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期间（1953年4月至1955年1月）
这所学校的全称是“建筑工程部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是在院系调整的风浪中，由中南大区的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各省的六所建筑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设在武昌马房山。由于学校正在施工建设，不能立即迁入，而学校又要按时开课，因此，经中央建筑工程部于中南行政委员会商定，第一步到江西庐山，第二步到武昌张家湾、何家龙（湖北省政府新址），第三步待校舍建好后迁入马房山。这一举措充分证明，当时的领导非常重视教育，江西省委、省政府宁肯缓办旅游业，让出庐山牯岭的房舍解决学校的困难，湖北省政府把建好的房屋暂缓迁入让给学校。
1953年4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奔赴庐山，行前宣布徐国通任中南建校政治处第二主任，其余四人鲁振昌任政治处宣传科长（原为某县宣传部长）、刘明德、李桂兰、曲××（原都是县级干部）任政治铺导员。领队为建工部李畔芹科长。一行人从山角步行到牯岭（海拔1500公尺）共20华里，足足走了半天，途中很累也越走越冷，山下山上简直两个季节，但同志们心揣事业满怀信心。到达目的地牯岭后。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介绍了学校概况后及时安排了食宿。当时接待我们的有校长赖仰高（党委委员、老红军）、行政处副处长候绍基（党委委员、老八路）、政治处第一主任张秉照（党委委员、老八路）、校办公室副主任洪玲（老八路）。郑奕校长先是介绍说：这所学校由中央建工部直接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南局高教党委，学校在校学生2600人，性质是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的行政编制与高等学校同，设学校办公室、室下设科；行政处、处下设科；教务处、处下设科；政治处、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保卫科。各专业主任、政治辅导员，不设系等。郑奕同志最后宣布：徐国通同志参加党委为委员，其他四位同志亦分别明确了职务。几天后了解到，科以上干部，大部分是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的转业干部，校长郑奕是兵团后勤政委，其他均为师、团、营干部。处以上干部均配有警卫员，郑奕把我向大家作了介绍后，作了工作报告。散会后有人议论：“堂堂的中南建筑摇篮，竟成了武化单位，由军人掌权”。当时军队干部确实是大多数，（教学部位例外，如教研室、班主任还是教师负责）。这可能是历史的原因和这所学校的特殊性吧。但必须肯定，这些转业的同志对开创这所学校立下了功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完成了学校的基本建设，建立健全了了机构，组织了教师队伍、树立了良好的教学秩序，同时，建立了党、团组织，并发展了第一批党、团员。
大会以后，我们五个地方转来的同志一起到课堂听课，第一堂课是数学微积分，第二堂是理论力学。当时，我对课程内容多数听不懂，因此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念头：即要求调走。当时我想，我不能在这个学校工作，如果在农村我懂得种庄稼，在军事院校我懂得条例、条令、陆军的操典、设计原理等，而在这所建筑学校我基本外行，什么也不懂，怎样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桂兰，她也有同感。
在庐山住了两个月，六月份离开庐山到武昌张家湾。恰好建工部教育司的一位处长也在那里，我向他提出要求调走的理由，他一再的鼓励、解释，语重心长地说：“听说你到校后工作很努力，你做为政治主任，是搞政治工作，不是授专业课，难道发展党、团员、做政治报告还不行吗”？这次谈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因此我又到中南局高教党委提意见。当时的党委书记罗明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安心工作，调走不可能，不懂的东西强迫我们学习，而你的任务主要是作政治思想工作”（大意如此）。经过这次谈话后，我知道调走是没有希望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下决心学着干。
1953年八、九月间，学校机构进行了变动，人员也变动了，撤销了政治处和教务处，成立教导处，我任教导处主任，行政处改为总务处，候绍基任主任，原行政处长赖仰高调往北京，原政治处第一主任张秉照调往天津，教务处长方起提任副校长。
1954年春又一次组织变动，校长郑奕同志调往中南建筑工程部管理局任副局长，爱人洪玲（校办公室主任）也同时调走。学校更名为建筑工程部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命方起为校长、徐国通为副校长。至1955年2月，我被调离这所学校，到建工部苏州建筑工程学校任校长、书记。
在中南建校的这段时间，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充实和经验。
第一：摸索到一些办学的规律，懂得了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师是不可办学的。因此特别注意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必要的教学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也很难办好学校；没有坚强的领导班子或领导班子不团结也是不行的（以上三点在后来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很注意）。
第二：学到了一些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的知识。我到校两个月后，就担任了课堂教学的任务，当然只能是政治课，一门是经济学，一门是宪法。为此必须参加教研组活动，熟悉教学大纲，学习教材，并按大纲、教材组织编写教案。在课堂教学上遵循五个环节：（1）组织教学、维持课堂秩序；（2）复习旧课；（3）讲解新课；（4）巩固新课；（5）布置作业。此外批改作业、因材施教进行辅导、填写教学的十四种表格等。这些做法和内容，多数是从苏联凯洛夫所著《教育学》中套用的，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除十四种表格有些繁琐外，其余都是适用的，合乎规律的，我们在教学改革中，应把过去被实践证明是好的方面坚持下去、发扬光大。还有一点值得提倡的是——特别强调老师在各科教学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融思想教育于课堂内容之中。
