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黄浦大楼”——一南下上海革命后代的随忆畅想录(上篇)

保平 发表于2019-11-22 23: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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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大楼,昔日之上海人尤其是黄浦人如雷贯耳。上世纪五十年代,它在“郑家木桥”一带的建筑中鹤立鸡群。可以东望黄浦江西眺大世界、南北俯瞰金陵东路和延安东路,一条长达八华里的宁海路“菜市街”缠绵欲吻楼西,一幢陈毅市长亲题“上海博物馆”的中汇大厦端庄依偎楼东。不过,它闻名遐迩的迷人之处,倒不全在于楼有多高,院儿有多深。而是,它正门口悬挂着公检法机关的牌牌,让一些人揣摩;让一些人敬畏;让一些人失落;也让一些人如释重负或重获新生。这幢历史悠久的法式公寓,曾是殖民地的巡捕房、国民党的警察局和现在的人民公安机关,我们长辈们随军南下解放上海,接管伪警察局,尔后携家带口或结婚生养,被“安居乐业”在楼上,我则有幸在里这生活了三十年。
                           一、黄浦大楼的“老印象”与“新穿越”
    曾记得,那时从金陵东路174号大门进入前,先经过左右对称的两个半园形空地(曾经那儿趴着两座钢筋水泥地堡)。我们儿时常在上面玩耍,男孩们聚集“打蛋子”、“摔式跤”、“斗鸡”;女孩们则躲闪在另一边跳跳“橡皮筋”踢“毽子”。进入一车道宽的大门口,左边是门岗兼传达室,右边是接待处或叫会客室。此地儿,常常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家访时,可以向家长们“畅所欲言”的绿色小木屋。这排屋多功能,曾用作“失物招领”、“探监登记检查”,还有……嘘,保密!“不好瞎讲八讲啦。”
    进门继续往里走,是带电网的高高围墙包围着的两进式院子。先进前院儿(我们称为大院子)是左右并排两个标准篮球场,球架、灯光和记分牌一应俱全。这里,经常举行“前卫”队之间的锦标赛。比赛时,我们会相帮记分、记时、拣球和吹“三音哨”。黄浦大楼自发组成的“大兴队”也时常神出鬼没地在此“偷练”。平时,大院子主要是局交警队一日三班上岗前集合站队之地。有时,院子里也常放露天电影。哇塞,那可是我们的节日喽!再进后院儿(我们称为小院子)与前院儿隔着一道低低的矮墙,与路同宽的矮墙开口处隐藏着可移动钢门。需要时关门即可将两个院子完全分开(文革中曾经派上大用场)。小院子沿着墙根搭着满是自行车棚。警用的或私人的自行车“对号入座”摆放有序。寥寥可数的几辆墨绿色三轮或两轮摩托车则散放在左右对称的花坛(这儿最早也是两座暗堡)周围。而堪称“局之重器”的两辆美式“小吉普”和一辆“中吉普”似神龙见首不见尾,焉知其收藏何处。小院子东、西高墙边还各有一扇备用腰门,分别通向上海市迄今为止最短亦是最早不通行的“小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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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大楼建筑主体外观之,完全对称。底层正中一条通往1楼大厅的两坡道阶梯舒坦而又大气。两边园柱形岗楼不高却很威严。那时,底层的东边为局里的大厨房和大食堂,西边则是看守所。楼后面由数扇厚重铜合金门围起的空地,主要用于装卸燃煤、清运垃圾和污水抽排。每扇铜门上端,竪着根根直刺青天的尖锐矛头,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孩童为抄近道常在上面跨跃进出,如履平地。
    沿着阶梯拾级而上,穿过东西狭长走廊就是电梯间。间里头,有两个楼梯通道。左侧为消防通道(我们称为小楼梯),楼梯虽狭窄可设施很齐备。配有一部慢似“老牛”的货运电梯。层与层楼梯中间平台处都设有“迷你”厕所,它曾是我们的秘密“联络点”。而更方便的莫过于垃圾管道设置。每层电梯口墙上嵌入一方形翻盖小铁皮斗门,拉开可往里倾倒垃圾杂物,关上后密闭甚严不跑味儿。过年时,我们喜欢往这里头掼“炮仗”,小到鞭炮大到“高升”点燃后一古脑儿朝里扔。如碰巧各楼层不约而同造次,那“音响效果”可谓震颤。据“密传”,文革中此地也是楼上“走资派”们销毁“黑材料”的常用地点。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曾惹得楼里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红小兵”互相猜忌甚而揭发,所幸大家心照不宣,未酿成什么严重后果。
