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就与高、刘相处甚洽,因陶年长,高、刘二人均对其以“大哥”之称,并对之颇为倚重。陶出任“师讲所”所长,实为高、刘之推荐。陶执掌临邑“师讲所”后,锐意治校,尤对教师之任用,更是选贤任能,且对闲乏之教师,不惜解囊相助,始终以礼贤下士,重在师资为治学之本,马焕之、孙健是应陶之重聘而来临邑“师I所”任教的。马焕之即蔡丙千,山东省广饶县人,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此人操原籍口音极重,高个稍胖,不善谈吐,擅长书法,当时留于临邑之手迹不少。他教数学,亦兼及文学,而能以校为家,全力倾注,艰勤不辍。他创办了学校图书馆,为学生们开辟了猎取知识的课外阵地,同时又设法把一些进步书籍,如蒋光慈、丁玲等人的作品充实到图书馆内,借以陶冶同学们进步的思想情操,因此在课外总有不少同学追随左右攀谈,主动接受其有益的教诲。 陶贯一倾向革命的治校态度 后来方知,毕业于临邑“师讲所”的学生,凡走上革命道路者,大多是在“师讲所”时受马焕之老师教诲和影响较深的学生。记得当时最接近马焕之的一位同学叫庞集云,系临邑城北庞家庄人,新中国成立后得知,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部,在上海工作,早逝于50年代,当日≈‘上海《文汇报》上有讣告。除庞集云之外,尚有郭本俭、张子潭等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亦为中国共产党在临邑的发展壮大上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一些都与马焕之老师在临邑“师讲所”辛勤耕耘有关。马焕之受聘于陶贯一,自1933年起在“师讲所”一直任教到“七七”事变止,在这共达四年之久的时间里,陶贯一校长对马焕之老师的教学及其他活动都加以支持(当时不阻止就意味着支持)。每逢假期,学校停火,马老师即就食陶家,与陶贯一成为莫逆之交。马老师对学生的进步影响引起当局的注意与不满,然而却未能动摇陶对马老师的支持和任用之心,为此,国民党的右派势力曾公开指责陶贯一是“不稳定的国民党员”,同时还向他的上司告发其治校不规。从陶贯一当时的处境上,可以说明他思想上的倾向性。 济南解放后,马焕之任职于山东省煤建公司,陶贯一在昌乐一中执教。此间,他家居济南,与马老师常有往来,直至马老师病逝。 在陶贯一所任用的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语文的孙健老师。当时这位年轻倜傥的孙老师,在课堂上能双手写字,左右开弓,并且白编讲义,教学有方。他曾对陶贯一说:“我只用半年时间,便可将学生教会写作。”他讲课时,教态灵活自如,内智外溢,思如涌泉,很受学生敬仰。陶贯一在用孙老师之初,不知其身世和政治面目:孙老师在临邑“师讲所”任教不久,他从事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被当时山东国民党发觉,并发Ⅲ对他的缉捕令。因“沂”与“邑”同音,国民党当局将缉捕令错发到南临沂,孙老师有一位叔父在潍县广慈医院任职,闻讯后给他发来加急电报谎称“家中老人病危,速同!”他接电报后,当晚找到陶贯一所长,不讳真情,如实以告。陶贯一知情相顾,并挺身而ff{,护送孙脱离临邑,免遭当时山东省反共头子韩复榘的魔爪所害。 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孙健在云南省任教育厅副厅长,因昌乐中学派人去云南孙健处了解陶贯一的情况,他得知陶贯一的任职处所,曾写来一封长信,表述了对陶贯一相助脱险的感恩之情。 陶贯一在济南二三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陶贯一一家寄居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济南,他在当时的中正中学任教。当时国民党“第二绥靖IX”司令长官王耀武的部下在长清县境内逮捕了一名姓傅的女共产党员,因这位女共产党员的老师是王耀武的幕僚,王耀武授意下属,要求把那位女共产党员送到中正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当时王耀武也知该校还未有图书馆,如此处理,意在推给中正中学看管。傅某在该校什么也干不了,弄得该校校长王鸣銮左右为难,王校长与陶贯一是老同学(亦是王校长把陶贯一请去中正中学任教的),就找他商量处理办法。陶贯一明白王耀武对傅也处于“捉放曹”的窘局,因此,与王校长商定了一个明看暗放之计。计策商定之后,王校长就把傅某交予陶贯一全权妥善处理,他暗暗将傅某领到当时自己在济南住的家中(那时叫祭坊巷,后改为双福街)后,亲自跑到北坊,把外甥苏元沽(城北苏家庄)叫到家,当时议定,他二人扮为夫妻一起过黄河,傅某临走时,还送铜笔架留作纪念,后来苏元沽说,那位姓傅的女人过了黄河就去齐河县境内,其后事便不知了。 当时临邑有个小商贩叫宋昭华,因有“给八路军买货”的嫌疑,被 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办公处在现在的胶济宾馆)逮捕扣押。多方托 “临邑同乡会”的人出面来保他,可是谁也不敢担保,后来找到了陶贯一 (他是“同乡会”的理事),陶贯一又挺身而出,在他的担保下,宋昭华 获释,安然回家。 济南解放后,陶已年过半百,毅然参加华东大学学习,结业后继续 从事人民教育工作,在昌乐中学就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被解职 回家后辞世。党的十一届i中全会之后,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人民教 育工作者的名誉。 (1987年3月 陶家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