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国耻：谁能想到，鬼子竟然是这样进博山的（文/秦克铸）

谁能想到，鬼子竟然是这样进博山的

秦克铸

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以下简称《博山区志》）第484页记载，“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937年12月3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博山。在博山境内的日本侵略军约500余人。日军驻博山队长菊池永雄，总部驻地在四十亩地。驻地周围筑有围墙、碉堡、沟壕等防御工事。下设两个中队及宪兵队、守备队。当时大部分日军分散驻在源泉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西河等25个据点上。每个据点多则20余人，少则三五人。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

读了这段记载，笔者想到了一个问题？日本侵略军占领博山时，他们是怎样进博山的？

不了解情况时的想当然：鬼子是“打”进博山的

理论上讲，博山这么重要的工矿城市，又是鲁中“重镇”，鬼子进博山前，博山肯定是有民国政府驻军的。但是，查了《博山区志》发现，这一段记载不全。《博山区志》第484页“驻军.民国政府军”记载，“1930年8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29师59旅l团和两个独立连进驻博山。11月，韩复榘部74师64旅128团来博换防，于1931年4月调走。”接着又记载，“1946年6月，国民党第73军77师进驻博山。1947年1月16日，其主力调走，只留下少数留守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次攻打博山城时，该部逃离。”咋一看，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韩复榘部74师64旅128团1931年4月调走以后到1946年6月国民党第73军77师进驻博山前这一段，民国政府没有在博山驻军。

其实不然。各种史料表明，日本侵略军占领博山前，博山是有民国政府驻军的，驻博山的民国政府军应该是第二十二师谷良民部。据牛余星主编、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志编纂委员会《张店区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11）第227页记载，“1931年，韩复榘所属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率部进驻周村、张店、桓台、博山等地，同第二十九师换防，师部仍驻周村。张店驻其一部，至1937年撤离。”

博山有民国政府驻军，那么兵力配置情况是怎样的呢？按照之前的驻军情况推测，应该不会少于一个团。

“烽火HOME - 革命人物数据库自助建设平台”上，有张敬焘一篇回忆录，题目是“博山地区‘民先’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在这篇回忆录中，张敬焘回忆到，“1936年11月，我以第三短期小学名义办起了宣传抗日的街头壁报……。日本人发现后，其驻博山领事馆拍了照片，并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要求从速查办。”“县长王荫桂屈于日本领事馆压力，将此事转交给韩复榘第三路军二十二师的博山驻军团长葛开祥处理。”由此看来，鬼子进博山前，博山的民国政府驻军当是韩复榘第三路军二十二师谷良民部，兵力配置的确是一个团，团长为葛开祥。

民国时期一个团多少人？李文翔著《真相辨微.西安事变的台前幕后》（九州出版社,2012.10）第38页记载，“南京政府在1931、1933、1936年间对所属军队进行了三次有计划的整理。……在以上经过整顿的团以下编制基本都采用‘三三制’，即团辖三营，营辖三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迫击炮)连，连辖三排，排辖三班。全团官兵定员因装备的不同约为1800-2200人。” 按照这种说法，葛开祥一个团总兵力应该不会少于1800人。

谷良民部1931年就到张店、周村、淄川、博山驻扎，至鬼子进博山前足足有六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人熟地熟”了。博山是山区，处处险要，易守难攻。正常情况下，按正常人的想法，不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鬼子是轻易进不了博山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觉得，鬼子进博山是“打”进来的原因。

