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浪同志简介：

陈波浪，女，中共党员，南院刍宁家村人。· 1940年入伍，历任乡妇救会长，县妇救会长，西海区妇联组织委员，专署政治指导员，胶东区党委政策研究室资料组 长，上海商业局科长，上海财经学院、外贸学院、中医学院科长、副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顾问，上海政协委员。1983年离休。陈波浪 1940年，我参加了革命，第二年秋天在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后，我来到了位于平度、掖县等两县交界的南海办事处o不久，我被分配到平北县九区（即后来的旧店区）担任妇救会长。那年我刚十九岁，抗日的热情很高，但就是缺乏工作经验。刚到区时，由于工作开展不开，一度情绪不好，记得是区委书记陶寿丛同志帮助了我，他说：“小陈啊！不要怯场，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工作，遇到困难要多和同志们商最，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区上，有7、8个人，起码也顶两个诸葛亮！”经过老陶同志的开导，我有了信心和勇气。 当时的九区，除了区委、区政府，就是妇救会的几个同志，大家团结得象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没有办公室，走到那里往地上一坐，膝盖就是办公桌，办事从不拖拉，都敢于大胆负责，敢于提意见，那时开起会来都是“群言堂”，谁讲的有道理就照谁的办。因此，同志们说话办事没有顾虑，工作开展得也比较活跃。平北九区位于大泽山的东麓，区政府距离县城近百里，大部份平原，三面受敌人包围，环境偏僻而险恶，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尤其是开展妇女工作更加困难了。我记得我和史淑英同志住到村子里，群众听说来了两个八路妇女干部，他们叫我们女八路？站，i孕远远的望着我们，但不敢接近我们，这时我们真苦闷和急躁，觉得有劲使不上，怎么开展工作呢？后米我们帮助群众作事，拾革、挑水，还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等，群众慢慢的接近我们，熟悉我们。我和小史经常住在一户贫农家里，这一家五口人，生 活很困难，两铺土炕只有一条破被子，我和房东一个十七岁的女儿睡在一个炕上。白天姑娘上山割草，我们就和她一起割草，她作饭我给她烧火、劈柴、挑水，晚上给她讲些革命道理，教她认字。有一次，她病了，发高烧，她母亲到处求神、许愿，仍不见好，我们赶紧的用我们仅有的一点津贴钱给她买了药，她服药后，很快退烧，好起来了。这样，她母亲也靠近我们了，还见人就说：俺家的两个八路妇女真好。妇女们见到我们就亲近了。那时候是半封建社会，妇女受着封建礼教束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不被当人看。十七、八岁的姑娘、都不识字，连个名字也没有，叫什么王氏、张氏、李氏。房东家的姑娘也没有名字，于是，我对她说：“男人是人，咱们妇女也是人，咱们妇女连个名字都没有，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她高兴的点点头，取个什么名字好呢？你家姓李就叫“李泽英”吧，将来成为一名大泽I”F的女英雄。后来她妈妈也有了名字。于是，我们就象一家人r。 李泽英和她妈妈，在村里作动员宣传工作，这个村很快组织起妇女识字班，建立了妇救会，发动妇女作军鞋、送军粮、慰劳伤病员、动员亲人参军等等。妇女抗日救国工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革命的群众组织吸引了群众，我们成了群众的贴心人。一天拂晓，我们两人刚清点好全区妇救会员交纳的会费，放在竹篮里准备上缴，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我一而让小史出去探听消息，一面赶紧把会费藏起来。 小史出去一看，糟了，平度城、古岘镇和朱桥据点的敌人已经把村子包围了，有一部分窜入了大街，街上全是日本鬼子，许多老百姓被敌寇从家中赶出来，情况万分紧急。我想会费是全区妇救会员积极抗战的心愿，说什么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我和小史急忙化了妆。便一个人提一个竹篮往外走去，刚一出门，很多群众看到我们两个人都愣住了，显出很不安的样子。这时一位妇救会员机灵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大姐，快跟我走，拐过墙角就往高 梁地里跑。”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走进了青纱帐。当敌人发现后打枪追赶时，我们已鱼游大海了。 1942年，我由九区调到大泽山西麓的二区担任妇救会长。这年秋天，距二区较近的平度县城、店子、高望山等据点的敌人搞“拉网扫荡”。我们区上的干部遵照上级的指示，疏散到各村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白天我们到山里，晚上下山到村里开展工作。一天太阳刚刚出山，我和张子欣同志来到七格庄，不料，一进村就发现村里有便衣敌人和日本鬼子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我们赶紧几步，闯进了妇救会长姜连升大娘家里，我说：“大娘快点把我们藏起来，鬼子来了”！当我们向里看时，大娘家里正在办丧事，全家人都在哭灵。我们正要往外走，被大娘拉住了，她从炕上拉过一个包袱，拿出两件孝服，递给我们说：“快穿上。”接着让我们跪在灵堂前哭灵，我们刚刚跪下，几个鬼子端着枪走进来，一看满房都是吊丧的人，十分懊丧，扭头就走了。就这样，在姜大娘的掩护下，我们脱险了。 就在这一年，大泽山一带遇到特大的干旱，庄稼很多被旱死，几乎颗粒不收，再加上敌人的烧杀抢掠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活命，老百姓把葡萄叶子、槐树叶子、猪糠、地瓜叶、花生叶、甚至把锯末炒焦磨细作成饼充饥，即或这样，有的贫苦老人和小孩还是被饿死了。为了度过灾荒，上级党号召各级干部要同群众共甘苦，发动群众生产救灾。 当时，我在二区上洄村、下洄村和老山村等村庄，带领群众抗旱救灾。