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武同志简介：
战顽匪虎口脱险李治武 1949年11月7日，我们西南服务团一团四支队秀山中队胜利抵达秀山，组织上决定我任县委工作队队长。秀山是一个山区县，土匪猖獗，敌情复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平息土匪暴乱，巩固人民政权。1950年元月25日晚上，我正在官庄乡公所开会，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回县里。我预感到定有紧急情况，带起通讯员，快速往县城赶，午夜一点钟赶到县城。一见到汤吉震副县长，他就告诉我： “溶溪区公所前天下午遭到土匪陈光佩、洪绍康的围攻，区里的几个同志坚持到天黑，后趁土匪放火浓烟四起时，一起突了围。时间已过两天多了，目前已回县的只有杨可定、黄文忠，其余同志可能全都牺牲了。”汤县长停顿了一下又说：“明天你带上一排，去处理后事吧！”他再也没有往下说，我也为这突然的事件急楞了！气炸了！ 离开汤县长时，已是后半夜，但我毫无睡意，翻来覆去地考虑着天亮后怎样行动的问题。早上，我又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原来是1月23日，溶溪逢场，区里的几位同志上街搞宣传后，就回区里吃晚饭，刚吃完饭，突然听到几声枪响，随即，四周都有子弹向区公所飞来了，有一群土匪冲进区公所，边放枪边喊叫： “冲啊！杀啊！抓活的……。．” 当时区公所除了罗区长、宋副区长、黄文忠、杨可定之外，还有几个当地的积极分子，总共不上10个人，全被困在几十平方米的一幢木房里，打仗较有经验的两位区长带领大家利用巷道、板壁作掩护，从缝隙中射击，堵住敌人，一直坚持到天黑，土匪没有冲进屋里，就叫喊： “拖谷草，放火。”几位同志趁夜幕降临、浓烟初起的时候，一齐从屋后墙体的缺口处向外突围，越墙时；宋区长不幸中弹牺牲。突围后罗区长下落不明，出事前区里组织委员吕显平下乡未归，区财粮员祝昭光在街东头粮仓守粮，现在三人的情况不明，生死不知。如此紧急，我匆忙吃过早饭带起部队和几名地方干部火急出城。过田坝，钻山沟，爬高坡，中午时分登上了回星哨。看山下，全是一片沟壑纵横的深山丛林，此时，由县城到溶溪区公所，刚好一半的路程，离“地头蛇”陈光佩、洪绍康盘踞的匪窝还有20多里山路，需要加快速度，争取时间，解救危急，但由于对暴乱后的敌情毫不了解，还要防备敌人摸着我们的底细，不能大白天深入虎穴。我们在山上就地休息、隐蔽，先派两名便衣前去侦察，发现溶溪街上一片寂静。分析这一异常情况，说明其中有鬼，敌情严重，我们借夜幕掩护，摸黑进了溶溪场。 街边上有座横跨溶溪河的小木桥，靠县城一头有座小碉堡。我在这桥头上布置了一个班，并配一挺机枪，由排长指挥，以防敌人截断我方回路。在街的另一头，土匪陈光佩老屋的碉堡上，安排一个班的兵力，由副排长指挥。临时指挥所设在中街东面一户大地主的房屋中。三个火力点，正好形成犄角之势，再在几处要道设了岗哨，严防敌人偷袭。同时紧急向下传达了敌情，并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各班分头弄饭，注意火光；二是不准高声讲话，不准外出；三是不准点灯、不准烧火取暖。接着就派人找棺材和裹尸的白布，凡物主不在家一律留条，日后凭条按价付款。安排布置妥当之后，我带着通讯员和两个战士，急去现场查看。 那时的区公所，是座古老的禹王宫。庙子内外躺着三具遇难同志的遗体，血肉模糊，又在火场边发现两具，一具被烧糊半边，另一具烧焦，遗体烧缩成不到两尺长。火场中，古庙的粗大柱头，余火未熄，无法进去，只嗅到空气中散发着强烈的刺鼻气味。显然里面还有死难同志的遗体在燃烧！我转到禹王宫的后墙外，只见有一滩血迹，到处寻不见宋区长的遗体。随后，由同去的当地干部找来一个积极分子，得知宋区长的遗体，被土匪丢进街边的一个茹洞中。派人下洞，终于找到了宋区长的遗体。宋区长是我在一军时的战友，我当连长，他当副连长。望着宋健刚同志血肉模糊的遗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派出去的同志回报，已找到几匹白布，两付棺材。夜黑沉沉的，不能照亮，只好等明天再行装殓。上弦的月亮，早已西沉，战士们不知何处去了，小场镇一片幽静，四面群山丛林，雀鸟无声。算来我已经连续两夜没睡了，但目睹现场惨状之后，再加之眼前险恶处境，哪里能入睡呢？我继续带着通讯员和两名战士，到处寻查。同时焦急地思索着怎样找到三位下落不明的同志。回到指挥所，突然听到粮仓楼上似有响声，接着又寂静下来，以为是老鼠打架，也就没有在意。隔了一会又听到有响动，上楼检查发现是祝昭光同志仍藏在楼顶上，战友得救了，大家从满腔悲愤中，突然又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喜悦。那么罗秋田、吕显平是否也可能绝处逢生呢？