第三：明确了办学的政治方向，这个方面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红色专家，具体的讲，就是培养新中国建筑业的红色专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以苏联顿巴茨的教训为警戒的，因为顿巴茨曾发生过白色专家的破坏。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五爱教育，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我认为这“五爱”教育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和未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对学生的总体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我从事教育的年代里上述办学方法是基本遵守了的，当然不是都做得很好，但思想上是明确的。那时，纪律非常严明，但注意了抓苗头，注意循序渐进，表扬上进，批评不良，包括浪费一点粮食都要及时批评，但把握方寸能也很重要，很少处分学生，着重正面教育。
第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在这期间，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套正式发行了，并在全校教职员工中组织了学习，我自己也不例外，除此外我还是中南局学习理论的高级组学员、担任中级组理论教员，一边听讲，一边传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得到提高。那个时期，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在学校担任政治课。对于我来讲，当时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由于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低，每讲一次课都感到压力很大，而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做到认真。本着这种思想态度，我在听潘梓年、赵毅敏等教师授课时都一丝不苟认真作笔记，在向中级组讲课前认真的备课，从不敢马虎，学习、备课，做教案，往往通宵不眠。
第五：文化知识有了一些提高，由于要求调离学校未能实现，安心学校工作又自知文化水平低难以胜任，这是个很纠结的矛盾。因而除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下定决心学习文化，首先是语文，除有意识地学习古文和现代文学外，集中学习了语法修辞，系统学习吕淑湘的语法修辞讲话、查字典、辞海、辞源，写文章做笔记等，还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把俄语教师请到宿舍帮教。但可惜的是由于工作的调动频繁，加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和“反对专家路线”的影响，我学习俄语的这个决心没能坚持下去。总之，我之后从事教育事业，做学校工作的基础知识主要是从这所学校和这段时间取得的。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件事做一些记述：
第一件事是发生了高饶事件。当我听到传达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内容后大吃一惊！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使我受到第一次大的震动，感到突然。因为我一直认为，党中央是钢铁般的团结一致的。由于高、饶事件涉及的人不多，也没有搞运动，很快成为过去的事，没有涉及广大干部，所以形势是非常安定的。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针对后来的一些运动，大搞株连使形势复杂，不稳而发的。高、饶事件并未因不搞运动而失掉教育意义，反而因不搞运动，不搞株连，有意识保护了一些人，使党内外人士很受感动，而不要骄傲，不要有名利思想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第二件事是1954年夏的抗洪抢险。武汉市1953年夏季干旱、少雨，热得出奇，最热的时每天只上半天班，讲半天课。武汉的地理位置在赣南以北，但却比赣南热得多，1954年夏季与1953年相反，阴雨连绵，暴雨成灾，加上长江上游各地也是多雨天气，无情的长江过境大水把武汉三镇的汉阳淹没了，武昌也淹没了一部分。党中央和湖北省委指示，要全力保护汉口和武昌尚未淹没的部分，第一是保护人的安全，第二是保护财产安全。全市组成抢险大军，分段分地区负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学校停了课，组成了两千余人的抢险筑堤大队。党委决定由我负责领队（我是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由十余名部队转业的中层干部担任分队长，带着抢险工具（锨、镐等）和麻袋、草袋等奔赴“前线”。我们的责任区是长江南岸武昌区西段的坝加高和堵漏（全长约三百公尺）。我们住在堤岸以南的一座砖瓦窑的厂房内，这时的长江水面，已经与厂房的窗户相平，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按段将任务下达到各分队，挖土、装袋、搬袋上堤、堵漏、筑高是主要任务，堤在一层层的抬高，长江水面也在急剧上涨，广大学生和教职工日夜奋战，炊事员在砖瓦厂做饭，堤上人只能轮流换班吃饭。
这场战斗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累、险、脏。人们在雷雨交加中跌倒在堤上就能睡着，这种情况有十几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我被人从地面上扶起来时，真感到不如就这么躺在地上睡去，但我知道，如果睡在那里不动，就意味着死亡。到了第三天，长江水面已超过砖瓦厂的屋脊，如果长江水漫过大堤或者决口，就意味着堤南的一片住宅区多少万人要被淹没！我们高喊着战斗口号“水涨堤更高”，思想上就一个念头，绝不允许水漫过堤坝，不允许决口，甚至连一个蚂蚁洞也要堵住。就在第三天曾经发生过一次险情，江水冲开大堤两米长的一个缺口，二队队长，部队转业干部×××当即下令，由数十人手拉手组成几层人墙，堵住缺口，其他人拼命放置麻包，把人给替换上来。如果不是当机立断命人用身体堵住，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场战斗能够取得胜利，是群策群力的结果，首要是部队的转业干部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和作风都运用在这里。我们在工地上共战斗了七个昼夜，没有人员伤亡（小伤是有的）。事后我们做了总结，认为这是一场生动的“五爱”教育和实战训练。回校后不久，学生中有二十余先进分子入了党，类似于战争时期的火线入党。战斗结束后，我们乘渡船到汉口参观，汉口市完全保住了！江汉路的路面，比长江水面还要低几公尺，但有大堤耸立，它安然无恙。
而今忆起来，我特别怀念同志们。据我所知，原中南建筑工程学校主要领导人郑奕、赖仰高、张秉照、候绍基等同志均已见马克思了，方起同志如今怎样？不得而知。当时的中层干部和老师有的已经去世了，但他们为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功绩是永存的。如今的湖北城建学院和武汉建材学院，都是在原中南建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值得纪念的。
1955年2月，我接到建工部的通知，调任苏州建校校长。虽然我离开了这所学校，但我永远想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