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岐山同志简介：

地 下 尖 兵 张岐山 我是青岛市即墨人。在十几岁上，因家庭贫穷，母亲病逝，生活 无法维持，就到青岛纱厂当了工人。16岁参加了工会，后因罢工打 了日本监工武大郎（绰号），跑回家来。17岁在店口学做鞋，四年满 徒，一直当鞋匠。俺村的徐维贤、张银亮（后来知道他俩都是地下党 员）常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使我渐渐树立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1939年，我参加了共产党。1941年，袁超同志介绍我参加胶即平大 队。家里的老人怕担风险，从中阻拦。我想法摆脱了家庭的牵扯， 参加了革命。 不久，南海地委调我去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高密工委做地 下工作。工委的领导先后有田文忠、王旭东、戚耕民等同志。 高密当时是敌占区，日伪统治得非常严密。起先我以打短工为 掩护，进入毛家屯、穆子庄一带。在干活的过程中，我熟悉地方情 况，结交朋友，并慎重地物色工作对象，暗中宣传抗日道理。发展了 禾参子庄刘福奎、刘福成两人为中共党员，搞地下交通。通过他俩又 发展了芝兰屯的单纪功，也干交通。 在种庄稼这一行里，无论耕、种、锄、割，我干得一手好活。凡我 打过短工的村庄，乡亲们都夸我是好庄稼把式。因此，我有了许多 熟人和朋友。一站住脚，我就挑起货担，下乡掌鞋。这样，就可以随 时摸到韩伍屯据点里的敌情。有时给伪军掌了鞋，不但要不下钱 来，还挨他的耳光，我都不在乎，搞工作嘛。 有一天，我在大吕集上和一个叫范春贵的老头扯家常，知道他 是姚家村人，闺女嫁在即墨，女婿早已死了。我认为可以利用这老 头做一些工作。从此，我常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时常弄壶 酒喝喝。我们成了好友。这个关系给了我很大的方便。我冒充了 范的女婿，住在他的家里。掌鞋挣的钱，送些给他贴补家用。范老 头有了我这个“女婿”，非常称心，对外直接介绍我是他的女婿，从 而免去了不少的嫌疑。 范春贵的妻侄赵顺来走亲戚，我见这个年轻人老实纯朴，就留 心争取他。和他亲切交谈，并以烟招待，也建立了感情。赵顺是何 家村人，我又搬到赵顺家住。赵顺介绍我认识了他叔赵宜法。这人 好打抱不平，在庄里很有威信。这里有个伪乡长叫王维聪，由宜法 出面，给我联系到王维聪家干活。王见我身躯矮小，怕不中用，无意 要我。我说：“可以千千看看嘛！”这天，正逢王家两个伙计割豆子， 豆子长得秸粗荚密。我来到地里？把镰刀一拿，飞快地割起来，脚下 收拾得干净利索。伙计们交口称赞，王维聪点头满意。于是，我便 当了王家短工。这期间，我把湿土撒在过道里，取了他全家的脚印。 过年，送给他七双新鞋。这几双鞋，既好看又可脚，一家人直夸我的 手艺高，象照脚做的一样。我取得伪乡长的“信任”，还和他儿拜了 干兄弟。那些到王维聪家来的黄皮子，对我也不见生。这对于我搞 情报，是个有利的条件。 杨戈庄的伪乡长好耍鹰；我就买了一只鹰玩。通过耍鹰，和这 个伪乡长混熟。杨戈庄南面四里，就是杜耀亭的老巢枣行。这样不 但扩大了我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搞情报的方式。有一次，鹰腿上 的绳被树枝缠住。我起鹰的时候，引起了敌人的盘问，就是靠着这 个伪乡长的关系，没有受到麻烦。 工委领导指示，搞地下工作，重要的是群众条件，要我利用这 些关系，秘密地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打下开展对敌斗争的基础我 在何家村发展了赵宜法、李玉瑶、李崇法三人为共产党员。