    右侧的通道(我们称为大楼梯)属典型的法式风格。较之小楼梯明显要开阔要舒缓,采光度较高。那条顶面呈半圆状、溜光爽滑的楼梯扶手,贯通上下,无接缝拐弯大圆弧精湛厚重。这扶手,曾作为我们小试身手“勇敢者道路”的工具,把玩地不亦乐乎。如遇各种情况放弃乘电梯下楼时,我们会用右胳肢窝夹住扶手,双脚猛地用力一蹬一抬,便会俯冲着向下“过山车”般直达楼底。这般身手练就非一日之功。得先练胆量再掌握技巧,方得要领:胳肢窝夹住的松紧度似“油门”;收拢的双腿,单脚掌轻点地再收起似“换档”;双脚落地自然就是“刹车”了。还有,驾驭者的高矮胖瘦应该算作“排量”之大小吧。曾经与电梯的“速度赛”中作过统计,滑着下楼的成绩是“二胜一负三平”。如用现在时兴的“低碳、低耗”标准来评判,充其量输赢各半。因为,我们为之消耗的衣服或补丁布料超支了家中“预算”。
    “好好较,不出钞票格电梯不乘!偏要格那危险八啦,下一趟楼弄得大人提心吊胆格。贴钞票倒算了,格布票紧张伐啦……一帮子戆小囡作孽啊!”。老人和大人们的埋怨、数落,更甚者喝斥着“请侬吃生活!”时常在楼道里回荡。那声音,对我们中的几个“老油条”搭子来讲,犹如下滑时嗖嗖刮过的“耳旁风”一般,依然故我,追求着下滑瞬间刺激、享受着极短暂乐趣。忆此意境,不禁使我想改动那阙脍炙人口的名诗来描述:“楼道吼声震不住,小哥已下百丈涧。”别说,这小哥里还真有高手。有一发小老弟,我虽年长他两岁。但他那“张果老倒骑驴”式的滑姿,让我惊羡、汗颜而只能望其项背。他倒骑着能从最高处九楼一口气疾速下滑到最底层的理发室里。
理发师小季
    理发室位于大楼梯笃底的一个小平台里厢。作为“剃头间”斗室虽小,样样不缺。有窗有门有楼梯,有面盆有转椅有电扇,还有一部壁挂电话机。反正,其“软、硬”件一点不输当时享誉沪上南京东路“新新美发厅”。这里曾经是大楼“人气”最旺之处,也是我们这些顽童最守规矩的地方。虽然,大人嘴里常说我们:“这帮子‘小赤佬’头最难剃!”(双关语:难管束和不愿理发)而在长年累月“坐阵抄刀”的两位扬州籍理发师的口中,却是朗朗夸赞我们:“楼上的‘小把戏’蛮乖的!懂礼貌,不调皮……真心话啊!”那是当然喽!别说是我们,就是楼上再大的官儿,请他们“修理”时,“啦够不是乖乖地!”
    这一老一少剃头师傅配合默契,手艺精湛。除了“吹、洗、剪、烫、刮”功底扎实、技术过硬外,还有一套绝活在手!若谁眼睛里进了沙子,或落枕什么的,尽管去找他们,包您手到病除。至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年纪较轻的季(谐音)师傅。他仪表堂堂,令人叫“酷”!哪怕洗旧了的工作服,他也能穿出形儿来。无论班上班下,也无论刮风下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那“二八开”的“奶油包头”,一年四季始终油光锃亮。他人长得帅又是“单吊模子”,难免会被传这传那地,现今叫“绯闻”吧。但再咋地,这两位师傅都是经过组织严格政审,层层把关方能在此工作。因为,他们在服务楼上工作的公安干警、大大小小革命干部及其家属的同时,还有一项严肃地政治任务,那就是隔三岔五轮流去看守所给犯人“剃庙头”。(那时犯科者称公安局为“宫”;称看守所为“庙”;称剃成光头为“庙头”)政治觉悟、阶级立场,那是“相当的”可靠。虽然,小季师傅时不时被人当面问个脸红脸白的,可他的人品、服务态度和技能,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无可挑剔。

开老电梯的黄老伯伯
    大楼梯门边是一部客运电梯。最早时,这部轿厢式电梯绝对“原生态”。电梯门是平移的可收缩可展开的金属栅栏门,分里外两扇。梯门先后一收一拉即可上下客或上下行。梯门平移滑动时撞击出的金属声,当今超狂飙的“爵士乐”也奏不出。“嗤—嚓—唦”这美妙的“绝响”,如今我也只能陶醉于记忆回味中了。电梯的轿厢内可容纳包括专职司梯员在内约八名成人乘坐。厢内照明虽暗但光线柔和,夏天厢角悬挂着一台老式“华生牌”铜质台扇,它不停在那“摇头晃脑”,为乘坐的人们送些个丝丝凉意。操纵电梯时,先插上钥匙开启电源,再拉上两道梯门,然后摆弄小鼓锤状的手柄,向左为下、向右为上,看似“老好弄”,可真正要做到“达标”,把电梯停平稳又无失重感,这摆弄操纵杆的功夫可了不得!
