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曹玉香同志已年逾八十,革命战争年代,为掩护前屯地下党开展工作,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堪称革命的老妈妈。本文 系根据曹玉香同志口述及李振、李干等同志提供史料整理。 抗日战争初期,前屯就建立了党的支部。我在牛芳稷、李振等党员的影响下,思想觉悟提高了,还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共产党、八路军也有了认识。在那个时候,鼓励年轻人抗战、掩护革命同志,只要能干的工作,我都抢着干。在旧社会,我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三个孩子先后死去。看见别人的孩子,我觉着怪亲的慌。侄儿李干自小死了爹,李振自小死了娘,他们兄弟姊妹都和我挺亲近,很听我自勺话,我拿他们当亲生的儿女一样看待。他们经常约着一伙孩子,到我家里玩。我看他们都很勤快、聪明,从心里觉着喜欢。 一九三八年底,李振、牛芳稷下了学,就住在我的西间里看书学习。年轻人这样勤学,我看了高兴。后来,我看见他们的举动有些异常,房门上挂了草帘子,晚上不点灯,一熬就是半夜。时间久了,我怕年轻人心里没数,惹出事来,就追问他们: “你们整天忙些什么?”他们只是笑笑,什么也不告诉我D我心里很纳闷,但总是认为这是一伙好青年,不会出什么错。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和我闲扯,说是谈家常,又不象家常,因为这些话,早先都不大说。说是要告诉我个事情吧,可今天说这,明天说那,也没告诉个啥事。他们说的 话,象无意,也象有意,记得他们曾这样问我, “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咱应该走光明路,还是走黑暗路?”有些我是答不上的。说到走什么路,自然得脚跟站正,走光明正大的路。谈长了,有的意思我虽然不大懂,却觉着句句是实在话,很有道理,很爱听。我渐渐明白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 他们见我思想上有点明白,就讲出了他们所做的,是抗日救亡的事情。我心里想,我说嘛,这伙年轻人是不会错的。觉着这些事和我自己的事一样。他们有事也不背着我了,我能做的就帮着做。 有些青年要到解放区去学习,我知道了,得鼓励的就鼓励,需掩护的就掩护。记得一九四零年正月,李干和李振从我家里走了。李干的爷爷逼着我要人,我说: “他两个叫我给弄上点礼物去出门,我还知道上哪里去啦?” 李振从地委学习回来,做的事情一天天多起来,不是开会就是外跑,每天都不住闲。需要叫人,我就去叫,开会的时候,我就在外边望风站岗。 我平日好“串门/,因此,邻居对我的这些活动,毫不怀疑。外地有人来找李振,我就出面接待。记得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同志,在街上查问,说是要找他的干兄弟李振,我一听便象早已认识一样,把他领到家里,其实我哪里认识。这样就挡住了别人的耳目。同志们一来,吃饭住宿,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我对待他们就象对待李振、李干一样。当时,伪军张步云部盘据在这一带,同志们活动非常困难。李振出来联系工作,这次打扮成这样,那次又打扮成那样。所用的衣服,都由我来对付。有一次他出门时,要穿身大褂,戴副眼镜。我说: “不难!您哥哥(李干)有,我要出来你用就是啦!/那时节,汉奸队常来骚147 扰,这些坏东西一来,我就出来应付。汉奸一闯到我家,为了叫他们快滚开,保护党的组织不受损失,我压住了心头的厌烦,假装殷勤地招待。这办法也发生了一些效力。他们来了几次,不但都被我搪塞过去,还从他们的咀里探听到一些情况。 说实在话,我一个家庭妇女,哪有什么斗争经验。李振他们担心我遇到困难,经不起考验,会暴露秘密。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这样说: “俺几个人的生命,就攥在你手,你攥紧了俺就能活下去,如果攥不紧就完了。”当然,我表示一定要攥得紧紧的。他还问我:“如果敌人把你抓去,逼你的口供怎么办。/我说: “汉奸把我抓去,拷打逼问的时候,我找空子寻死也不能暴露您。”他们这样地问我,使我的心里早有了底。我一个寡妇,生死算什么,革命的秘密一定不能暴露。 他们象摸透了我的心,对我很信任。有些文件也都交给我收藏,还叫我存放党费。党组织这样信得过我,使我的思想更加坚定。 李振第二次从地委回来,活动的地盘更大了,来往的人也更多了。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在我家对外开着一个小“杂货铺”,卖酒、油。外地的同志,借买东西,来来往往,联系工作。我便成了“杂货铺”的掌柜的,招待同志们更方便了。这时,我家里还设着个“印刷厂/,印一些文件和识字课本。 归我收藏的文件渐渐的多起来了,解放区的报纸也传过来。有些大的包裹在家里放不下,我就送到草园里去,藏在垛底下。整个抗日的时期,我所收藏的东西,一点没有受到损失。 几十年过去了,当日在这里坚持工作的年轻人,在党的培养下,都成长起来,分散在各地,担负着重要工作。我一想起这几间小茅屋和往年的活动情况,就感到无限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