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国军就是国军。鬼子进博山还真不是凭枪炮“打”进来的。

了解情况后的想当然：鬼子是大摇大摆“开”进博山的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01）第280页记载，“至12月22日夜，日寇以大炮攻击和空军掩护，从济阳、台子、清河镇等几个渡口同时攻击。韩军河防无炮，更无飞机，冬季河水浅，河床窄，很快即被突破。这时，守河部队接到韩及参谋长刘书香的电话，令撤守小清河，但是小清河更无险可守，敌机又轮番轰炸，将周村车站炸毁，铁道被炸断，交通断绝。同时，敌人于12月25日分头向济南、周村、博山迫进。韩军连钢甲车上的炮都早被蒋中央拆去支援沪战，迫击炮及轻重机枪也很少，因此抵挡不住日寇的火力，节节败退，于12月24―27日先后撤出周村、济南等地。只台子、清河镇河防部队伤亡即达300余人。25日，二十二师撤守博山。1938年元旦后，由莱芜、泗水、兖州越过津浦线向曹县集中。”

单看这一段，似乎谷良民部撤守博山，还在博山作了一番抵抗，最后才不得不撤离了博山。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是！越来越多的史志资料证明，谷良民部根本没有在博山进行过任何抵抗，就逃跑了。而且临走还以“焦土政策”相威胁，捞了一笔“开拔费”。

吕伟俊著《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08）第363页记载，“济南危在旦夕，韩复榘乃加紧部署撤逃。在日军从门台子过黄河的当天(22日)清晨，韩即打电话将李树春、何思源召到省府，对他们说：‘夜里日军已从门台子过了黄河，二十二师谷良民部已撤到周村，你们该走了吧! ’令他们即刻撤走。因省府已迁往曹县，李、何二人乃各乘汽车直去曹县。”

看看，日军刚刚过了黄河，二十二师谷良民部已撤到周村了！

张敬焘在“中共博山党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回忆录中回忆到，“12月23日济南失守，25日日军占领周村。每当夜深人静，远方的炮声不断在博山城的上空滚荡，战争阴云笼罩着博山城。有办法的人家已躲到了乡下，留在城里的人紧闭门户止步不出。韩复榘第三路军的败兵，一批又一批向南溃退。博山县的国民党要员早已溜出城去，我们便加快了组织武装的步伐。”在《我的简要回忆》中说，“12月25日，就在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要员们即仓惶逃窜。我们认定这正是省委指示的武装起义良机，遂将城里动员组织起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50多人集中，分两批向淄河流域山区转移。我也从此告别了小学教员的职业，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艰苦生涯。”

瞧瞧，日军刚刚占领周村，韩复榘第三路军的败兵，就一批又一批地向南溃退，而博山县的国民党要员也早已溜出城去。就在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要员们已经仓惶逃窜！

中共淄博矿务局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淄博矿区党史大事记（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09）第63页记载，（1937年）“12月，淄博矿区失陷。13日，日本侵略军由齐河与济阳以东分二路渡过黄河；一路于27日侵占济南，继而侵占占泰安；另一路于25日沿胶济铁路东犯侵占周村，27日侵占淄川，30日侵占博山。国民党韩复榘所属二十二师谷良民部不战而逃，淄博矿区陷入敌手。”

看看吧，真得是“不战而逃”！

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淄博抗日英烈”,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06）第495页宋德圃“谦益祥惨案”记载，“（1937）是年冬，日寇越过黄河，大举进攻山东，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面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面酝酿向日寇投降准备当汉奸。因而放弃大好河山弃地南撤，其所属谷良民部，撤退来博，地方秩序紊乱。是年12月30日，谷部及县长王荫桂率所部及全体行政人员向莱芜、泰安一带溃逃。”

