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慧同志简介：
沙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参加“学兵连” 1936年，我在林子第五高小毕业，南于家庭经济网难，无力升学，只能在家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年冬，在张家村代课两个月。1937年上半年，又在本区小张村教小学：“七七”事变后，小学被迫停办，我回家赋闲。 此时，一些地痞、流氓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了一支支队伍。如，在陵县五区（林子区）小菅村驻扎着“张老十”的队伍，刘家寨驻扎着樊老六的队伍，我村曹寨还驻扎有董连梦的团队……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队伍，名义上是抗日，实则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千方百计鱼肉百姓。有许多同学、同乡和知己朋友都劝我参加上述队伍，我认为这些队伍是祸国殃民的败类，没有参加。看到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害我们的同胞，看到土匪强盗趁火打劫，我义愤填膺，但自己单枪匹马一时又找不到抗日的门路，真是万分焦急。 这期间，祥洼街有一个被群众称为联庄会的组织，头头儿是孙世荣，掌握部分人马，还被国民党委任了个头衔。他的队伍平素以看家护院为主，但也打日本鬼子，群众传说他曾率队伍夜袭凤凰店、盐河一带某村的日本驻军，手持大刀，砍死了不少鬼子，他们的抗日行动在群众中有较好的影响。我听到该部中还有一个以知识青年学生为主体组成的“学兵连”，这个“学兵连”设在离我家只有十里地的国家寨。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去看看：到那里后接触了马冲等人，他们向我宣传抗日救同等革命道理，我感到他们的观点与我当时订的《文化报》宣传的观，电基本相似，我就在“学兵连”里当了一名战十：陔“学兵连”当时只有一支手枪，由马冲整天带着，此外还有几把大刀，再没有其他武器了。“学兵连”的总人数不过i十人，大部分是临邑县的知识青年，唯有我是陵县人。、经过多次与马冲、牛承良等接触后，相处逐渐融洽，马冲就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在当时是特别保密的事。记得马冲在介绍我时，从口袋中取出手枪说“谁泄密以此对待”，并从卷起 的袖口中取出一张名单，名单上不超过十个人的名字，并加上了我的名字。这是1938年农历五月的事情。 “学兵连”人数虽不多，还分成两派，其中有一派家庭比较富裕，要求抗日的心情不迫切、不积极，生活作风不够正派，并且不断说些下流话，如发生口角就说：“让你去沙河里啃毛草（意思是把你活埋在沙河里）!”他们为首的是一个姓马的，可能是正连长，他们是倾向国民党的，不断地夸耀蒋介石如何如何，中央军如何如何。马冲是副连长，以他为首的有牛承良、刘兴垣、赵长刚、张继孟、赵秉君和我，还有一个忘了他的姓名，印象中他一说话就脸红。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生活，经常开展有意义的活动：一是学习新文字；二是学唱抗日救国歌曲，如《五月的鲜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都是由赵长刚教唱；三是看进步小说，如看茅盾、郭沫若、蒋光慈、鲁迅等人的小说，从中汲取进步思想。大家读书的兴趣浓厚。有时一人读大家听，读到感人之处时，渎者哭，听者也被感动得流眼泪。此外，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探讨我党我军的政策，也揭露了国民党不抗战与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我在“学兵连”的生活总共不过i四个月的时间，但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成为后来走上抗日救亡正确道路的阶梯。 转入乐陵军政干校学习 1938年8月，青纱帐起来时，我们十几个人被分期分批介绍到乐陵八路军军政训练队学习：我和牛承良等人为一组起程的，先到商河县李家寨李义民同志家，听他介绍了情况，并在他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才去往乐陵。