    儿时,专职开电梯的黄老伯令我没齿难忘。他年逾五十,个头不高,人微胖很敦实,浑圆饱满的头刮得光光的。曾有人开玩笑说:“阿啦电梯里不怕没照明,有黄师傅嘎大一只‘电灯泡’哩……起码一百支光!”任凭你再怎样开涮,他始终是乐呵呵的。他的技术超好,尤以电梯停层时,梯口找平、对齐的一刹那手感俱佳,几乎是一杆到位不带微调的。他人缘极好,童叟无欺。他称楼上的男孩儿为小弟;女孩儿为小妹,这常州口音煞是亲切。每日上班时,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在梯门边候客。当电梯满载着上下运行中,他会透过一目了然的金属栅栏门,频频向仍在外候乘的人打招呼:“麻烦,等一息哦!”同时,对眨眼间闪过的井道壁上标的楼号,他亦“拎得清清爽爽咯”。侬放心!稍候片刻,他一准开到。领导们也很关心他,考虑到年纪大了,先在电梯厅放把靠背椅让他歇歇脚。后又特制一把高脚椅于电梯里。自此,黄浦大楼出现了坐着开电梯的“新气象”。那时,我们这些顽童视电梯为“超级玩具”,时常对黄老伯采用“调虎离山计”偷开电梯,抑或直接实施蒙其双眼或挠其痒痒抢开电梯。这迫使大楼管理当局紧急出台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对大楼里非本局工作人员,无论大人还是小囡,一律凭“电梯牌子”方可乘坐(上行收牌子)。安民告示中的理由倒也正当:为了节约用电云云。其实是用经济手段来提高我们顽皮耍弄电梯的“乱作成本”。
    电梯牌子,是用厚竹片制作成长约十来公分,宽约四公分长条形状。上用电烙铁镌刻着“黄公”字样,顶端还钻一小眼儿方便串挂。因局里有专职木匠,这牌牌很快便配给(好像是两分洋钿买一块牌子)到楼上各家。难嚒好哉!那时,我家梳妆台小抽屉里放着大大小小的“票证”和“本本”儿,这下又压上一摞电梯牌牌。在计划经济年代,可能只有生活在黄浦大楼的居民又“多此一举”。如今想来,依然令人啼笑皆非!这项管理措施执行的既严格又持久。一直到文革初期“让楼上走资派们好好走走,爬爬楼梯,彻底改造!”的停梯造反行动中,电梯牌子算是“寿终正寝”。只可惜,这牌子自家未曾保存下一块儿来,哪怕是留下它的一张“倩影”也好。安问我的发小和楼友们,谁还握有它呢。谁有,谁就是当今我心目中最最大的“腕儿”,我愿成为您的“牌粉”!
“穿越”长辈们进上海的往事
    而今,想必这电梯早已与时俱进,换成广告词儿“上上下下的享受”那品牌,任由“模糊逻辑”电脑操控了吧。可每每那老电梯、那高脚椅、那黄老伯手捧斑驳瓷茶缸,肩搭粗布包(盛放电梯牌)的场景在我脑际中闪现时,不由自主地吸引着我对昔日黄浦大楼完成一次次“时空穿越”。
    

黄浦警察分局警察迎接解放军.jpg

“穿越”中我看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战役中的硝烟未散。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上海伪警察系统的公安干部们,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内行装甫卸又整装待发了。作为上海最大的伪警察区分局——黄浦分局,兹由上海市军管会任命的接收专员H伯伯和中共地下党“警察委员会”的J伯伯等一干人即日接管。接管工作很顺利。除了几个自知作恶多端,必遭惩处的头头,老早“滑脚”外,七百多条枪和人员等包括财物都在,“照单全收”。接管工作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口头嘉奖。自此,黄浦大楼在易帜易牌易主后,我们的长辈根据工作需要,听从组织分配,陆续搬了进去。逐渐形成了1至5楼为机关办公楼层;6至9楼为干部们居家宿舍的历史格局和物业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穿越”中我听到:在“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非常时期,接收并已归福州路公安总局使用的武装铁甲囚车“飞行堡垒”拉着刺耳的警笛声,和着大、小院子里吉普车、摩托车发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夜半,武装民警和公安部队,在大院子里紧急集合的哨声一次次惊醒楼上熟睡的家眷。还有把长辈们随时从家中拽走的急促电话铃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个声音渐渐地平伏了许多;共和国上海城安宁了许多;黄浦区老百姓“煞意了叫归”(沪语谐音意即:舒服多了)……
    “穿越”中我想到:如换作我,我能象长辈们那样,从农村革命老区南下,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踏上“十里洋场”上海滩,就面对着潜伏的敌特匪帮、散兵游勇和横行霸道的地痞流氓“青红帮”袭扰破坏与兴风作浪;就置身于洋行洋房洋戏院林立、茶肆酒楼妓院儿遍地。满眼是大马路上招摇过市的太太小姐和橱窗里的高档商品,盈耳是夸赞挑逗参半的“嗲嗲软语”和揶揄、嘲讽甚至恐吓。简言之,他们从血雨腥风的旧战场辗转到了“花雨香风”的新阵地。他们,眼没有‘花’;耳没有‘软’;手没有‘伸’;腿没有‘颤’;腰没有‘折’……意志、信念和定力不可憾!如今可以盖棺论定了。
    当然,南下进上海的队伍中也有“孬种”。有一个叫欧震的南下干部。他,忘记了家乡父老的嘱托,漠视了丹阳整训的告诫,放松了进城“约法八章”的律己,竟拜倒在一个汉奸加狗官的姨太太石榴裙下。对她言听计从,为她贪得无厌。当丹阳训话中陈老总的警示:“反动派叫嚣,上海是个‘大染缸’呵,要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去,黑的出来’……”犹犹在耳时,他则“不幸”被言中,沉溺于污泥浊水的“大染缸”里难以自拔。最终,他成了上海解放后最早被人民政府“笃洞”(沪语指:枪毙)的南下公安干部。
    而我的父亲对这个人这件事的看法,倒也坦然和颇有哲理:“常说,革命队伍是个‘大熔炉’。炼钢嚒,有钢就有渣!历经百炼,去掉自己身上的杂质成为好同志;去掉队伍中的渣滓成为好队伍!”。这话语,即使在今天,不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吗?!这话语,引申开来。我扪心自问,还用“穿越”着与父辈们作替换,自己不是仍在社会“大熔炉”中经受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考验吗?
