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同志简介：

面对敌人的明查暗访 吴文俊 口述董明江 整理 一九四O年深秋，我才二十出头，便在家乡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以“教书先生”的职业作掩护，在本村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我村忠信寨是夏津县的边远地区，与河北省紧紧相连。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各派敌人竞榴争夺的风水宝地。驻扎在周围的反动武装和便衣特务，经常出来侦察、收集地下党的情况，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因此，在拥有五百多人口的大村庄里，当时还没有共产党员。我入党以后，敌人频频出动，千方百计侦察我党的行踪，对我进行明查暗访，妄图扑灭在我村点燃的革命火种。 巧立名目“座谈” 声东击西侦探 距我村七里地的小张庄，有一个六层楼房那么高的大碉堡。里面驻扎着两百多名日伪汉奸。二十里地有一个子里长屯，屯子里盘踞着一支三百多人的反动武装，全是国民党张八师杂牌军的喽哕。在靠近我村三里地的宋里长屯，有一个国民党的秘密联络站。三股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象三条毒蛇盘绕在我村周围。 我原来在临清六县联立的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家乡沦陷后，我就当上了“教书先生”。白天教小学生，冬季办夜校，与父老乡亲关系融洽，因此引起了敌人对我的怀疑。对我怀疑最深的，要数国民党联络站的站长张巨源。 张巨源出生地主家庭，教过几天书，在附近村庄培养了一些党徒。他为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他采用各种手段打听我村地下党的情况，目标一直盯着我。我有一个姑父与他同宗共祖，住在一个村里，他便在我姑姑面前说： “你的侄子吴文俊，教书很有一套办法，只是一个师范生，成天跟黄泥巴腿子转，不知为什么? ,可我姑姑根本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无法理解我办夜校是为了联络群众、开展工作的目的，因此，每次张巨源总是一无所获。 当时，我们大乡有三所小学：一是宋里长屯，老师张子勤；二是毕庄，老师毕丹耜；三是忠信寨。老师是我。张、毕都是国民党员，同张巨源交往甚密。由于张巨源早已不教书了，不便直接出面，便暗中策划“教师座谈会v，对我进行侦探。记得那是一个初春，乍暖还寒。我上宋里长屯应邀座谈，张、毕二人站在门口，向我点头哈腰、打躬作揖： “吴先生，里面请座！” 我一坐定，他们就悄悄地问我知不知道前胡官电中心小学发生i黔事。我故意摇头说自己消息闭塞。其实我早知道底细。他们告诉我：前胡官屯中心小学的校长孙文佩和教语文的牛老师，只因被张八师怀疑是“共党”，被抓去后严刑拷打，他们不招，便用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屋梁上，吊了三天三夜，还是不招，张八师便叫刽子手在夜深入静之时，将他两人推进深井淹死。 张子勤偷偷地瞟了我一眼，装做咬牙切齿的样子说： “谁叫他们参加赤党？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 我笑了笑，顺水推舟地说： “他们不仅罪有应得，而且死有余辜。”因为孙、牛也是国民党的党徒，每月还从张八师那里领取津贴。由于他们不是张八师的心腹，又不便轻易把他们弄死，只好用“共党嫌疑”加害于他们。这不过是狗咬狗的斗争，这样的例子在国民党内是举不胜举，不足为奇。 张子勤听我说孙、牛死有余辜，连忙对我说： “是啊，共产党活动太厉害了，神出鬼没，你们忠信寨藏龙卧虎，有没有共党活动? ,, 我心里一惊：他知道我村有共产党？不，他不可能知道，因为忠信寨还没有第二个共产党员。我有意把脸沉下来，反问张子勤： “张先生，吴某孤陋寡闻，又不是神机妙算的孔明，五百多人的村庄，十几个姓氏，我怎能清楚? ,,我看到他低头不语，便气冲冲地说， “如果我能知道共产党的活动，我不也是共产党吗？好吧，请张先生把我送到张八师那里去邀功请赏!\"毕丹耜见我面呈愠色，连忙满脸堆笑，在一旁解围： “张先生有口无心，吴先生不必见怪。” 我站起来，作告别之状，张子勤赶忙拦住我： “吴先生息怒，吴先生息怒。”随即给我沏了一杯热茶。 我喝着茶，严肃地对他们说： “张先生，毕先生，我等同人，乃平民百姓，吃粉笔灰，教学生，此为正业。其它一概不问。