不仅仅是“逃”，还是“溃逃”！

吕伟俊著《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08）第363页还记载，“韩复榘在撤出济南前夕，还以‘焦土抗战’之名，纵兵在济南等地大肆焚烧抢掠。”裕鲁当被付之一炬。济南电灯公司和章丘、博山矿区被派军队炸毁。“韩复榘于撤退前三天，即12月21日又纵兵大肆抢掠。韩在没收了日本洋行财产之后，复又派兵将内中一切财产抢光。同时下令军队对在济之洋行、工厂、仓库等进行公开抢掠。此令一下，士兵如疯似狂，连抢三天。中国、交通等各银行，各面粉公司，各大纱厂及其各大仓库，均被抢掠一空。据事后调查统计，中国、交通、上海和大陆四大银行被抢去270余万日元，加上间接损失，共有600万日元；被抢物资，仅小麦、面粉一项即有数十万包，成丰、宝丰两面粉厂有20多辆汽车被抢。一些贪官、恶棍如魏汉章之流更乘机向民众敲诈勒索，如他们向惠丰面粉公司一要就是5000元。韩在撤退的前一天，即23日，又令孙桐萱派兵将省政府及其各厅处、高等法院、兵工厂、裕鲁当、进德会、日本驻济领事馆、前总督署等处的建筑物一齐焚烧。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触天。韩的士兵俨然土匪，趁火打劫，逢人便抢，见物就拿。济南全城，一片混乱，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后，曾倡言‘焦土抗战’。韩复榘在这里可谓真正地做到了‘焦土’，但‘抗战’二字却是抛到了九霄云外。韩复榘在撤退前夕的抢掠焚烧，致命地摧残了山东尤其是济南的工商业，使之濒于崩溃的境地。韩复榘此举，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军阀本性。韩一生严于治军，尤禁部队扰民、害民，但在关键的时刻却换上了另一副面孔。反正就要逃跑离开山东了。前此所谓‘建设山东’、‘变鲁变齐’等等豪言壮语也统统丢掉了。”

不仅仅是“溃逃”，临走还要把国土变成“焦土”，在混乱中大捞一笔！上行下效，既然韩复榘敢把济南变成“焦土”，谷良民、葛开祥当然也敢。

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11）第110页李安怡的文章“解放前博山银钱业”记载，“日军还未进攻博山，韩复榘的谷良民部就要退却，扬言要焦土抗战，威胁要钱，并且要银元，不要中、交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商会搜集了银钱业的大宗银元，连夜送交谷良民部，次日向莱芜退却。这一次银钱业摊了五千银元。商会用商号的钱换来了无限权力，诸如核准开业、发营业执照、核准发行纸币、调处工商业户纠纷、任意摊派，以至封门、停止营业，无所不管，旧政府概不过问。当然，银钱业的地方势力户、殷实出钱户，就成了商会的台柱。至于外来户，则有的听套，有的不听套，如煤矿家(同兴，东方、华东等)开的银号，就不顺从。张宗昌的兵站司令，褚玉璞的旅长开的银号，商会则惧怕三分，另眼看待。”

既然鬼子不是“打”进博山的，第三路军二十二师谷良民部以及国民党博山县政府都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一（里）”，望风而逃。那么，鬼子进博山前夕，博山已经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鬼子就应该是大摇大摆“开”进博山的了吧？哈哈，我们又想多了。

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鬼子是被汉奸们“请”进博山的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树军、李忠杰主编《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01）第466页李养之“博山县商会在日伪时期的活动”记载，“1937年1 2月，日军侵占博山前，国民党博山驻军谷良民师以焦土抗战进行讹诈。工商业户特别是煤矿业生怕在日本人未到之前先遭受毁灭之灾，只得忍痛筹款。大成煤矿当晚就从矿井内取出埋藏的大宗银元和中、交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送到商会，经商会以‘开拔费’的名义送与谷部，与此同时，县长王荫桂早已携带家属细软逃之夭夭，博山形成了既无驻军又无官府的势力空间。地方士绅几番到张焕宸家计议，筹组‘治安维持会’来接管权力。轻便铁路经理李又溪、丁良臣，瑞阜、瑞兴银号经理郑子宾等，乃大汉奸、悦升煤矿总经理丁敬臣的党羽，权欲熏心，跃跃欲试。他们在青岛早已有叫李又溪干维持会长的密谋策划，所以在张焕宸家开会时，李又溪自告奋勇当维持会长，又怕没有地方势力的支持不好办，于是拉上了商会常务董事张皆平出任维持会副会长。张焕宸既不愿自己出面，又不愿失去控制，所以就同意了这样的暂时安排。”“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冈骑部队沿胶济铁路张博支线大昆仑站至西河煤矿的运煤铁路先到达西河丁敬臣的悦升煤矿暂住，李又溪、丁良臣、郑子宾等便以博山维持会的名义前往西河迎接。12月30日凌晨，由这帮汉奸引路，日军从容开进博山城，城里的老百姓纷纷向四乡奔逃。维持会的一伙走狗，卑躬屈节，为侵略军安排住地，供应肉蛋蔬菜等食品。”

