对老板忠心耿耿。老板因纵 欲瞎了眼睛，与师母说，自己眼睛看不见，对我父亲要有 点心眼防备。这话被我父亲听到，一气之下辞职回家。 在家无法生活，到杨行镇上借了一间门面做小生意摆摊 头，主要经营水果、蔬菜和咸鱼、咸萝卡干，还兼营锅勺瓷 器。没有本钱，由吴淤协盛源、三泰源先踪后付（各给一 个折子，收货和付钱都写在上面），生活尚可维持。到抗 战前一家八口，有祖母朱申氏、父亲朱湘生、母亲施玲玲、 姑母朱金凤、姐姐朱彩琴、妹妹朱彩珍，还有我和一个弟 弟。父亲比较和善，爱好江南丝竹乐器和打拳习字，镇上 有张鸣岐、陆锡根等四、五个好友，有时吃吃苦酒谈谈心、 奏奏乐器。姑母因包姓丈夫瘸病（肺病）早逝， 所以与父 亲一起生活，帮助照顾照顾生意和我（后期） 。祖母和母 亲在家种田和扶养小孩，有时为田户主（地主）打打工以 维持生计。姐姐开始在乡下育才小学读书，后来帮父母 看看门面做做生意。 1937 年风云突变， 8 月13 日日本鬼子侵略上海，宝 山首当其冲。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我父亲把我和姐 姐先送到上海，姐姐给人家当保姆。祖母、母亲、姑妈和 弟弟、妹妹五人晚走一步，母亲身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一 手抱着弟弟，一手拉着妹妹，姑妈挑了一担衣被，祖母前 后背了两个大包袱，向西南方向逃难。走了一段路，祖母 因遗忘几件衣物折回去拿，我母亲姑母在一个村庄上等 了好久不见祖母出来，直到看见远处朱家宅和周边村庄 一个个起大火，只好硬着头皮流着眼泪向西逃跑，一直走 过北新泾到达徐家汇。在路上5 岁的妹妹走不动还得走，否则只能丢掉，她边哭边走一直走到上海，娇嫩的小 脚上起了许多血泡。姑母两只肩膀都压烂了，母亲也是 筋疲力尽。到上海后住在徐家汇难民所，那里条件极坏， 数百人住在一个大棚里，吃的是下脚米烧成的粥，身上都 长满了白虱。传染疾病爆发，天天有死人抬出来，后来死 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愁眉苦脸、胆战心惊，不知道何时会 临到自己头上。实在没有办法，后来经人介绍，才搬到跑 狗场难民所，直到后来回到杨行。 父亲和我住在巨赖达路一家米店的楼梯下，用麻袋 垫在下面，上面合盖一条破被头，蒙在被子里可以看到天 亮时的亮光。父亲在街上卖白萝卡以维持生活，天天吃 萝卡梗子（萝卡上的残梗残叶），开始还能充饥，时间一长 吃腻了，我吃不下去。父亲看到我逐渐清瘦下去，有一天 他买了一根油条切成段加点酱油充汤给我吃，我感到又 香又好吃，期望天天能吃上油条。后来局势平静一些，我 们跟随一些乡亲经浦东三岔港，晚上偷偷摆渡越过黄浦 江和军工路到达浦西。那天正下大雪， 在穿越军工路时 远处有日本人汽车的灯光照过来，我从军工路上翻了几 个角斗斗掉到军工路下面的河边，一双鞋子甩掉了，只好赤 着脚跑回去。经过季家桥到达杨行，只见杨行一片焦土， 房子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积谷仓还冒着热气。父亲用 旧砖头和火烧过的木头搭了一间房子，因为有一根木头 是日本人丢失的（红心木头）被日本人认出来，一直在找 我父亲。我父亲家里不敢住，胆战心惊，东躲西藏，风餐 露宿，得了一场大病，不久与世长逝，年仅40 岁。我祖母 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姑母回来收尸，有6 个老太婆一起漂浮在宅河里，祖母一只耳朵被削掉了，背心有一个被刺 刀捅的大洞。日本鬼子为了找花姑娘．用刺刀吓几个小 孩讲出花姑娘去处，弟弟当夜抽惊，一病不起，不久就死 了。一年后姑母朱金凤也因贫病交迫而死去。第三年母 亲施玲玲也因生腹鼓涨病死去（我的外公叫施老三是从 崇明迁来宝山的）。至此我全家八口只剩我和姐姐、妹妹 三人，人家讲这一家彻底完蛋了，有人劝姐姐去找户人家 求个归宿，把弟弟妹妹送人算了。姐姐朱彩琴是个刚烈 有骨气的人，她毅然挑起了全家的生产和生活重担， 一面 种田，一面继续做生意。因为种的田远离住地三四里路， 下去一担肥料，出来一担柴草，不顾年轻女子的颜面学会 骑自行车，来往杨行、吴淤批货买卖，艰苦奋斗，一直把弟 妹抚养长大并成家立业。她36 岁那年在部队里找了一 个大她三岁的老同志结婚成家，姐夫童兆杰是河南人，是 解放军汽车兵，现年88 岁，离休在家。姐姐热爱共产党， 热衷于地方工作，入了党。妹妹朱彩珍也入了党，妹夫赵 有功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现年81 岁， 退休在家，其哥哥 赵有恒，抗日后期参加地下党，曾任杨行地下党支部书 记，已经故世。 我小时候住在大朱家宅育才小学东隔壁与教室一墙 之隔，有一扇门相通，受到陈伯吹先生的关爱和启蒙（当 时不称老师而称先生），我自小聪明好学， 从一年级到六 年级12 个学期， 11 次考上第一名，一次第二名（第一名是 骆维芬，其哥哥骆旦红早期参加革命），每学期都受到学 校的表彰和奖励，每次都得到“品学兼优”的奖状。