奉劝二位，多谈教学，少谈国事，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好，好，好。”张子勤也站起来了，他狡猾地笑了笑，拍着我的肩膀： “吴君高见。” 过了一会，张子勤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讲： “吴先生，联防队里的口令是准拟的7” 他明明知道暑假期间我在联防大队“摊勤务”，当时每天需要更换一个口令，我负责管理伙食财务，只不过是帮着拟了两个口令而已。他为什么装糊涂！ “口令是我随便拈来的，鄙人才疏学浅，有不当之处，请张先生当面斧正。”我说。 张子勤先是一阵大笑，然后旁敲侧击地说： “’奋斗，、‘努力’这类口令，可以说与共产党如出一辙，简直是不谋而合。恐怕太偏激了吧？你不怕人家找你的麻烦吗? \'7 我告诉他：口令是我随便拈出来的，也是经过联防队队长审定的。 “张先生，你开这样的玩笑，不怕传出去人家杀我吴文俊的头吗r/ , “不会，不会。”张子勤说， “何况吴君不是赤党，即使已经误入歧途，我和毕先生在张八师面前美言几句，只要立即翻然悔悟，也不致坐牢杀头。” 他这弦外之音，一清二楚，就是要我向他“坦白交待”。我笑了笑，说： “如果我吴某真系赤党，张先生恐怕不会如此高抬贵手吧? ,, 毕丹耜见机不妙，怕把关系弄僵，连忙说： “二位情谊很深，以后不开这类玩笑了。” 这次名日“座谈会”，实际上足对我的一次侦探。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结果是不欢而散。 假心假意“请宴” 彻头彻尾摸底 “座谈会”没有达到目的，张巨源心里郁郁不乐。由于我村党组织已经建立，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长李印光已发展成党员。我们利用办夜校的机会，组织农民躲在家里挖地窖，帮助区、乡人民政府疏散公粮公棉，防止敌人的扫荡和抢劫。各种敌人轮换进村摸底，搜查“共党”和“八路”，都找不出蛛丝马迹。张巨源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向上爬的野心很大，只是没有“奠基刀的人头，他总想从我口中掏出一些东西，作为向上爬的梯子。一九四三年夏天，我被派往乡联防大队值勤务。一天，他骑着一辆单车，从青纱帐里穿了出来，十分殷勤地对我说： “愚兄明日生辰，特请小弟莅临寒舍叙旧。”我与他非亲非故，仅只相识，他专程前来邀我去他家作客，这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一一假殷勤。我也不便推辞，笑了笑．说： “张先生不顾暑热，专程而来，本人不胜荣幸，岂敢失礼?\" 天公不作美，第二天天气更热。我换了一套崭新的灰色制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道地地的教书先生，到张巨源家中作客。 他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四周林茂竹翠，环境十分幽静。一走进大院，一股牛肉拌大葱的味儿直冲鼻子。一看到我，衣冠楚楚的张巨源连忙招呼他那花枝招展的老婆出来迎接。 “这是内人，”张巨源指着他那正在妙龄的妻子对我说，又向他的老婆介绍我： “这就是忠信寨的吴先生。” 我跟着他们夫妇从堂屋里走进内室，里面陈设华丽，画龙雕凤的宁波床和一些涂着朱红油漆的衣柜、家什。这是张巨源的书房兼卧室。书架上摆着《古文观止》等书籍。在书桌的上方，挂着蒋中正的画像，一看而知，他就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吴先生，今日光临寒舍，敝人不胜荣幸。”我一坐定，张巨源欠欠他那肥胖的身子，虚伪地说。我笑了笑，连忙回敬道： “张先生，不必客气。吴某一非达官显贵，二非社会名流，一个穷教书的，出身低微，今日前来贵府拜望，只怕高攀不上。” 他连忙递给我一支烟，说： “哪里，哪里。” 这时，他的老婆沏好两杯酽茶，放在我和他的面前，向我莞尔一笑，便扭着腰肢摇摇摆摆地进了厨房。 “吴先生，今日愚兄二十八岁生日，特请你来家中叙旧。”张巨源吸着烟，笑眯咪地说： “人生如梦，二十八年已匆匆过去，真是虚度年华。” “张先生，年轻有为，来日方长，将来吉星高照，前途无量。何必长吁短叹，悲天悯人。”我说， “将来诸事还要仰仗你啊！” “好说，好说。”他眉飞色舞地答遭。沉吟了一会，他突然问我： “吴先生，你对小学时的刘校长有印象吗? ,, “你指的是哪一个刘校长?v我问他。因为我读高小时，校长是刘宗琪，快要毕业时，刘宗琪突然调走，因此毕业证书的签名校长是刘云甫。 他看到我有些迷惑不解的样子，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问我J “你认识他吗7,, 我接过照片一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方脸，高颧骨，西装头，留着八字胡。