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同志简介：

抗日联高的战斗生活回忆 李斌 鲁西北抗日联合高级小学（以下简称联高）是在地委、专署主持下于1942年末创办的。至1944年底，先后共招收3个年级近100名学生。联高的学生，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学生的来源是：莘县、冠县、朝北县原抗高的学生；当地军政干部的子弟和烈属子弟；抗日青年和农村初级小学教师，还有从冀南地区转来的一部分学生。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理论水平，培养抗日干部。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经常活动在莘、冠、朝3县的交界处王奉一带，边打游击，边坚持学习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所适应抗日战争环境的游击学校。 我是3级（即第三期）学生兼学生会干部。在严酷的环境中诞生 1942年至1944年，日寇对我鲁西北地区连续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个方园六七十里的无人区。仅1942年春季，日伪军对我边区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多达十余次，对解放区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加之连年旱、蝗灾害不断，大批的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莘县日伪县长刘仙洲率领2000多伪军，时常向我根据地中心区扫荡。到处修炮楼、安据点、挖封锁沟。我党领导的军民，不畏艰险，坚持敌后斗争，粉碎了敌人一次次扫荡，打垮了日寇和伪顽的进攻。冠县、莘县、朝北3县区原来都设有一个抗日高小，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分别办学困难很多。我鲁西北联高，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极为险恶的环境下，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在3县抗高的基础上办起来的。 莘、冠、朝解放区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战胜困难，驱逐日寇，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时地委、专署指示，要把联高办成为抗日战争服务，与抗日工作、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课程有：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劳动课。学校提倡读活书、活读书，学以致用。由于当时的困难，不少课程没有现成的课本，是由老师根据当时的需要编写的。课程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教育学生学了就要在革命实践中运用，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增强进行抗日工作的能力。 联高是一所游击式的学校，上级虽然发给学校一部分自卫武器（主要是短枪、手榴弹），但还不具备和敌人打仗的战斗力。因此，上级指示学校要学会与敌周旋、打游击，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和袭击点，在残酷的环境下，坚持办学。联高没有固定的校址，白天在一个村庄上课，晚上分散到周围村庄住宿，敌人连续扫荡，我们就划整为零，分成若干游击教学小组，它既是学习的单位，又是打游击的战斗团体，不能进村就在村外青纱帐里隐蔽，敌人来了就走，走到宿营地，停下来打开书包就念书。群众都称呼我们既是学生，又是小游击队员。 1944年夏天，一天早晨同学们正在上自习，王涤生老师突然气喘嘘嘘地跑到教室门口说，敌人来扫荡，已经到了村北，大家赶快和老乡一起到村外隐蔽。我们迅速跑出教室，先把书包隐藏好（当时每个人都挖一藏书包的隐蔽洞）和老乡一起跑到村西树林里，敌人发现了我们，猛烈开枪射击。于是我们又转向村南跑去，一直跑出七八里地，才跳出敌人的扫荡圈。 敌人扫荡，来不及跑出村子，就钻入地道与敌人周旋。当时的地道口挖在老乡家的锅底下，把锅搬开钻入地道，然后把锅放回原处，不留任何痕迹。进入地道往里走十余米处，有一个2米左右的陷井，井上放两块木板，我们过去就把木板抽掉。如敌人进入地道向里搜索就会落人陷井，成为井中之鳖。过陷井二三米处，有一个隔离墙，墙上有几个洞，我们站在里面，既可以向敌人放枪，又可以向敌人投手榴弹。再往里走，储存着手榴弹、食物（如花生米、枣等）和水。地道的出口在村外的坟地里。一天早晨集合点名时，发现少了郭桂莲、蔡玉社、孙兰玉3个女同学。有的说可能是昨天下午跑敌情还没回来，有的说可能是钻人地道还没出来。老师让我带领2个同学到地道里去找。我们打着棉油灯钻入地道，边走边喊，往里走了很远的地方，才找到她们。她们惊喜交加、泪流满面地诉说准备在地道里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情景。她们说，我们昨天下午钻入地道后，听到洞上边有响动声，以为是敌人发现了地道，想从上边挖开活捉我们，我们准备用手榴弹与敌人战斗。刚才听到喊话声，又以为是敌人钻入地道里来了，我们把手榴弹的引爆弦都套在手上了，打算等敌人走近，与敌人拼个死活。当听清是你们的声音，才把手榴弹放下。 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职责是决不让敌人抢走我们的一粒粮食。那时，我和王涤生老师同住一屋，一天夜里，李黎校长推门进来说，西边村里狗叫得厉害，可能是敌人又来扫荡了，让我赶快通知住在王庄的师生，迅速疏散。当完成任务后正准备和王老师一同跑向村外时，事务员黄建卿老师跑来说，还有几袋粮食需要赶快埋藏好。我和3个同学飞速跑到厨房，把一堆谷糠扒开，把粮食埋在里边，再把谷糠盖好，并把烧柴放在上边加以伪装。然后准备跑到村东树林里隐蔽，当走到村东头隔离墙（为防止敌人扫荡时向村里打枪伤人）西边，停下商量说，出村后不能走大路，要从青纱帐里走。商定后，我先走过隔离墙，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以为是王老师等我们，急忙向前走。唉呀！不好，一片穿黄军装的日伪军呼呼啦啦地站了起来，后边的3个同学一看情况不妙，就顺路北的一条胡同逃跑了。我刚停住脚步，北墙根一个敌人突然向我捅了一枪，胳膊被捅破了。我急中生智，把被子甩向敌人，向路南一个场院里跑去，敌人在我身后（相距不到2米）步步紧追。跑到场院北房西边来了个90度的大转弯，纵身跳过一米多高的围墙，正在跳墙的刹那间，敌人开了一枪，大概是认为打中了，就没有再追，我才脱险。