后来 姐姐还培养我上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宝山中学，不久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后来在杨行夜校辅读初中课程， 此后在家和姐姐一起种田做小生意。为了多赚钱碰到端 午节就到上海购买大黄鱼运回杨行销售，这种买卖很辛 苦，下半夜骑自行车到上海杨树浦鱼市场进货，再运回杨 行赶早市出售。特别是冬天下半夜从暖和的被窝中拔起 来，骑自行车上路时混身发抖，到鱼市场买鲜活白鱼时衣 服、袖口、裤脚管被水溅得都结了冰，再要顶着西北风踏 到杨行。当时自己还未成年，体重还不超过100 斤，要运 一百几十斤的货物有点力不从心，用尽力气踏到杨行时， 衣服外全是自霜，而衣服里面被大汗浸得全部湿透，已经 筋疲力尽，但不耳能休息，必须马上做生意出卖，鲜活商 品不能留着过夜，否则要亏本。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我家一间房子是借包家的土地由父亲盖起来的，父亲姑 母死后，包家逼着要我们搬家，如果不搬，要高价把土地 卖给我家，姐姐哭来哭去，托人求情没有解决，半分土地 要十多石米价，只好到处借债，并把一块农田抵押出去， 把地买了下来，因而欠了一身债。 自己童年苦大仇深，我的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一直 认为命运不好，直到抗日后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党的 外围组织一一杨行白沙足球队，受到了地下党同志的启 发和教育，才认识到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国弱民穷，日 本鬼子才会来侵略，社会制度不合理，劳动人民才会受苦 受难，而罪魁祸首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统治，有共产党 领导和组织广大劳苦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推倒三座大山， 求得翻身和解放，过上好日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考 察，看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杂志，自己有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和要求。1947 年秋天，在江影帆家的小房间内，填过一 张入党申请表格，初步明确了党的性质、任务和共产党员 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气节，如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 务，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禁止发生横关系，把自 己的一切献给党，甚至不情献出自己的生命，永不叛党等 等。1948 年4 月，在江影帆家小房间内，他通知我上面批 准我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无法用 语言来形容的。人党以后党布置要了解当地党政军警特 的有关情况和动态，向熟悉的老百姓宣传党的宗旨、政 策，揭露反动派的腐败和本质，反击各种反动宣传，如什 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先点头，再摇头，最后要 杀头”等等。宣传解放军反内战取得的一次次胜利，国民 党军队节节失败。我们还策反国民党新兵逃跑，实地察 看和绘制确堡地图，参加地下党通过镇政府组织的农商 自卫队，以合法的身份保护当地老百姓的权益，力所能及 的资助地下斗争的经费等等。根据情况变化和工作需 要， 1949 年5 月13 日我们转移到上海徐家汇附近的育英 小学，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写解放军布告、写标语、 写彩旗，做五角星，练习唱歌、打腰鼓、扭秧歌等，忙了十 来天，终于在24 日深夜盼到了解放军首先从徐家汇进入 上海市区， 25 日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动员和组织群众上 街欢迎解放军，向每个战士胸前别上红五角星，解放军冲 到哪里，我们将布告标语贴到哪里，真是心情激动扬眉吐 气，终于当上了上海这片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