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奶名叫瓦棱的战士，姓王，记不得大号。家贫如洗，受不了地主、鬼子、匪特们的欺凌，一气之下参加了抗日的八路军。不知何故开了小差。连长、指导员马上分别召开班长、党小组长会议，听取瓦棱所在班、组长的情况汇报。之后，方才知道瓦棱的思想情绪早就有些反映。会议又具体分析了他逃亡脱家的种种原因。尔后，又在全连中进行了正面教育。只讲到这是领导失误，干部承担了责任，当场没有对逃脱战士进行任何的指责，最后向营党委做了检讨。这种工作方法是前所未有的，战士听了之后，感到领导更亲、更可信任，也都认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当时，连长比其他人更关心这件事情的处理。他当众谦虚诚恳地检讨自己说：“个别同志开小差，是有思想疙瘩解不开，首先责怪我们当领导的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次就没有能及时了解到瓦棱的思想情况，直到今天才知道他在班里已经反映出情绪消沉、寡言少语、吃不好睡不好、愁眉苦脸的情况。试想，既然领导都不了解，就谈不上帮助他解什么思想疙瘩和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了。”
连长同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既然有逃脱的发生，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能急躁从事。有的同志主张派人到他家乡把他抓回部队，这是很不妥当的，人是活的，都长着两条大腿，谁也不能把他捆帮起来干革命，所以还是充分讲道理，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有想法，有困难，要帮助，要同情。”连长又说：“部队发生逃脱，即便是个别现象，但也应值得注意才是。敌人大力传播反革命宣传和谣言等，一旦传到部队中来，它可能就象瘟疫一样蔓延成灾。如果不迅速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揭露的话，就会严重损伤革命军队的肌体，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甚至造成一时的混乱。给部队的巩固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不过，同志们不要担心，只要做好工作，坚信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的革命战士一旦接受了党的教育，当真一时糊涂办错了事，也在所难免，终究他会想通的。所以要求同志们，只要从中明白道理，共同吸取经验教训，相信一切事情都会变好的。目前，不要过多地指责某一个犯错者本人，只要恰如其分地给予帮助，使其真正受到教育，或许事后很快觉悟过来，会悔恨自己的过失。”
这话真叫老红军说准了。大约过了七、八天的时间，瓦棱自动归队来了。听其本人叙述，证明他并不是贪生怕死、畏难怕苦而妥协苟安。只是听到传信说，他父亲被抓了，很不放心。想和领导说说请假回家看看，又怕领导不准，犹豫不定，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亲自回家瞧个明白。不错，到家一看，果然有这么一说。前些日子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们到处捕抓抗日家属，而且有特务上门点名逼瓦棱回家，并扬言，如果瓦棱不回去，就拿其老父示众。幸好在乡亲们的大力协助下，凑借了一部分‘钱’给日本翻译官送了情礼，这才幸免灾难。瓦棱说到这，又气又恨， 情绪非常激动，表示决心说：“日本鬼子侵我中华，好男儿奋起抗战，天经地义，汉奸特务抄家抓人，危害家属，还逼我回去，这是白昼做梦，痴心妄想。我家生活困苦艰难，还把我们往火坑里推，我和敌人誓不两立，我干就干到底。
大家听了瓦棱的一席控诉之后，虽然觉得瓦棱无组织无纪律私自回家是不对的，然而，大家皆报同情，尤其瓦棱又能自觉返回部队，大家备感钦佩。小瓦棱的现身说法，是一次生动有利的政治课。这比较起领导上几堂大课，效果也好的多。
义昌同志严中有慈、罚中有数，可信、可敬。我参军一年之后，就不是个新战士了，是个有点不大不小声望的带兵的班长了，但以连长自己说，他对我的培养还远远没有实现夙愿。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只知道抗日，还很不懂革命的道理。我向来不与他辩解。我承认，打完鬼子要回家。我家中没有了爷爷，奶奶年迈多病，父亲被敌人杀害，只有妈妈拉着我小弟弟过穷日子。胜利后我苦苦地奋斗它几年，发家致富，永不受穷。至于更深、更远、更高的目标，我都不甚懂，也不想多动这个脑子，但自觉是四十年代的青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八路军的抗日战士就足够了。
赵连长对所有新来的战士，都是在热情地盼望着经过他的精心培育下，成长、开花、结果，最终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我就是其中之一。连长赵义昌、指导员李汉珍，自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找我谈话。几次，我只是笑笑而已，既不反对，又不表态，说起来显十分得幼稚，尽管如此，他俩依然认定我会是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好带班人、作战勇敢、作风正派、积极肯干，联系群众的好同志，坚持耐心地帮助我提高对党的认识，最终要能从一个普通的抗日战士进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理想、有抱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一九四一年八月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后补党员，同年十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自入党以后，连长、指导员为了使我不断进步，对我就要求更严了。