我掌鞋 的箱子有几个抽屉，抽屉的底梁上部都钻了小孑L。搞到情报，卷起 来，放在小孔里面一堵，什么人也发现不了。柏城有个地下关系叫 栾维庆，还有个关系叫李崇福，是伪军的号兵。我住在何家村，离柏 城据点不到一里。因此，那里敌人的一举一动，我都了解。 我将得来的情报，按时送往小高。有一次，在杜戈庄（现属胶州 市）被姜黎川的人截下，硬要我给他掌鞋。这家伙可能要看看我是 不是个掌鞋的。我说：“老总，皮掌子用上了，今天我是要去办货 的。”一面说着一面从箱子里翻出一只皮掌，砰叭几下，把掌子钉 好，拿起旋刀，熟练地将周围旋圆，并说：“下次来，再给你钉那个掌 吧！”敌人没看出一点破绽，便放我走了。 到了野鸭子屯，天快黑了，又遇上姜部的4个兵，搜去了我 160元钱，并问我：“是哪个村的？姓什么？”我说：“是小高的！姓 张！”他们又问：“张贤才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侄！”（其实我 并不认识他）他们见我对答如流，有一个说：“把钱给他，叫他走 吧！”于是160元钱又回到了我的衣袋里。我担心他们再找我的麻 烦，就把两个箱子往前怀里一揽，大踏步地跑回前屯一处茔盘里， 放下担子。在地里藏了一会儿，摸黑到了这个村的地下关系纪松三 家里住下，次日才赶到小高。 我们搞地下工作，首先强调绝对保密，守口如瓶。那些沾点 “伪”字边的可以利用他，但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地下党员一般是单 线领导。禾参子庄的党员刘福成，认为自小和东庄保长董某怪好的。 我劝他要认识这种人的反动性，千万不能有丝毫麻痹，他没介意。 后来董某果然带人去抓他。幸亏我们的地下关系秦光福（医生）报 了信，刘福成才免遭毒手。但房子却被敌人发上了火，害得福成无 家可归。后来，我们又帮他建起了房子。 1943年，高密的敌伪顽极为嚣张，到处进行搜查。在紧迫的时 候，我曾与王旭东同志趴在麦地里露宿。两个人抱在一起，盖一件 大衣，冻得直打颤。 从1942年到1945年，我在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在铁路南的 有：何家村的李玉瑶、李崇法、赵宜法；任家庄的任怀贵、赵德俊；草 泊的赵敬铭；芝兰屯的单纪功；苑家瞳的李四敬；大吕的魏思召；堤 东的宫恩芳。思召和恩芳两同志被敌人活埋了，思召从土里钻出 来，跑回家去也死了。在铁路北的有：禾参子庄的刘福成、刘福奎；杨 家村（现属胶州市）的刘明禄。建立了杨家村、禾参子庄、大吕、任家 庄4处联络站。 我们活动的任务，主要是摸清敌人两大据点（枣行和韩伍屯）， 以及七城（现属胶州市）一带3个小据点的兵力、火力和动向，为大 反攻作好准备。我调胶高县公安局工作时，把这些地下关系都交给 了姜世良同志。 我凋走之后，在联屯、北都等铁路沿钱地区的活动任务是，发 动群众破坏敌人交通。一天，我住代家屯，有十几个敌人，骑着脚踏 车来偷袭。我们十几个人，急忙跑到一个住户的地洞里隐藏起来。 这个地洞的洞口，开在猪圈里，上面放上一个猪食槽子堵着，槽子 里拌上了猪食，敌人哪能找到。这次，武工队队长毕堂同志因为没 有来得及隐藏，不幸牺牲了。 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上级留我在联屯 区坚持斗争。一天晚上，在玉皇庙村遇上敌人。我闯进一家住户， 这家的男人死了不久，只有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度日。敌人搜索 时，我动员大娘与其子赶快穿上白衣裳，扮成守丧的样子。敌人见 家里死了人，没有进门搜查，我脱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