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把上级给的仅能糊口的粮食交给住户群众，还经常和群众一起上山挖野菜、采树叶。当时我想：要发动群众抗战，必须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经过调查，一部份地主家有存粮，有的还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根据当时的政策，我们向地主宣传：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支援抗战，支援救灾。有些开明地主，主动捐粮、捐钱； 少数地主不但不借粮，还造谣言：“八路共他的产”，我们把政府的政策向他说明，然后提出借粮，地主把门关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和群众商量。群众说“饿着肚子怎么种庄稼，我们可以强行借粮”，我们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潮水般地涌到地主家，打开粮仓，把小麦、玉米和大豆三国粮食分给群众，把各户分的粮食数字记下来统计好，以区政府的名义写借条给地主。地主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不借。 群众有了粮食蔬菜吃，生产自救的情绪更加高涨，尤其妇女，他们感到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生产自救，发挥自己的作用。她们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政府。他们看到了组织起来力量大，便主动要求参加妇救会、参加抗日各种活动。妇救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各种群众团体迅速发展，妇女工作也更加活跃。我们一面发动妇女生产自救，支援抗战，一面动员妇女放足，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教育妇女反对包办婚姻，不嫁小女婿，发动妇女动员自己的儿子、丈夫参军，还注意培养有工作能力的妇女参政。那时的妇女缠足十分普遍，女孩在父母的逼迫下，从七、八岁开始缠足。为了改变这种陋习，我们妇女干部经常到妇女识字班给妇女上课，并编了“小脚妇女十大难”的歌谣。通过宣传教育，青年妇女的思想比较进步，增强了她们同封建礼教斗争的勇气，但是家庭父母的阻力很大，有的女孩白天放足，晚上又被父母逼着缠上。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抓住几个“老顽固”开会批评教育，讲缠足的痛苦和危害，说明妇女要解放，要男女平等，必须放足。大多数青年妇女提高了认识，老、中年妇女也逐步转变过来。 山区包办婚姻和早婚现象严重。有的小女婿娶大媳妇，有的大女婿娶小媳妇。最小的十三、四岁就结婚，婆婆虐待媳妇，丈夫打骂妻子早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保障妇女的婚姻自由，凡是夫妻年龄相差悬殊而且感情不和者，由女方提出，经过政府办理离婚手续。对已订婚还没有结婚的大媳妇小女婿或小媳妇大女婿，劝 其解除婚约。如：陡沟村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娶了个十四岁的小女。小女孩被逼的天天哭，几次找妇救会，要求离婚，妇救会和区政府依法办理了离婚手续。 对虐待媳妇的婆婆和打骂妻子的丈夫，经过说服教育不改的，我们发动群众批评、斗争，通过批判斗争教育，使他承认错误，因而使群众受到教育。例如，大泽山西边的尹家村，有一个恶婆婆，对两个儿媳妇百般虐待，经常和儿子合伙殴打媳妇，扬言：“死了媳妇推倒的墙，修理修理还一样”。有一次婆婆和儿子将媳妇的头发拴在门槛上进行毒打，把媳妇打的昏过去。妇救会得知后，便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让那个婆婆在大会上作检讨，同时要她儿子在会上声明准许妻子离婚。由予政府和妇救会给妇女撑了腰。使婆婆打骂媳妇和丈夫打骂妻子的现象逐渐减少，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社会风气出现了。 在妇女工作中，我们还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动员她们参加政治、参加革命。我们从妇救会村干部中选拔了姜秀芝、王凤侠、李凤英、盛书桂等参加革命工作。她们分别担任了区、乡妇女干部，成为妇女工作的重要力量。 在斗争中，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以十倍的感情关心群众的疾苦，群众便会以百倍的感情关心我们的干部，在那时，我们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干群关系水乳交融，胜似一家人。我记得，1942年秋天，我在平度二区发动妇女纺线织布，作军鞋，日夜东奔西忙，十分劳累，一天早上，我刚走出南高家村，我的眼睛痛得厉害，随之什么也看不见了，妇救会长把我送到七格庄村姜莲升大娘家里，上次她掩护了我们，我们亲如母女，我经常住在她家里，这次大娘看到我的眼睛红肿看不清东西，她心痛得掉眼泪。她对我说：“孩子别走了，在我这里把眼治好了再走……”，没钱买药，她打听偏方：用朱砂、银珠、明矾、鸡蛋清、柏树叶等研成糊糊，用纱布包好，糊在眼上。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我的右眼能看见东西了，左眼半失明。由于药物的刺激，至今我 的右面脸上留有黑黑的遗痕。在养病期间，大娘白天把我们送到山洞，晚上接我下山和群众一起研究工作，那时我们离不开群众，群众离不开我们，真是干群一家人，鱼水之情永记心怀。 1943年，我被调到县妇救会工作，我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六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在大泽山区工作和同志们一起团结抗战的情景，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怀念那段革命斗争的生活，怀念和我们并肩作战的群众，更怀念大泽山区那些可敬可爱的大娘和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