这时急切地想天亮前能找到他们，也有人估计，罗区长突围后可能藏到老鸦洞那边两个积极分子家里（事后得知已牺牲）。吕显平同志下乡的地点是相距较远的膏田乡，情况不明（事后得知也己牺牲）。老鸦洞位于拐沟牛栏溪，相距五、六里，但眼前的处境又如此险恶，怎么办呢？不容细想，我立即与另一负责同志决定：部队由他指挥，我带一个班，天亮前直奔牛栏溪，如有危急情况，我飞速撤回来接应。过了溶溪河，刚进沟，天才蒙蒙亮，突然后面枪声大作，我立即带队调头接应，只见土匪以居高临下的火力，掩护众匪拥上街头；我临时指挥战士和桥边的部队朝县城方向突围，土匪前堵后追，处境很危急。我带这个班抢占了附近一个高地，抢过机枪扫了两梭子，机枪一响，压住了敌人的气焰，前面的部队解围了。土匪却向我们这边扑过来。未等土匪缩小包围圈，我便急下令： “快撤，突围，我来掩护！”战士们朝着回星哨的小路且战且退，突然我见已极度疲惫的祝昭光同志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了。同时又见张德义同志折回来，在离我一百米的地方不幸中弹牺牲。他是大别山时期就跟着我转战南北的好同志，在这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为了保护我，死在罪恶土匪的枪口下！我在山堡上眼看着两位同志牺牲，内心无比悲痛，怒火万丈，紧握双枪，以山上乱石作掩体，不断转移位置，向敌人射击。看起来土匪人多势众，黑压压一大片， “打”！“抓活的”喊声震地。其实真正持枪的土匪并不多，多数是手持木棒扁担，被土匪胁迫来的群众。即便是持枪土匪，也是乌合之众，只是在那里乱放一阵枪，有几个亡命徒领教了我的枪法后，谁也不敢冲上来。就这样僵持下去，直到夜幕降临，土匪的枪声稀疏了，我两支手枪也只剩下了唯一的一颗子弹。我趁着朦胧月色向县城方向靠拢，虽然山间弯弯曲曲的小路隐约可见，但不能前行，假若再与土匪狭路相逢，就难以对付了，只能在山梁荆棘乱石中摸索前进。 翻了几座小山，离回星哨越来越近了，在一个转角的地方，有一间小草房，我走近小房，突然从大石后面钻出四个土匪，一拥而上夺去了我的两支手枪，还用绳子将我两臂捆住。他们押着我走，很奇怪，他们不走山间小路，专走山梁，走了很远，到回星哨悬崖绝壁的一个山梁上，他们准备对我下毒手，一个说： “把他这套呢子军装脱下来！……”。于是站在我左前方的一名匪徒用手枪对着我的胸膛： “不准动！”后面左右各一个土匪抓住我的两臂，站在我右前方的土匪，手持一支手枪，肩上挂着一支汉阳春白雪造步枪，就在背后两个家伙松绑剐衣服时，我使出浑身力气，两手向后猛一甩，两个匪徒都被推倒滚下山去了。同时，趁势左手一把夺回我的手枪，右手夺过另一个土匪的汉阳枪筒子，并顺势猛然一击，他的手枪落地，人被打翻，木枪托也打断了，站在我右前方的那个土匪，既失掉了枪又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吓破了胆，拔腿就跑。 我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枪，为了迅速脱离危险区，把两支短枪抱在胸前，朝秀山方向连梭带滚，滚下了百米左右的陡坡，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坡土停住，我摸黑顺着小路，向秀城蹒跚行走，算来已三天没睡觉，一整天没吃没喝，实在是浑身无力。走到贵图桥时，天已微明，这时我爬也爬不动了，眼见一个竹篱内有一幢柱头房子，这里我来过，是一个副保长家。这时我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老头在屋外磨镰刀，当时我灵机一动，力气又来了，跃进竹篱，用手枪对着他的脑袋厉声地说：“放下刀子，抬我进城！”他被突如其来的我吓呆了，镰刀掉在了地上，连忙答应“是！是！是不是……”这时他儿子从屋里出来，我马上转过枪口对准他说： “赶快抬我进城，要不，把你父子俩一起干掉！’’他两人连忙答应“是！是！是……”！恰好屋里放着一付夹杠，临时用绳子捆成滑竿，老头抬前面，儿子抬后面。走不多远，我觉得不放心，马上喊他们把我从滑竿上放下来，让副保长换到前面来。他父亲抬后面，又走了几步，我觉得仍然不对，喊他们再放下来，我干脆横坐在上面，左右两支枪口，指向父子俩脑袋，警告他们：“你俩个好好抬，如果要捣鬼，我两支枪一起响！”他们说： “不敢、不敢……”就这样他们胆颤心惊地把我一直抬回到县人民政府的坝子上。 同志们见我活着回来了，高兴地从里面跑出来，公安局长梁延德笑哈哈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老李，你回来了，太好了，大家都还以为你牺牲了哩！”我笑着说：“要拿我李治武的脑袋，可没有那么容易。”（作者：原秀山县交通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