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从鹿邑县的白马驿出发，东进亳州、永城、萧县地区，侦察了解情况。滕海清率游击支队2大队先行进抵亳州。
1月8日，驻商丘的伪军豫东“剿共”军第1路司令曹大中，命令其1大队崔华山部，占领了亳州以北25里的芦家庙。另一个大队袁天柱部，也集结于宋集，准备向亳州进犯。
为了打击日伪，保卫亳州，支援友军，滕海清来不及请示，便果断定下决心，乘敌立足未稳，率部于10日夜奔袭芦家庙。经过两小时激战，歼灭伪军300多人，俘伪大队参谋长崔学善，击伤伪大队长崔华山，粉碎其进犯亳州的企图，打了一个没有命令的漂亮仗。芦家庙战斗，是我游击支队进入皖北后的第一仗，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皖北的影响和声威。
当日，我率l大队到达亳州，见到了县长熊公烈。他表面上对我们友好，实际上却与汉奸暗通。熊公烈对我讲，愿意供给我军在亳州期间的活动经费。
1月中旬，游击支队在亳州会合后，彭雪枫嘱我带两个大队，继续向永城、萧县及徐州近郊游击，他带领直属队随后跟进。永城地处豫皖苏边，为徐州西南军事要地。宋克宾部第3总队司令蔡洪范于1938年夏在城西的龙岗集成立了县政府，并兼任县长。
我们进入永城县境后，在县城西南的裴桥集，遇见蔡部团长王化荣带着千余人的队伍。在这里，我碰到了我党派往蔡部做统战工作的寿松涛。他也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1927年初，就在家乡建立了浙江省诸暨县第一个农村中共党支部。数月前，松涛同志由武汉经竹沟去豫东时，雪枫与我曾接待过他，再度重逢，更觉亲切。我与寿松涛、王化荣谈了联合抗日及帮助解决我部供应问题后，即率部继续前进。
永城一带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日伪猖獗，土匪横行，民众热切盼望共产党来领导他们抗日。我率领部队边打边走，围着县城北东南三面打了一圈，打掉了大茴村的“良民区”，歼灭了许多土匪杂八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安定了民心。
离开永城后，我们又向东来到了萧县，此地当时属江苏管辖。萧县的地下党员李中道、纵翰民等都来接头，还有县长彭笑千也来找我。看到当地的抗日教育搞得不错，民众都动员起来了，抗日活动已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给彭雪枫发电报，报告了萧县和永城一带的情况，建议游击支队在萧永边区建立指挥所，创建根据地。彭雪枫接到电报后，认为萧县距徐州太近，决定把我们的指挥中心和后方放在永城西南的书案店，并让我立即返回。
为尽快在永城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在返回途中，我率部继续摧毁该地的伪军据点和土匪武装，途经永城西南马村桥时，又遇到了寿松涛。他告诉我，蔡洪范对游击支队进入永城抗日表示欢迎。部队所需粮草，已让县政府科长徐风笑、区长胡克明等帮助解决。此后，松涛同志长期在豫皖苏边搞根据地工作，直到淮海战役胜利。我们多有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2月9日，我游击支队进驻永城书案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游击支队进入敌后4个月来的工作。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提出了建立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其设想是：以永南、涡北为基本区，逐步向永城、萧县、宿县（今宿州）、夏邑、亳县等地发展。
在实施这一战略计划时，首先遇到了严重的春荒。因为我们没有政权，只能靠打鬼子、捉汉奸，搞点物资，补充经费，或是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商量，靠统战关系，解决部队的供应。中共中央曾决定我们归中原局领导，但给养、弹药、经费补充问题尚未明确。江南新四军以为我们归八路军，而八路军则认为我们已属于新四军的建制。因此，我们非常困难，不仅干部战士每月几角的零用钱发不出，就连每天3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能吃到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就很不错了。大家风趣地把红薯叫“无产阶级香肠”，把黑乎乎的窝窝头叫“猪肝”。一天，3大队政委张辑五奉调赴蒙城县做地方工作。雪枫同他谈话时已近中午，我便留他吃午饭。结果，警卫员端来3碗红薯，连一点菜都没有，我很难为情。雪枫苦笑着对张辑五说：“实在过意不去。你今天离军远征，本应弄点好吃的，实在没办法，就这样吃一顿吧！”饭后送别，雪枫给张辑五两元钱作路费，张说啥也不收。我在一旁相劝，他只收下了一元钱。后来，辑五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的一元钱，胜过和平时期的一千元、一万元啊！
在最困难的时候，资凤处长向雪枫和我报告说：“金库”里仅剩下1元5角钱了。资凤同志克勤克俭，是个会当家理财的好干部，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正要揭不开锅了，萧望东带领部队在永城东北打了个胜仗，缴获了10多匹战马。彭雪枫便对资凤说：“不是有出《秦琼卖马》的戏吗？我们也卖掉一些马吧，先保存下抗战的人，然后再从敌人手里夺马！”就这样，资凤卖掉了一些战马，解了燃眉之急。当地群众看到部队这么困难，但对民众却秋毫无犯，深为感动，称誉游击支队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游击支队在书案店进行了整编，将大队改为团。我们正式组建了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第二团团长滕海清，政委谭友林。另有一个独立营，营长冯胜，政委张辑五。2月底3月初，游击支队1团向夏邑、商丘地区发展，在奔袭商丘以南坞墙集战斗中，歼灭伪军200多人，缴获战马10余匹。1营副营长陈光勋不幸牺牲，他是游击支队开辟豫皖苏边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干部。
另外一路是2团，在滕海清率领下，由永城向萧县、宿县地区发展，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进一步打开了萧、宿、永边的抗日局面。
4月，日军向永城地区反复“扫荡”。驻守永城的友军损失很大，加之内部分化，丧失了坚持抗战的信心，撤向大后方。于是，我们迅速建立了中共永城县委和县政府，这是游击支队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有了自己的县政权后，情况逐渐好转，根据地逐步扩展到萧县、夏邑、宿西、涡北等地区。就这样，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游击支队也有了较大发展。我们又组建了第3团，团长周时源，政委孔石泉，后来是方中铎。还有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随营学校、留守处、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共计5000余人。游击支队的各项建设也逐渐走向正轨，成为巩固与发展豫皖苏边区的中坚力量。