为什么不直接去呢？因为到乐陵途经几百华里，一路上风险大，为避免在途中遇上土匪或国民党的土顽武装，以防不测，故须谨慎行事。 一路跋涉到了乐陵城，乐陵城气象一新，到处张贴有抗日革命的标语。我被分配到民运队学习，学习“群众工作”“持久战”“游击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少也学了点军事知识，如练习列队动作中的立正、稍息、持枪、敬礼，学习战略战术中的利用地形地物等基本常识。学习一个月就结束了，结束时学校领导宣布让I自己找T作，找不到的由学校 分配。 两次工作失利 在我们毕业的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是陵县人。我想应该动员更多的人到革命队伍中来。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我同家乡发动更多的知识青年去乐陵军政干校学习，结果都碰了钉子，如在动员刘润生（后任匡五县县长）时，他说：“你到八路军那里去，你不怕赤化？中央军来了不杀你的头？”当时他正在当小学教员，生活挺舒适，当然不愿意去：因为我们之间关系不错，感情也融洽，他才会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有的不好意思正面拒绝，就用“以后再说”这类话一推了之：活动几天毫无效果，我只好又同到军政学校，要求学校分配工作。校领导让我再学习一期，到1938年10月，学校组织工作队，将我抽¨1，南-位姓刘的任队长带领了四五个人（都是军政学校学员）去乐陵八Ⅸ做群众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站岗放哨、组织自卫团、搞减租减息等。一个月左右，工作队回到乐陵动委会作总结，这时张海兰介绍我入党。 在乐陵动委会作完总结，我又回到军政学校，正赶上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学校号召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结业和庆祝十月革命节。在结业分配时，原则上仍然是自己找]二作，有的就南学校分配。当时我想，要打开局面，必须要有武器，本县有个“于团”，我村小学的校长在“于团”，还有我一个亲戚在神头做买卖，和“于引”也有联系。我想通过关系争取“于团”投入抗日行列，并把这个想法反映给校领导，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并鼓励我去，当时负责分配的郑××还说“去了以后要经常来信报告情况”。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冒着北风，踏着冰凌，直接去神头找“于团”。谁知“于团”转移到宁津一带活动去了，我在亲戚家住了几天，又返同了乐陵军政干校。 同乡开展-r．．作期问，冈为T作不顺利，在家感到十分烦闷，想fI1去打听点敌情，顺便学点开展工作的经验，我知道临邑城东南一二里地的糖坊村，有地下党的同志在那里工作，我就骑着白行车前去。不过，这时日本鬼子已盘踞了临邑县城，必须绕道而行一我刚刚穿过临商公路上的一条大沟，骑lh行车顺沟堰坡往下疾行，正好对面遇上一些日本鬼子 兵领着老百姓迎面而来。这时，我是顺下坡路而行，既刹不住车子，也无法回避，只好硬着头皮直往前走。这时鬼子冲着我哇哇大叫，他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当我停住时，老百姓对我说：“是让你站住，问你是干什么的。”那天正巧是临邑草家寺集，我灵机一动说：“我是做生意的，到集上去收账的。”于是鬼子兵对我进行人身搜查，我将身上物件一一取出，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就放我走了。在糖坊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家中，我躺下刚想睡，忽然想起我的帽子里还藏着一张印有中华民族先锋队纲领的传单呢，我急忙点上灯，拿起自己的帽子一看，那张传单仍在里面，幸好没被敌人搜查到，这时，我不禁惊叫一声——好险啊！这足可以证明当时党的活动处境非常险恶，开展工作相当艰难。 坚持在陵县五区工作 1939年2月，八路军到陵县，同时进驻我村，并收编了“黑团”。