                              二.黄浦大楼的“内涵”与“外延”
    我的记忆中,黄浦大楼见证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熊熊燃烧的激情,目睹过“大跃进”时,院子里垒起座座“小高炉”冒着的迷漫黑烟,楼上的小哥哥们放学路过,会去“轧轧闹猛”,(沪语意即:凑热闹)或帮着推拉风箱,或跟着“报喜队”敲锣打鼓,庆祝一锅锅铁水胜利出炉。“咦,人民警察炼钢铁,蛮好白相格!”引来大门外围观的老百姓啧啧称奇。
   

去新疆的大哥大姐.jpg

 在“支援、建设、保卫边疆”号召下,楼上四个家庭中的五位大哥哥大姐姐,风华正茂、一身戎装,英姿飒爽蹬上大卡车,挥手告别满大院儿送行的长辈亲友,西征新疆“石河子”。黄浦大楼的革命干部带头送子女屯垦戍边,一时间在金陵东路街道和区里传为佳话。如我没记错的话,刚穿上绿色新军装的他(她)们,临行前有一天,还在大院子里拍照留念呢。从此,我们中的“四零”后们,完成了“社会青年”向“农垦战士”的“华丽转身”。而以往率领我们驰骋于大楼大院“穷白相”的“两华”(明华、建华)大哥哥,也于小弟弟们演绎了一场“告别秀”。那悲喜交加的场景,令人感伤不已。
    当台湾老蒋叫嚣“反攻大陆,三年必成!”甚嚣尘上那阵儿,大院子俨然成了“练兵场”。每日里,民警和“基干民兵”们,轮流在那儿练射击和匍匐前进。手枪、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卧、跪、立三姿有依托或无依托。他们在头戴“船型帽”的陆军士兵带教下,瞄准支起的靶子练得一丝不苟,汗流浃背。休息时,我们便迫不及待侧卧步枪旁,眯缝着眼睛从“三棱教练镜”中体味那“三点成一线”的射击要领。

玩儿枪的不会忘却的故事
    爱玩儿枪,是世上所有男孩儿的天性。我们概莫能外。那年头,手里攥着的,腰边插着的和肩上扛着的玩具枪械,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买的有自制的,有纸叠的有木刻或竹拼的,还有一种粗铁丝弯成上用“橡皮筋”弹射纸质“子弹”枪,甚是流行。这还不过瘾,总想着玩儿真的。机会很眷顾我们,有那么一阵子,楼下经常会驶来满载着各种枪械的大卡车。我们见状飞快“滑”向(前述下楼法)底楼的小院子,自告奋勇,争先恐后抢着搬运。押车的民警乐观其成,指挥并带领一帮“红领巾”们肩扛手提“汉阳造”、“三八大盖”、“汤姆式”、“卡宾枪”、“苏制转盘机枪”等等,进大厅奔西头,气喘吁吁爬上二楼进库房。库房里整齐摆放的各类武器,让我们大开眼界。大到“马克辛重机枪”小到“日式掷弹筒”,令人叹为观止,大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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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我后来竟走火入魔玩儿起真格的。暑假里的一天,我眼瞅父亲藏枪的铁抽屉未锁,暗自窃喜。我手里握着那把勃朗宁小手枪,拉开枪栓对着邻居家小弟,大喊一声:“不许动!”,被值夜班刚进家的小弟老爸(南下老公安)飞起一脚人倒枪落。他捡起枪熟练地退弹夹验枪,我看着看着傻眼了!这枪里,子弹已经上膛,单待我“不幸”击发……那万劫不复的后果至今不敢想象!这震惊楼内的“消息”不胫而走,枪的主人闻讯提前打道回府(我父亲那时已在普陀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结果,我挨了一生中最最刻骨铭心“暴揍”(父亲信守承诺“收拾”我三刻钟)。而后,他还向上级作了深刻的书面检讨,并上交了那把他最钟爱的小手枪,才算作罢。虽然,我未因此患上“恐枪症”。长大后还参军入伍,天天与枪打交道并无忌惮。可我一旦摆弄起手枪,脑海中会时不时地“情景再现”而心有余悸。

大院子里的“百货场”