就这样，李又溪、丁良臣、郑子宾等汉奸以博山维持会的名义从西河把鬼子“请”进了博山！鬼子进博山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费一枪一弹，还得到了汉奸们的高规格迎接。那么，鬼子们的到来，是否给博山人民带来了“大东亚共荣”呢？

鬼子进博山后做的第一件“善事”：谦益祥惨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251页“附录：谦益祥惨案”记载，“12月30日，日军占领博山城。31日清晨，断炊多日乞讨无门的饥民，三五结伙，奔至北关下河(今博山沿河东路北段消防队址) ‘谦益祥’商号，破门而入直捣货仓，争相抢运花生米、高梁、食油等食物。此时，  ‘谦益祥’、经理王汉三(胶东人)已外出多日不在，其所雇看门入侯维志见人们进进出出，背扛架抬食物的入越来越多，又无力劝阻，自感责任重大，便跑到北门里日军营所，谎报‘土匪抢粮’乞求出面制止。上午9时左右，驻扎在北门里的日军，荷枪实弹，牵着狼狗，穿过北关街，开到‘谦益祥’，封住了大门，包围了院落。在前院，日军用步枪点射，并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饥民大部死于血泊之中，有些则在挣逃中，又被射杀在孝妇河河滩里、‘谦益祥’院落的墙头上、屋顶上……有些死者口中还含着嚼而未咽的花生米，可见民众已饥饿到何等程度。然后，日军又到后院挨处搜查，将躲藏起来的饥民驱赶至前院，逼着他们排跪在地。这时，驻扎在四十亩地的日军，兵分两路从孝妇河河滩和税务街包抄而来，沿途将过路的、找人的无辜百姓驱赶到‘谦益祥’院内。不多时，驻扎西河镇的日军，亦全副武装乘军用卡车赶到。有些饥民哭叫求情，日军概不理睬。最后，日军将这些民众都用绳子、扎包、铁丝等物捆绑连结起来，持枪押至河东村水磨崖和尚林处(今博山沿河东路一街)强令跪下，用机枪进行扫射残杀。大屠杀之后，日军又逐一检验，发现尚存一息者，再行残杀。经如此两次屠杀，挣逃、躲藏幸免一死者甚少，其中因受轻伤被压于尸体下者，待日军去后才敢呻吟求救。罹难者亲属闻讯后，谁都不知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直至下午3点多，才敢陆续前往刑场认尸。杀人场上，尸横枕籍，血流满地，死者积压成堆，有些尸体还耷拉在墙头上……父母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弟妹哭兄长，孩子哭爸爸的悲切声响成一片，其惨状目不忍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淄博专署辖)曾根据人民代表的提案，在博山北亭子文化馆院内立一卧式碑，对谦益祥惨案作了记载。此碑历经“文化大革命”不知去向。1987年12月31日，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依据党史部门对惨案的专题调查资料，在惨案发生地(博山沿河东路北段水磨崖南麓)立一卧式石碑，刻以《谦益祥惨案记》的碑文，以昭后世。碑文全文如下：“谦益祥惨案志念碑文”“五十年前之今日，我百余名无辜同胞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于此地。”“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日军武装占领博山。翌日上午九时，数百市民集于谦益祥货栈求粮谋食，日军竟派重兵包围以机枪狂扫。顿时，尸横枕藉，血流满地。其状之惨，目不忍睹。据查，此惨案中罹难人数，知姓名者，死七十九人，伤三十人。一九五三年，淄博市人民政府曾立一卧石志念，后湮没无存，今复立石以昭后世。”