这不正是刘云甫吗？ “我说的就是他，刘云甫。” “他现在在哪里？干什么t? ,,我问。因为就是为了把这个刘云甫的弟弟塞进前胡官屯中心小学当校长，张八师才干掉前任校长孙文佩和牛老师的。刘云甫也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特务。 张巨源见我发问，以为我对刘云甫有浓厚的兴趣，他那白白的脸上泛出一片红光，高高的鼻梁颤动了一下，大H艮睛变得更亮起来。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刘云甫时来运转，与张八师打得火热，当上了国民党的书记长。 正当他谈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他的老婆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饺子，一碟醋，和一些大葱大蒜。这在我们家乡也算是一种盛宴。 他频频举箸，请我吃饺子： “内人今天早晨专程到集上买回牛肉，手艺如何，请小弟品尝。” “嫂子手艺高超，色香味俱佳，我吴某有口福。”我打趣地说。他吃了几个饺子，话题转到正题，说： “刘云甫在本地可谓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你们又是师生关系，你想不想见他？”他用筷子夹着香喷喷的饺子，放在嘴边，欲吞不吞地望着我。 显然这是他在试探我对国民党的态度。我笑了笑，不便当面回绝，便说： “承蒙张先生关照，刘校长重任在身，我不便打扰，以后有机会再来麻烦张先生。” 他也不好硬拉我去见刘云甫，便谈起村里的。i j.:况。他告诉我：忠信寨如今变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县里多次来人催粮催款，始终找不到粮仓棉库。 “肯定有共产党在活动！”他说。 我一边吃一边想：这是他在诈我，敌人根本摸不清我捆的情况。便笑问他： “张先生，你为什么不叫张八师把共产党抓起来？像不抓，他不逃之天天？到头来，张八师还会说你同情共党，这责任你担当得起?\" “孙悟空七十二变，一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也逃不过如来佛的巴掌心。”他得意洋洋地说， “都在张八师的网里。”接着，他又问我： “吴先生，你平素和乡亲关系很好，听说过什么情况没有t” 我说： “张先生，我足不出树，耳目闭塞，更不敢谈论国事。与乡亲们一起，也不过是教些‘人之初，性本善，和r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而已。” 他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占文观止）），问我： “吴先生，你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吗?\" “读过。”我说， “你是不是要我象范仲淹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对，对。”他拍案叫绝。他放下碗筷，拍着我的肩膀说， “吴先生，你才气横溢，正是有为之年，前途无限，切切注意周围的宣传，特别是那些蛊惑人心的共产言论。不然，铸成大错，后悔莫及。” “这就请张先生不必担忧了啊！’’我说， “何为共产，我闻所未闻，怎会上当受骗?v “我是为你前途着想，只要你有什么发现，请你及时告诉我，张八师定会大赏。”他说。 “多谢张先生一片好心”。我站起身来，向他告辞。 张巨源没有摸到什么底细，心里不悦，送我出门便回到他的安乐窝了。 特务倾巢出动 进行火力侦察村里的党员逐渐多了起来，村政权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了。一九四三年前后，夏津县地下县委转移到我树开展工作。我们守口如瓶，处处小心翼翼，不让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一天早晨，我正在教室里检查学生背弩隋况，突然一位学生悄悄地对我说： “老师，路上有兵。” 我从窗口向外看，马路上，十字路口，站满了背枪的士兵。看样子是国民党张八师的人马。我的心嘣嘣直跳，正在我着急之时，几个和我一样高的学生问我： “下不下课\'? , 我连忙脱去长袍，抛掉礼帽，对学生说：“放学。我和你们一起走。” 许多小学生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我混在他们之中，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村庄。