    大院子有时也会呈现出令人咋舌的“风景线”。有一年国庆节,广大市民蜂涌而至分局管辖的“人民大道”、“大世界”等热闹地段,昼看“军民彩车大游行”,夜观“焰火礼花”和“广场大联欢”,不慎留下了许多“行为艺术品”。执勤警察认真捡起并运回,整齐摆放好。第二天,公安局院内地面上,密密麻麻铺陈着各式各样鞋子(大多不成双)还有包袋、皮夹、帽子和围巾等物品,摆满了整个篮球场。那时虽说条件艰苦,但节日里大家穿戴的定是价格不菲之“精品”。公安局发出招领启事,让痛感“肉里分,伐容易”的人儿们,兴冲冲地赶来登记认领……
    这场面,每年国庆节后便司空见惯。就像平常大院子里交警们整队出发,犯人家属探监送物的长长队伍,押解犯人的囚车鸣着警笛进进出出的。我们小小年纪已能分辨出:单个双手反铐的是重刑犯;两人合一铐并手提行李是转监的已决犯。诸如此类,全都熟视无睹,见怪不怪。
    可有一年,大院子发生的事儿非同寻常,印象深刻。那年夏天,上海遭百年不遇的强台风正面袭击,黄浦江水没岸倒灌,大部分城区受淹,大楼周边已成泽国水乡。金陵东路上有轨电车“叮叮噹”声消失了好几天。待天晴水退地干后,大院子里顿时变成了“大晒场”。一些大百货公司水泡过的各种商品,一车一车往院儿里拉,晾晒的东西琳琅满目,满地都是。楼对面“紫金路”上的“上海百货公司批发站仓库”,更是“近水楼台”,拉来晾晒的东西最多。整整一礼拜,弄得我们放学后,只能倦在家中“望院兴叹”。丝毫不敢挑战家中大人们告诫:你们离公家东西远远的,别到时候说不清楚!
    台风刮过没多久,上海“翻出”两样“新花头”。全市各大百货商店大甩卖“台风处理品”和上海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古筝独奏“战台风”。我想,自然与人文造就的泱泱“海派文化”中,应该有“台风文化”一席之地,留待专家去探究吧。
物理分隔与消防梯“栈道”
    

内外消防梯.jpg

台风刮过没多久,黄浦大楼也“翻新花头”开始装修。我记得好像历时两个礼拜。先把后院子沿主楼两侧到大铜合金门处,砌上两堵砖墙。再将小楼梯的通道、墙面和窗框油刷一新,货梯改为客梯。如此这般折腾之后,楼上各家各户都领到了延安东路151号两扇门钥匙。不久后,6—9层的大楼梯门“光噹”全都锁上。于是,居家楼层的电梯厅和东西走廊(我们称为小弄堂),顿觉昏暗憋屈了许多。于楼下工作无论“搭界”与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就此也永远抹去了户籍登记中“金陵东路174号”的字迹。
    后来我想,这样的分隔“搞定”,肯定事出有因。或许是楼上的小孩子太顽皮,搅扰了楼下正常办公秩序。或许是楼上进进出出的人太繁杂,影响了专政机关对外形象。或许是楼上不少家大人已不在楼下工作,抑或许是楼上有一家大人上下班,已不见那辆黑色老“别克”小轿车接送。诸多成因费猜详!欲知谜底,只有去查阅那时决策者的“会议记录”……
    地缘上的人为阻隔或叫物理防范,必定催生出“偷渡”。如那时的“柏林墙”和“粤港澳边界”。信息时代,更无幸免。现代“苹果”手机刚上市就“越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对楼下大、小院子的向往,对4楼大礼堂、3楼电视机房和乒乓桌等的欲望,开始尝试并最终学会了“偷渡”。起初,我们只是耍些个小伎俩,故意从窗外往楼下“掉”衣物或被单什么的,以捡回东西为由,可以名正言顺、大摇大摆地从院儿门口进出或逮着机会玩一把。此计,很快“穿帮”。再掉东西,由门卫代劳,去门岗处认领。于是,我们真正玩儿命的“偷渡”应运而生。
    黄浦大楼东、西两侧各有对称的两个晒台。远观之,大楼南立面从5楼大晒台往8楼小晒台呈阶梯状,直至9楼上的顶层大平台。从东、西5楼大晒台上近观之,侧立面紧靠北的外墙上“钉”着一长串,笔直又扎眼的简易消防梯。就好象是放大N倍的“钉书针”一枚一枚,间隔约四、五十公分一直“钉”到顶层大平台尽头。人爬在上面于墙同垂,几乎是紧紧贴着墙面。夏日里攀爬时,还能嗅到喷砂墙面散发着类似“小苏打”气味。我初上手时,只爬了8楼晒台往9楼顶上一小段,就感觉气短心慌脚骨软。尤其下行完全凭感觉找脚蹬处。若是朝下看定会头晕眼花,弄不好再一脚踏空,那肯定玩完儿啦!这样的梯子从4楼到9楼顶层的楼内“天井”墙上也钉有。入口处就是楼层走廊里那几扇高台窗户。这里,很快“开发”成我们攀爬消防梯,“偷渡”到楼下看电视或玩耍的“胡志明小道”。也是我们在楼层顶上“避难”的隐秘通道。