鬼子进博山前后的那几位当事人：结局令人意想不到

谷良民，字敬轩，山东省巨野县人。行伍出身。陆军大学函授班毕业。1937年12月从博山撤离后，随韩复榘撤退鲁西南。1938年春，韩复榘被处决后，参加收复济宁战斗，减少了台儿庄主战场压力。后因守黄河不力被免职，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脱离军职。1939年，任上将参议。同年在江津县创办建国酒精厂，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返天津经营东亚企业公司，任董事会常务理事。解放后，积极参加民革与政协所组织之各种活动。1952年将天津住宅和部分积蓄捐献给政府。1975年3月20日病逝于协和医院。

葛开祥(1901—1968)，字瑞征，安徽蒙城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早年在国民革命军西北军任职。撤离博山后，任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二十二师六十四旅旅长，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任第十二军二十二师少将步兵指挥官，1940年任第三集团军总部副官处代处长，1942年任第十二军八十一师副师长，1943年1月任第十二军八十一师师长，1944年秋任第五十五军八十一师师长，参加豫中会战，1945年3月参加豫西鄂北会战。抗战胜利后，任第六十八军八十一师师长，1949年5月3日在江西弋阳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教研室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河南省委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1968年12月18日病逝，享年68岁。

王荫桂，生卒年月不详，河北安国人。曾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任汝南县知县。1931年5月始，任民国政府博山县长。乡人评价“老奸巨猾”。在职期间，曾督修《(民国)续修博山县志》首一卷、十五卷。1937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即向县政府官员发放《流亡证》弃职逃跑。其它不详。

侯维志，生卒年月不详，谦益祥看门人，谦益祥惨案“报案”人。1946年1月，我军解放博山城后，罹难者亲属纷纷要求政府惩办惨案肇事者。公安部门遂将侯维志逮捕。在公审大会上，博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毛梓才宣布，侯维志对此次惨案虽负有重要责任，但不是罪首，罪魁祸首是日本侵略者。因此，对侯维志可判刑，但不应判极刑，待店主归案后一并处理。尔后，政府对此案未再追究。

李又溪，生卒年月不详，博山著名汉奸，又名李复祺，日照县人，博山士绅。胶济铁路沿线煤商。博山火车站至八陡轻便铁路经理。大汉奸悦升煤矿总经理丁敬臣党羽。博山县沦陷前夕，筹建伪博山县治安维持会。1938年1月3日，公开打出博山县治安维持会的招牌，代行伪博山县公署的职权。1938年底，博山县治安维持会改组为伪博山县公署，担任第一任伪博山县长。不久，被伪省公署所派曲化如接替。其它不详。

丁良臣，生卒年月不详，博山著名汉奸，博山士绅。博山县沦陷前夕，密谋策划伪博山县治安维持会重要成员。集煤炭开采、运输、经营为一体的民营资本家。悦升公司经理，创办西昆轻便铁路（西河至大昆仑）。博山火车站至八陡轻便铁路经理之一。大汉奸悦升煤矿总经理丁敬臣胞弟、协理。悦升煤矿经理。“义德煤号”主。“松林后”矿区主人，周家台子“义德煤矿”矿主之一。西河悦升炭矿主，财阀。民国初年，博山下河“慈善院”创办人之一。其它不详。

郑子宾，生卒年月不详，博山著名汉奸，胶东人士，博山士绅。博山县沦陷前夕，密谋策划伪博山县治安维持会重要成员。瑞阜、瑞兴银号股东兼经理。大汉奸悦升煤矿总经理丁敬臣党羽。瑞兴、瑞阜银号不能经营后，转到青岛作棉纱“两交”(买空、卖空)，赔了巨款，无力交付，传说跳了海。其它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