4月下旬，中央决定将我们划归北方局领导和八路军前总指挥。6月间，我部又重归中原局管辖，并划归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为进一步开辟豫皖苏边敌后根据地，沟通与江北指挥部的联系，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支队研究决定：雪枫率主力向东南发展，开辟淮上地区；由我率1团在永城、萧县地区，协同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基本根据地；派2团政委谭友林赴庐江县东汤池，向叶挺、张云逸汇报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开辟根据地的情况，并请求补充装备物资。
在永城东北地区活动时，我们得知山城集有一支地方武装，即鲁雨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原名鲁鸿逵，19岁进入国民党开封军校，毕业后任军法官、军法处处长等职，还担任过孙殿英的第41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在1938年5月永城沦陷前，曾任永城县县长。1938年秋，他又返回家乡山城集，卖掉了自己的全部田产，组织抗日队伍，从开始时的“十八勇士”，后来发展到900多人。他在当地影响很大，被誉为“抗日英雄”。
我和鲁雨亭见面后，谈得很融洽。因其父鲁紫铭老先生也是西北军的，我便转达了雪枫对他的问候。当时，鲁雨亭向我表示，一定坚持抗日，救国救民，但认为守土有责，就地抵抗，不愿离开家乡。我提出：你们的部队是不是可以参加新四军？鲁雨亭表示愿意。我即电告彭雪枫，并建议将鲁雨亭部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辖两个团，由鲁任总队长，派孔石泉去该部任政委。雪枫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派孔石泉、许遇之、蔡永、糜云辉、张先舟等到该部工作。
鲁雨亭参加新四军后不几天，即递给我一份名为《雨亭自述》的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我对他说：党是十分欢迎你的！不久，雪枫从淮上返回永城，与鲁雨亭谈了话。8月20日，由我和张先舟介绍，并经中共中央批准，鲁雨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雨亭同志带领第一总队活动于永城、夏邑、萧县、砀山边界地区，积极打击日伪，成为豫皖苏边区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南面，我们初步开辟了淮上地区，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伪军，扩大了部队，更主要的是在龙亢、河溜等地，通过淮河运输、商贸的税收，缓解了我们的经济困难，为部队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财政来源。1939年8月下旬，支队主力又回师永（城）涡（阳）边境。这时，豫皖边省委已撤销，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党委，由吴芝圃任书记。因津浦路东国民党安徽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来信，要求我们派干部到该区工作，经支队党政军委员会研究决定，张爱萍与刘玉柱等同志前往津浦路东，准备开辟新地区，爱萍同志任皖东北工委书记。
9月1日，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涡阳县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了豫皖苏边区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大刀阔斧地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定。9月6日，支队领导机关移驻涡北新兴集。
转眼之间，我们从竹沟出发来到豫皖苏边，已经整整一年了。我们在新兴集举行纪念大会，并决定每年10月1日为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纪念日。为总结东进敌后以来的工作，我曾先后写了《东征以后》、《周年回忆》等文章，记述了游击支队的战斗历程。可以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平均五六天就有一次较大的作战，小战斗则不计其数。共消灭日伪军6000余人，缴获枪支1700余支、子弹4万余发。
11月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以及刘瑞龙、杨梅生等同志，来我支队检查工作。我们在新建的“精忠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幢大房子可容纳七八百人，是雪枫以岳飞的“精忠报国”而取名的。
第二天，我们召开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大会，举行阅兵式，欢迎少奇同志一行。在检阅部队后，少奇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游击支队的发展和豫皖苏根据地的创建，证明党中央、毛主席进军敌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是完全可能的。他认为：游击支队是我党在抗日战争中于敌后创建的最好的一支部队，各项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基干部队已开始走向正规化，具有老部队的优点等。对游击支队及豫皖苏边区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要求。
少奇同志在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晚上，还要我们分别到他的住处“摆龙门阵”，即个别谈话。他同我谈话时，先问了一般情况，然后谈如何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如何用辩证唯物论来分析问题。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时，对国民党有些问题要“先奏后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有的可以“只斩不奏”；对搞磨擦的顽固派，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他对我说，你们背靠大后方，现在日子比较好过，但这里是延安到华中、山东的一条通道，敌人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所以，一定要有两手准备。假如敌人打通平汉路，那么我们就向西发展；若继续相持下去，我们就要向东发展，争取苏北，并与山东连成一片。少奇同志的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