    记得是“文革”初期学校停课,我们在家闲得无聊,便上演了一出“恶作剧”。我们找了一摞花花绿绿的纸片当“传单”,接上走廊里的消防水枪,还拎着装满水的大“钢金锅”和“铜吊”开始行动。我们先从小楼梯9楼的窗户向下抛撒纸片,延安东路街面的人群纷纷聚拢过来(那时兴抢传单、抢军帽)。见楼下人群开始哄抢,我们手中的水枪和着大锅、吊壶的水,从6、7、8三个楼层的窗户向下一阵儿狂泻猛灌。顿时,下面可怜的人儿们个个成了“落汤鸡”。“不好!有人追上楼啦,快撤!”不知是那位发小及时报警。我们赶紧隐藏好“作案工具”,分头从各自楼层飞快进入“天井”,消防梯间舒展“猿臂”,眨眼消遁于楼顶大平台。一直捱到天黑,派出“侦察”的发小,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打更老汉的呼唤:“平—安—无—事喽!”。我们才敢下来回家。事后“情况汇总”,当时冲上楼有十来个人,其中多半儿是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小将”。他们手拎着武装带,气急败坏地挨家挨户,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足足折腾大半天,这才悻悻然“颠儿”了。否则,如被逮着,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游街示众!您想啊,我们这些“走资派”的“狗崽子”,一旦束手就擒会有“好下场”吗?!当时想想后怕诚恐,现在忆及忍俊不禁。
分隔后的“双向交流”
    与楼下前院子的“隔离”,加快了我们走向楼外“接地气”的步伐。走入了“菜市街”、“棋盘街”、“盛泽路”、“山东路”、“卜磷里”、“恒茂里”、“海关大楼”、“和平大楼”、“小花园”、“精武体育会”等地面,走进了同学和小伙伴“寻常百姓家”。而没了进前门门岗那套繁琐“会客”手续(领牌子进出),随时随意上楼的玩伴儿多了起来。同班的往往是以学习小组形式,先认真做完作业再尽情玩耍。
    孩子们之间的交流速度,比现今“4G”网速更快。很快,市井弄堂流行的游戏、玩法,已在我们中间玩的滚瓜烂熟。象什么“官兵捉强盗”、“顶橄榄核”、“抽贱骨头”、“搓响铃”、“滚钢圈”、“跳双飞”、“跳房子”、“刮香烟牌子”、“翻手一把抓”、“吹斗纸田鸡”、“丢沙包”,还有玩扑克牌的“二十四点”、“十三道”,棋类的“五子棋”、“四角大战”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频繁的交流,使我们从“开国语”到“洋泾浜”上海话,不久人人都能操一口纯正流利“上海闲话”。弄得“乡音难改鬓毛衰”的长辈们自叹弗如。那时,我们中大多能说三种话,于家中长辈说“家乡话”;于楼里楼外开“国语”和“沪语”。
    文革中,曾时兴“全拼音上海话”,也叫“拗口上海话”。难学又难懂。是以正宗沪语为语音基础,把字儿、词组的沪语拼音,前置后缀、前轻后重地说出来。有道是,世上唯孩子、女子学话最快。此乃千真万确。我们不但极快学会,运用自如。甚至应用到明目张胆当着大人面,相互邀约作“坏事体”上。下面举例,小字体即为:前置、前轻“讲法”的特别书写。
    例如,有一次,同伴进家问我:“奥阿老拉操出巧去抱白消厢佛伐。”(译:我们出去玩吧)我回答:“抱白消厢稍啥闹呐?”(译:玩什么呢)
    他鬼兮兮说:“操抽消香遥烟佛伐。”(译:抽香烟吧。)“稍啥刨牌糟子?”(译:什么牌子?)我问道。“冒牡刀丹!妖壹膏角烧四膏根。”(译:“牡丹”!一毛钱四根。)他得意洋洋道。此刻,我面对家中长辈欲求放行。听的似懂非懂的长辈冲我俩挥挥手说:“去吧。什么蛋不蛋的,别捣蛋啊!”闻听应允,我俩几乎异口同声道:“操差老路!”(译:走人!)接着,飞也似地走“胡志明小道”,窜上顶层大平台,仰望蓝天白云,在那“吞云吐雾”,好不惬意!