我把情况通知地下县委的同志，他们分头疏散，我才返回学校。 在路上，一些学生告诉我：刚才那些站岗的士兵，是路过我村的，怕万一碰上了八路，才在路上站岗放哨。这虽是一场虚惊，但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情况十分紧急，地下县委必须连夜转移。第二天，地下县委安全出村，我的心才安定下来。到了下午，我正在教室里领着学生读书，突然院子里一片骚动，脚步声，吆喝声，鸡叫声，狗吠声，十势嘈杂。 我探头向门外一望，院子里黑压压一片，树下，路口，院内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家伙，有的端着长枪，有的背着短枪，有的穿着黄军装，有的穿着便服，全是敌据点里来的日伪汉奸和县保安大队的特工人员，足有一两百人。他们逼着村长把全村的人集合在院子里，然后站在桌子上向村民训话，要老乡们交出收藏的粮食和“八路”。我们地下党员，都在群众之中，谁也没有暴露。一个穿便服的家伙，用一对三角眼死死盯着我。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他却悄悄走近我的身边，用手拍了我一下，嘴巴朝教室里撇了撇。我镇定自若地跟他进了教室，他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吴文俊。”我答。“你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是的。” “你是干什么的? \'7“教书的。” 他用审视的限光打量我，然后进行了盘问和试探。“你们村里有八路吗？” 我摇头否定。 他稍微停了一下，改变方式问我： “八路到你村里来过吗\'? ,,他一眼不眨地望着我，好象八路就在我们教室里。 当时，我们地区经常有陈再道的部队活动，八路军布时也来我们村，如果我一口否定，反而会更增加他对我的怀舅 ：说： “有时来过。” 他一听我说八路军来过，一对狡猾的三角限突然亮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道： “宿多梦人fi’’ 我告诉他：有时多，有时少，具体每次有多少人，我记不清楚了。当他昕到我的话，脸色又暗淡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一边点火，一边问我： “有夹包的人来过吗？” 当时，一些区干部常常在腋下夹着一个包，人们把他们称作“夹包的”。我装着不懂的样子说： “夹包的人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 “八路。妒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 从他的问话中，我明白敌人并没有掌握我们的情况，于是，我故意耍弄他： “我在街上经常碰到过夹包的，是不是八路我可不清楚。”“夹包的上你学校里来过吗? ,,他又问。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我不认识他们，也没有看见他们到学校里来。” 这时，他那灰暗的脸色更加黯淡了，限珠子转了几下，继续问我： “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 我摇头否定。 他稍稍停了停，间我： “你们村里刘君雅到什么地方去了?v 刘君雅是一名老地下党员，由于地下党组织被暴露，几年以前逃到外地去了。我对他说：“听人传说，刘君雅已经‘死’了。蛩他的头摇得象拨浪鼓，笑了笑，用左手拍着我的肩膀：“吴先生，再看到刘君雅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一我朝他付之一笑，心想：你别做美梦吧！ 院子里响起了噼H辟啪啪的凳子磕碰声，训话结束了，这个穿便衣的家伙才中断对我的盘问和追查。 事后我问村长，才知道碉堡里的汉奸和县保安大队联合出动，仍然是一无所获。更使我们庆幸的是，地下县委已提前转移了，我们村的地下党组织安然无恙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一九四五年，在我离开忠信寨前往地委党校学习时，我们村已发展到二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党的中心支部。敌人的明查暗访，并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信念，反而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加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