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记忆口述人:张景秋 宁静的村落被烧光,可亲的邻里被屠杀,整个村子没有一丝生气……目睹邻村被日军扫荡后的情景,年幼的我被惊呆了。当抗日联军经过村子时。我瞒着家里,跟随部队离开家乡,成为一名抗目联军战士。六年的游击战斗坚定了我报效祖国的信念。后来在苏联的目子里我认识了我的丈夫,并与他喜结连理。1920年12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后刁翎村的一户长工家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房无一间,地无半分,小时候家徒四壁。 因为父亲是地主家的长工.我们一家大小都住在地主家里。4岁那年,母亲因病撒手人寰。打那时起,失去母亲庇护的我受尽了地主少爷的打骂。一家人生活得异常艰辛,但靠着辛勤劳作,倒也勉强过活。 1931年9月18日,目寇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数月后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全部沦陷,生灵涂炭,血流成河。那一年,我11岁。后刁翎村的邻村是前刁翎村,几番扫荡过后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乡里被杀光了,家当被抢光了,就连房子也没留下。 从那时起,我终? 于知道了什么叫做亡国奴。 1936年秋天,后刁翎村来了一群兵,他们扛着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抗日救国的歌曲:大家齐参加抗日联合军,你也愿来我也愿来共同打目本,勇敢冲锋杀敌军,齐心打倒日本,推翻满洲又把走狗擒……“听着他们口中唱的歌,我大步大步地跟上去了,当时虽然不满16周岁,但我确定已经找到了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我没告诉家里人,也没来得及收拾东西,一路追随部队,越走越远。后来我知道,这个部队便是抗日联军。然而我父亲干完活回来发现我不见了,便慌了神,后来从邻里口中得知我跟着抗日联军走了。但还是放心不下,便追上部队想让我回去,但我坚持要留在部队。 后来,我被分到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成了一名“娘子兵”。起初,部队不把女子派上战场,我随妇女团为前方的战士做衣服。后来抗日联军的后方被敌人破坏,妇女团的女战士们开始随军出征。 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一场发生于1938年的“苇子沟战斗”,就是取材于我们部队真实的战斗经历。我已经想不起那场战斗的名称,但是,说起在那场战斗中抗日联军奋勇杀敌的情景,我依旧记忆犹新。 当时, 部队从村民口中得知.10辆满载日本兵的大汽车开进来了,准备发起进攻。因为地形有利,部队决定应战。在周围的小山里, 我们埋伏好,等待鬼子经过。眼看着,鬼子进入卡子里了,战士们的枪声打响了。 子弹冒着火星嗖嗖地飞,到处弥漫着硝烟。战士们越战越勇,鬼子的车一辆也没能开出去,损失极大。这场战斗日军被全歼,是一场大胜仗。 六年的游击生涯大家风餐露宿早已习以为常。有一次.打了胜仗的战士们像往常一样在山里露宿了。我奉命去河边凿冰取水,在村头却发现哨兵不在了,原来被特务报信后,哨兵被日军“摸哨”了。当时,日本兵和“马队” (骑兵)将我们合围,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我赶紧跑回团部报告,帐篷都没有来得及撤走,在团长的命令下,我们开始突围。当时我们兵分两路,我跟着机枪手那一路。整整跑了一天,战士们没有歇歇脚,没有吃一口饭。一清点人数,我们少了80多位战友。 1942年6月份,我和三十名战友跟随政委季青护送两名伤员去苏联海参崴治疗休养。路上我们遇到了两个金日成部队的伤员,就带上他们一起去苏联。在苏联的日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向组织汇报伤员的复员情况。有一天,组织派人来接我们,但是阴差阳错地,我和另一名女战士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苏联一留就是13年。后来,我和战友一直在伯力农场种菜,直至回国。也许是缘分,我在苏联认识了一名老家在山东济南的小伙子,他叫王希福,也是抗日联军战士,在第三军。后来,他随着部队来到苏联。在苏联期间,我们结婚了, 大女儿、二女儿和大儿子先后在苏联降生。我们给他们取了好听的苏联名字,分别叫:艾拉、柳芭和维嘉(均为音译)。1955年,我被接回国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到处是一番新气象。 起初,政府将我留在北京担任俄语翻译。但是,我知道自己文化程度有限,只能听不能写,于是我主动提出回地方,参加农业生产。经过中侨委联系,我被安排到青岛。 1957年6月,我和丈夫带着孩子们在当时的青岛的华光村(现“侨馨苑”)安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