曾经的荒唐和“无厘头”
    蹉跎岁月,我们的语言“天赋”竟然有了“用武之地”。太可叹!只是常常用于荒唐之处。而更荒唐的是,我们也学会了上海“窃口话”。开始羡慕衣着“时髦”,里厢“汗衫马甲平脚裤”;外头“大小翻领线绒衫裤”;脚穿“懂经鞋”的同学或玩伴儿。那时,我们非常仰慕楼下,“菜市街”盛泽路上,绰号“小牛”的大哥哥。为了能练成他那样,犹如当今“施瓦辛格”的“身胚”。我们因地制宜,在家里窗台、门楣和地板上,苦练“反手抓窗台倒立‘接’双脚勾窗竖杠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和“单、双手俯卧撑‘转’头脚撑地挺腰背”。我们因陋就简,将8楼西晒台变成了“健身房”。猛练“拎石锁”、“举哑铃”和仰卧、蹲、立三姿挺举“六角砖”(一种石材大地砖)。练完后,对着镜子中自己“拗格造型”(沪语意即:摆POS)上下反复打亮,看看“胸大肌”、“肱二、三头肌”、“阔背肌”和“腹肌”等肌肉,有无明显隆起。而我们的体能则不必单练。整天价爬楼梯的运动量足矣。让自己体魄健壮、健美本无可厚非。但我们锻炼的“原动力”是能对付楼周边一帮帮“撑市面”(沪“窃口”:称雄一方)的小混混们。曾经我哥欲为我“摆平”四川南路的一帮子“小赤佬”,请来了他的学长,威震上海滩的“上体司总司令”。他领着我们一大帮人,沿着金陵东路招摇过市,来回走了一遭。“蛋形着足”,(沪“窃口”:体面过人)就此太平!最最荒唐的是,我一发小和玩伴,因无钱买烟。居然想到了去楼下,黄浦清洁管理所的“公厕”里“找”烟抽!见人家在那儿“蹲坑”,刚点上烟,正在全神贯注地“脚踏地板,手拿横板,面孔一板……”(儿时沪上流行的“出恭”歌谣)时,他猛然上前夺烟而逃之夭夭。诸如此类的荒唐损事和玩世不恭,我们都多少沾点边。至今,我仍然不敢苟同的是:一说某人如何如何好,就开始“人肉搜索”般,去挖掘那人从小到大如何如何优秀。并由此得出结论:此人在娘胎里就是“好人胚子”!我以为,人的成长之路,决不能与藏传佛教的“金瓶掣签”选转世灵童,相提并论。此乃后话,在下不表。
长辈们落难,自身难保。小辈们落荒,自生自灭。我们就像一颗颗小树苗,失去了园丁栽培修剪,杂草丛生,枝杈滥长。幸亏,毛主席把我们及时“移植”去了“广阔天地”交工农兵“打理”。不然的话,世事难料。至少,从那时起的我,渐渐知道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社会有多缤纷、人生有多姿彩”,此话怎讲,恐惹争议,不再畅想。
文革岁月中的楼下与楼上
   

文革中像章.jpg

 我们是从各家各户家正南面窗户,目睹楼下“文化大革命”进程的。起初,“大鸣大放大辩论”,院子的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经常见到外面不断有人(各派出所的民警)进来以新覆旧的贴。后来,发展到彻底砸烂公检法。有一天,大楼前的金陵东路,突然被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占领。交通中断,大楼也被群情亢奋的造反工人(好像是以煤气公司造反派为主)整整包围了三天。白天黑夜,高音喇叭冲着大楼狂喊乱叫,好像是强烈要求释放被抓的什么人,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等等口号。楼下也做好了防范,小院子的钢门终于关门上锁,顶住了闯进大院子的造反派最后冲击。楼上居民担惊受怕,夜不能寐。幸好与楼下早已分隔,故居民们的进出和生活并无大碍。楼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些天还借道从小楼梯、小边门进出呢。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不久后,楼下造反派组织“黄浦公革会”业已成立。之后,我们中间几个发小的长辈开始遭殃。先是大字报贴到家门口,紧接着是“批斗”或“陪斗”。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幕: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一辆急速开进大院子的大卡车,车上插着“上海市公革会”的旗帜,车下是早已被人押着等候的“走资派”们。他们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铁牌子”,双膝跪地,双臂被一边一个造反派摁着。在一片“打到、砸烂”的口号声中,他们是“坐喷气式飞机”押上车,拉出去游斗。这画面,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魇,挥之不去。它让我联想到,也在没完没了挨斗的自家长辈。最终,作为楼下“最大当权派”,又遭造反派“勒令搬家”,限期举家离开黄浦大楼。他们是6楼的L家(最早搬出),6楼的CH家(先从7楼搬至6楼再搬出)和9楼的Li家。
    从此,担心自家也会被“扫地出门”的恐慌情绪,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学乖了,安分守己,深居简出。我们稚嫩的心灵已经懂得: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授人以柄”,“识时务者为俊杰”。
    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在小弄堂进行时,我们不再缺席。甚至早早的手捧着毛主席半身塑像,恭恭敬敬地安放在窗台正中。胸前他老人家的像章,我们比着越戴越大。念他老人家的语录和唱赞歌,我们比着越念越唱越响亮。手挥“红宝书”一遍又一遍高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时,我们中的一位发小,颇有“创新”的提出,应该加上“敬祝那位‘旗手’不生毛病!”的念诵。此提议,着实让大人们为难了一阵子。后经各楼层“红色道场”反复商议,“不为天下先”,待社会上时兴再加也不迟。在肯定这位发小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忠诚的同时,建议将“不生毛病”修辞润色为“永远无恙”待用。此事方得“圆满”不了了之!想想那时的“献忠心”,语不惊人誓不休。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先比“毛主席像章”谁戴的最大,没得比了,再比谁戴的最深。据说,还真有人把像章的别针往左胸脯的肉里扎!这般“愚忠”登峰造极,那时比比皆是。