我自己也明白，绝不能自我陶醉于入党的喜悦而放松自己。不过，也发生过一次小小的误会。一天，赵连长让连部通讯员通知我去连部，当时因我和一名战士正在交谈，只是答应而没有及时报到，思想上也有些疏忽，认为总不是战斗当中，而是平时工作，何必这么急？但这次不是同级，不是战士，而是领导的口头通知，通知就是命令。我甚至忽略了赵连长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军人就要雷历风行、闻风而动。待通讯员二次来通知我，要我立即去连部，说连长有事时，我还没有觉察问题的严重性，还有点慢慢腾腾地交谈，在征求战士的意见。结果，不一会儿，赵连长亲自登门，一踏进门槛就严厉质问：“七班长，为什么紧叫不到？咱们连还有比我的事更大、更急的吗？”这自然是带着三分不满意的口气在指责我。我没有敢解释，我恭恭敬敬地承认去迟了，以后注意改正。此刻，连长口吻突然缓和下来说：“有事不能去，可以和通讯员说清楚，经过允许也是可以的！”后来我明白了，他进班之后，很快发现我和战士在谈话，而且一眼就看清楚，这位战士的情绪不高，连长也觉得对我的言词过分了，似乎也掂量自己对我指责的分量，应该适可而止才是，有批评、有爱护、有严肃、有热情才是最佳水平。此事至此了结。我迅速地去执行连长的命令。义昌同志能善解人意，不强人所难，并为他人排忧解难。
当一九四一年斗争形势残酷之际，发现奸细混入的事，因此，部队的除奸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军分区政治部除奸干事，姓田（名字记不起来了）。负责和我接触。我唤他田干事。我估计他受过专门训练，才有着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他是否归属保卫部门还是另有户头，我不了解。反正，没见过他在公开场合讲过话。他的工作方式是采取单线联系，秘密进行。在整个部队中有多少单线和他联系，我是不知道的。我想除了领导首长以及有关的人员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一情况的。我是全连唯一与他单线联系的人。全连只有我一个，我想可能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出身成分好，战斗勇敢、热情高、有威望、遵纪守法，能联系群众等一些优点。归结一条，对党、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田干事第一次找我，是在野外单独交谈的。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又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整个部队形势，敌友我斗争的尖锐复杂性等。主要是鼓励我，再三表示信任我。二次、三次和我联系后，就向我提要求，布置任务，并要我极严格地遵守除奸纪律等。其任务是，一旦发现内部有敌情，立即报告于他，不准向任何人发生联系，也不准向任何人透露除奸的丝毫秘密，即便是连长、指导员，你的入党介绍人也不准说。实在要问到头上，具体的活动、具体的任务，也要绝对保密。我一直遵循这一条纪律。
为什么连连长、指导员都不能告诉？我没有细问。可是，向首长保密，这一条挺难办得到。但我还是自觉争取坚持这一条。
田干事为了进一步地培养我掌握这一门专业知识，搞公开训练班不行。单搞公开面授除奸任务也不行，他就给我一本书，让我自己抽空学习。要勤学达到一定熟悉业务的程度，田干事还告诉我，将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一块儿搞这项工作。是否有意暗示给我，以后，把我调到他跟前工作呢？我不明白。纪律问题，我不便多问，只有认真读书。
田干事交给我的这本书，放在班里怕战士们翻阅，就随身装在口袋里。很不巧，这本书一天被连长看到了。他要看看是什么书。我想，他是处于好意，怕我不懂而看些不健康的书，也许处于好奇，打仗的年月哪来的书？更或许他见到我与田干事的接触，多少明了点情况，只知其一，想知其二。我有些懒得给他，他却执意索取。
由于我保存书一时的疏忽，倒引起了这个难题。让连长看吧，田干事有交代；不让连长看吧，哪能好处理呢？我确有点慌手慌脚，不知所措。我沉思了一下说：“连长，你别急，你先不要问我什么，至于看什么书，你是介绍我入党的，又是我的首长。可以说，你是我的心上人无话不谈，还有什么不可以而言呢？请。”我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这一本书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连长。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连长说：“我不看了。”唉呀！真出乎我的意料。他接着说：“七班长，你相信我，我更相信你。你是在干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大力支持你。”好聪明的连长啊。这叫我把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变成了一个很好办的事情。后来我和田干事汇报了这件事情。田干事非常满意，对我们这位连长非常佩服。他说：“连长赵义昌很能体谅下级、爱护下级，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好连长。我要向军分区首长汇报。”
经过一年多的联系，虽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但八连一直也没有发生任何性质的奸细、特务、妥协投敌叛逃等不光彩的事情。部队一直也很巩固，一直为全团所敬佩的战斗力较强的连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