马英奇同志持张海兰的介绍信到我家和我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我就与其他同志一起，在陵县五区开展工作。 马英奇对我说：“今后在陵县五区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我就本着这一精神指示投入了T作。 我从发展和建立党组织人手，开始先把王志合、刘润生、郑相明等人发展为党员，接着又动员他们脱产工作。这样，我们几个人就以八路军和陵县抗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之后上级党组织又派周东光同志来做领导工作，并且任命王志合同志为五区区长。有了区长，我们又以抗日民主区政权的名义进行工作。 我们本打算以范×祥（鲁卜二庙村人）的十几支枪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区队。由于他们与“董团”的关系密切，对我们都很有戒心，不仅不接受我们的教育，还向我们施加压力。有一次，我对这支小队伍上政治课，教育他们作为一个人民的战士不要像土匪一样，大衣不扣扣子，倒背着枪，歪戴着帽子÷这几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把枪藏了起来，范×祥还把我和王志合叫去，把驳壳枪的机头张开，放在桌上，宣称：“我们不干了，你们另外找人吧！”第二天他们又到我家，把我父亲绑走，还说：“我们是土匪，来绑票了！”从此这支小队伍脱离了我们： 我们只好重新组织自己的武装队伍，于是动员群众，有枪出枪，有人…人，如吴家楼子的吴传河带着自己的枪来参加队伍，也动员了老百姓拿f一“自己的枪，同时上级也把军队打胜仗时缴获的枪分给我们一些，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区队。 不久，上级党派李善斋同志（商河小庄人）来担任区动委会主任，我为组织科长。又派来了临邑县×村马××（回民）为区队指导员，南我、王志合、李善斋、马××成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这是陵县五区第一个党小组。 之后，动员发展来的党员郑相民去了二地委，关锋当了交通员，4-5月份，上级党委派来了吴匡五随我们区队一起活动。秋后，成立了陵县县政府，吴匡五任县长，王志合调任其他工作。党员刘润生也被动员fI{来，刘润生担任五区区委书记。这年秋天，又派赵刚为五区区委书记，刘润生被调到陵县县委任秘书。是年底，五区王家寨、刘双槐、小唐家、侯家等村都建立了党支部，周苏二屯、小韩家、李家寨等村都发展了党员。当时发展党员是这样进行的：一是办农会会员训练班，在训练班中将优秀而又积极的分子发展成为党员；二是办新党员训练班，从中选拔脱产干部，原临邑县张仙白家村姓庞的党员，也来训练班学习过，记得临邑有四五个党员来参加学习；i是曾经进行过突击发展党员。在突击发展中出现了操之过急和轻率的问题，如几个人在井边打水，我们的党员随便问在场的非党员群众：“你对共产党有何意见？”群众说没有什么意见，就能发展成为党员了。以后对这些做法作了纠正，并采取了整训措施，对不符合条件的党员劝i汁1，对基本符合条件的留在党内继续培训提高。 1940年下半年，日伪在林子街安设了据点。日伪的据点也曾几次变动，最初安没在姜复初家，后又安在赵龙岗家，最后才定在林子街，其他地方如罗家院、孙禄环等也安了据点，整个陵县环境逐渐恶化。此时，区长换成了张华久。有的乡长就是原来乡长，这些人有两重身份，如刘双槐乡长高希孟，既应付敌人，又为抗日筹集粮款，掩护和营救抗日干部等；有的是我们自己安排的乡、村长，如把小王寨的党员王××派到 刘双槐乡当乡长就是一例。 继张华久以后的区长巩丙汝（巩固），他是环境最艰苦时期的区长。林子街安据点后，这一年11月间，区委书记赵刚被捕，直到1941年春，由乡长高希孟和当地有名望的小学教师傅克光等人将其保出。这时区的党务工作由我负责兼管。 自日伪军在林子街安了据点，我们的区队和一些T^作人员的活动范围也有了变化，一般集中在于信二庄一带和临邑、陵县两县境内的沙河两岸。这时期最值得怀念的是，沙河两岸临邑境内有一个挑担锔盆锔碗的，经常为我们修理短枪和步枪，为我们抗日工作立下了不少功劳。1941年底，我到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领导令我负责四区工作。1943年底，我调陵县六区任区委书记（即宿安区），1944年5月由陵县调德平县工作，分工负责二区和五区的工作。 （1983年10月曹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