     而以平常心面对燃烧激情的文革,“乱云飞渡仍从容”要数楼上的“四老”。她们是8楼Hu家“水烟壶”不离手的“老奶奶”、7楼擅长养生之道的M家“外婆”和CH家及我家的两位“姥姥”。她们都是受封建礼教束缚过的普通农村妇女。“三寸金莲”裹脚布、斜襟布扣衫免档裤、蓄发髻插篦簪、脚脖儿系绑带。其中M家外婆发形、衣着相对开明些。她们跟着南下进上海的儿女们,住进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打蜡地板加钢窗;大浴缸、抽水马桶和煤气灶等高档“标配”的黄浦大楼。说是来享下半辈子清福的。其实是她们含辛茹苦,操持家务,抚养后代,没完没了“劳碌命”的延续。
我姥姥和我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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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她们的缩影,就说说我家姥姥吧!她老人家1936年在河南老家加入共产党。曾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抗日“堡垒”户主妇(那时我姥爷是民兵队长)。膝下两儿一女,先后当“八路”或参加革命。可建国之初,为了帮自己女儿女婿带大我们兄弟仨。她居然辞去县政协委员和乡“高级合作社”社长之职。离乡别夫,义无反顾。只身来上海操持家务,抚养我们,无微不至,任劳任怨。每天,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家中“大管家”。文革中更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和“主心骨”
    文革初始阶段“灭封资修”。楼下来人通知说,即日起,要收回楼上各家各户租用的公家家具。理由是:你们不能利用权力,再继续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云云。我家那时的家具全都是租的(大小共十来件,好象月租金一块一毛钱)。这下可惨了!家具搬走的当天,真是家徒四壁。那时楼上大都是多子女家庭。我们的长辈说是当官的,那点“俸禄”维持日常家中温饱已是不易。突然,要拿出许多钱来买家具,谈何容易!我父母眼睁睁望着全家老小打地铺,心急如焚。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姥姥从自己的包袱皮儿中,啃出了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二话没说交到我母亲手上。第二天,我们一家老小去金陵东路的旧家具寄卖商店,挑挑拣拣选了几件必需的家具,由店员帮着运回家。如今想来,福兮祸兮。我姥姥的“义举”,不仅给当时全家解了燃眉之急,也给现今的我们及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厚财富。不瞒您说,那天我家买回的家具,是抄没“资本家”的廉价处理品。总共花了三百来块钱,就拥有了其中六件“极品珍藏级”的家俬。那可是一水的正宗“小叶紫檀”老红木,且雕功精湛、做工考究,堪称上品。想必我的发小们,也会有此等的“幸运”。不妨在网上或微信中“晒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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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姥姥的“义举”还表现在,面对造反派上门咄咄逼人,对我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此刻,她老人家会挺身而出,先给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字辈”,“痛说革命家史”。一开腔必说:“俺家三代雇农!俺是老‘造反派’!俺1936年就造蒋介石和恶霸地主的反!恁若不相信去俺的组织上打听打听,中不中!”弄的人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确有几回造反派们知难而退了。实事求是,她老人家以前受邀常去学校给中、小学生和老师们上“革命传统”大课。决不是虚张声势“唬人”。若此“说道”不灵,造反派们非要强行带人走。她老人家会叮嘱我父亲或母亲更衣。穿上姥姥精心改制的衣裤,内用棉花在肩膀、膝盖和肘部衬厚垫实,我们称“批斗服”。(据说,是和6楼CH家姥姥共享的“发明专利”。)同时,对这帮子气势汹汹的人,厉声喝道:“他(她)回家时,我发现人身上有个‘好孬’的。我这老太婆决不放过恁!信不信?!”……
    我姥姥,她不曾被白色恐怖、艰苦斗争、勤奋工作、繁重家务和文革浩劫,包括身患癌症,放化疗等,历经的各种磨难压垮过。可当我的弟弟因患急性脑膜炎,又遭误诊,不幸夭折时,她哀肠寸断,悲痛欲绝,精神崩溃了!毕竟弟弟他才刚满十五岁。毕竟是姥姥一手牵着他“广慈医院”手术补“颚唇”。上贵阳下宝应(我大舅和小舅家)形影不离。老天啊!好端端一个中学生,很快就要毕业。即将成为我家孩子中,唯一可按政策分配进“上海工矿”的“幸运儿”。却遭如此不幸!这是我家永远之“家殇”,也是黄浦大楼长久之“悲情往事”。
    呜呼哀哉!我那苦命的弟弟竟成了黄浦大楼第一位英年早逝的男孩儿。唏嘘不已!我那慈祥仁爱、善良宽厚、性格爽朗的姥姥,从那时黯然神伤离开黄浦大楼,很久很久没有再回来。哀事伤情,不堪回首!非得提及,我心仍会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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