就在这天夜里，炊事员桂师傅牵着一头驮着两口袋粮食的骡子向村东跑的时候，被敌人截住，挑了好几刺刀，肠子都被挑出来了，躺在血泊之中，但他仍拼命拉住缰绳不放。敌人走后急忙送入医院，始才得救。多好的师傅啊！为了保护师生的口粮，与敌人搏斗，差点丧失自己的生命。 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联高的学生，既是一支抗日的宣传队，又是一支抗日的工作队。被当地群众称为小八路。学校每到一个村庄，就用石灰水在墙上刷写大标语。像“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参军参战，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灾荒”等等，还采用扭秧歌、活报剧等形式，深入街巷、地头向群众宣传。1943年春天，地委、专署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赶排的《兄妹开荒》小歌剧，在前观上演出数场，很受群众欢迎。1943年末，地委要在余庄召开“英模表彰大会”，就昼夜赶排文艺节目。在会上演出了《王志强参军》、《逃兵的下场》和《不识字的害处》等小型话剧。观众达几千人，尤其《不识字的害处》深受群众的好评。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广泛、深入、生动、活泼，不仅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对开展大生产运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44年11月8日，盘踞在莘县县城和周围据点的敌人，为了延缓他们覆灭的下场，偷偷地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抬着庆祝解放莘县的横标，步行30多里，沿村扭秧歌、写标语、演活报剧、发表演说。群众无不笑逐颜开、兴高采烈，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联高的学生，都积极地做抗日工作。为了便于军民打游击，和群众一起破路挖沟。征收公粮的季节，还分头到各村帮助村干部记帐、过秤、藏粮（把粮食埋在地下）。发现个别地主为了少交公粮，隐瞒土地数量，同学们就帮助村干部丈量他们的土地，揭露他们隐瞒黑地的阴谋。1943年春，青黄不接，群众没有粮食吃，靠摘树叶、挖野菜、扒树皮充饥。但个别恶霸地主置群众死活于不顾，拒不出售存粮，区干部组织贫下中农开展了向地主的借粮运动。同学们积极参加面对面地对恶霸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并和干部研究成立各式各样的夜校。每天放学回到各自居住村庄，就变成了小先生，教群众识字念书。有时还根据地委武委会的指示，组织运输队，把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炸药送到部队。 顽强搏斗，战胜艰难困苦 联高还是一所与困难搏斗的学校。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和连续几年的严重灾荒，联高师生和当地党、政、军、民一样过着极端困难的生活。没有固定的校址，更没有固定的教室，不是借用庙屋，就是借用老乡的空房，用泥垒几个泥墩，上边放块木板当桌子，每个人垒一个泥墩当凳子，没有黑板，就借用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严寒冰雪的冬天，在屋内上课冻得难以忍受时，就采取上一会儿课，到外边跑一会儿步。为了防止冻坏手、脚，坚持用凉水洗手。春天到来，学生像出笼的小鸟，可高兴了。到场院里、树荫下上课，腿当桌，地当椅。没有课本，老师就编写教材，由学生刻印发给大家，来不及刻印，就采取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边记。由于敌人的封锁，解放区的纸张非常困难，学生没有作业本，就用古书或专署用过的废旧账簿，翻过来当作业本。1944年专署成立了造纸厂，发给我们用麦秸制造的黄纸，大家颇为高兴。没有钢笔，自己动手，用子弹皮剪成笔尖，捆在筷子上当钢笔，用染布的颜料兑上水写字。师生都过着供给制生活。专署尽最大努力，每人每天也只能供应14两粮食(16两1斤)，把调拨单发给学校，由学生轮流催运。遇到敌人扫荡或其他特殊情况，催不来公粮，就要断炊。平时都是一天3顿粥，炊事员按定量下锅，分组按人打饭。管了不管饱，饭量大的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大家一年四季在院子里吃饭。王奉一带是穷沙窝，到了春天风沙多，遇到这样的天气，只好饭沙一起咽肚。1943年春天，青黄不接，学校就组织师生到野外采树叶、挖野菜。不少人由于常常吃不饱，全身浮肿，患了胃病。但大家都有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了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地委、专署号召机关、团体都要想方设法开展大生产运动。垦荒种地，多打粮食。1943年秋天，校领导组织师生到郑家开垦荒地八九亩，种上“将八斤”萝卜，获得很好的收成。1944年春，学校参加了专署统一组织的到无人区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这里所说的无人区，是由于敌人的烧杀掠夺和连年灾荒，不少人饿死在当地，有的人外出逃荒出走了。我们全体师生从王庄开赴到野场地区，这里村村房倒屋塌，杂草丛生，死尸遍野，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师生按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男女性别分成若干战斗小组，人人起早贪黑，轮流拉犁。膀子磨破了，两腿累肿了，无一人嚷痛、叫苦。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奋斗，开出荒地五六十亩，种上谷子、玉米。当年收获八九千斤粮食。我们高高兴兴地把粮食运回学校，既改善了师生的生活，又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学生在战斗中成长 几十年过去了，当同学们相遇在一起回顾各自的战斗经历时，都认为在联高期间，不仅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经受了艰难困苦和游击战争的锻炼，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又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经受住各种锻炼和考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各自的贡献，无不感到这与在联高所受的教育、培养和锻炼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