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二、三事件”后不久，约在二月底三月初，我被调到了柳河县政府担任文书股长。通化、柳河县城失守后，进入长白山麓的老龙岗抗敌、打游击，此时我被任命为县政府代理秘书。
四平街市失守后，接着山城镇、海龙、梅河口、西安也相继被国民党占领，柳河县城成了我军的前沿阵地。敌机几乎天天在县城上空扫射，时常有人被击中打死、打伤，房屋被燃烧，我东北野战军三纵队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主要是第七师驻扎在柳河，保卫柳河。当时党和政府的任务是：宣传群众揭露敌人破坏停战协定，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和马车，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并积极作好撤退的准备工作。此时敌我双方，一面打仗，一面进行和平谈判。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三人小组”来到柳河举行谈判，我和财粮科副科长董传厚等同志负责布置会场，准备冷饮（主要是制冰糕），宣传部长王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等。当时，会场的摆设类似于戏剧中的“三堂会审”，中间席位是美国代表，左边是中共代表，右边是国民党代表。当时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事情倒要美国人来主持。为此我曾先后请教过夏俊青和王宴同志，他们都解释说美国在表面上主张和解，我们提高警惕就是了。“三人小组”的组成：我方代表是辽东军区副总参谋长谢富生，国民党方的代表是一名中将，再就是美国方代表。当时，我驻军代表是三纵队七师政委李伯秋同志。
谈判很快破裂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超过我们很多，而且其锋芒正盛，美国又是完全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正义要求在谈判桌上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比如我们要求国民党占领的西安县城向柳河县城供电（柳河县城用电是由西安电厂供应此时被国民党切断）被拒绝，我们指控国民党飞机扫射县城居民和我运输车队，尽管有人证、物证具在，他们也不承认；我们指控国民党军队越过梅河口、柳河之间的非军事线（六八旦）他们也矢口否认……。在此情况下，我驻军代表义正词严指责对方无谈判诚意，谈判宣告破裂！等候在外的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气愤，当代表们走出会场时，群众立即高呼口号：“反对美蒋破坏停战协定，美国佬滚回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当天傍晚“三人小组”离开柳河到通化继续谈判，结果也很快破裂了，那种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幻想也随之破灭了。随之，在全县党、政、军、民中进行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全面动员和教育。根据军队首长的意见，决定撤出县城。县政府机关的撤退工作由县长夏骏青和刘振东副县长布置；财粮科杜科长、副科长董传厚和我具体负责贯彻执行。在动员会上县长夏骏青作了报告，刘振东补充。报告大意是：“对国民党的和平宣传不能抱幻想，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撤离县城，要把现有的档案、被服、办公用品运到临江县城”。物质的撤离转移工作主要执行者是董传厚同志，机关的思想工作由我来负责（公安局例外），因为我当时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做思想工作的特点和原则是先党内后党外，但内容是一致的，就是揭露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挑动内战的阴谋，不要对他们抱有幻想，敌人的胜利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临撤退的前夕，我们反复宣传“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长”。对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同志则提出愿一起撤退坚持斗争者，我们表示非常欢迎。因种种原因不愿跟随的也不勉强，但切不可做坏事，不然人民是不会原谅的。我记得县领导在讲到这一点时，态度十分严肃，夏骏青县长甚至是拍着桌子说：“谁做了坏事，一定要惩罚”！“谁做了环事，一定要惩罚！”我也照此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小故事，几年前，有一外调的同志对我说：“听说是你在撤退前，曾对县政府机关人员说过一句话，谁做了坏事一定严惩”。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对外调的同志说：“我当时是从夏县长那里学来的”。我很清楚，自己当时没有什么本事，但组织纪律性较强，也比较虚心，上传下达、身体力行，是大体上做得到的。当然也有例外，由于年轻幼稚，我曾犯了一次错误，并因此受到了夏骏青同志的严厉批评，甚至痛骂。记得那是有一天上午，敌人两架飞机在县城上空盘旋、扫射，警报响了，大家都进了防空洞，我感到气愤极了，一时失掉了理智，就一个人悄悄扛着一只九九步枪上了县政府大楼，当时两架飞机正从南向北飞来，我瞄准敌机扣动扳机打了两枪，飞机掠过未被打中。此时夏骏青正在室外巡视，听到枪响狠狠地骂了一声：“他妈的，是谁开的枪？”我从门楼上下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我打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告诉敌机目标吗？快进防空洞。”蛮以为打两枪出出气，说不定还能打下一架飞机立上一功，未曾想却挨了骂，受了训斥。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二次挨骂，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之后回想到在抗大学习时，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则，又感到自咎。在以后的年代里，我每每见到夏骏青，一方面尊重他，一方面也会想到当时他骂我的那一句，对我之后遵守原则的教育意义，内心存满了不尽感激。
时间约在十月十日左右，我们最后一批撤离县城，包括县级领导人有夏骏青县长、县大队何副政委和公安局长李介夫。就在我们撤离不久，到达城南驼腰岭时，敌人占领了柳河县城。在驼腰岭，夏骏青县长与何副政委、李介夫局长对县政府机关人员、县大队、公安队战士作了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增长，敌人一定会失败，因为正义的是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动员中县长夏骏青说：“我们撤离是暂时的，一定打回县城过春节！”这次动员，对奉命撤离的同志们提高信心和希望非常重要。非常凑巧，果然在春节时柳河第二次解放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也是源自于我军有把握、有计划的战略部署。由此，但凡听过这次报告的同志每当提及此事，都感赞不已，对县政府领导非常敬佩！
撤退的第一天到达孤山子镇，为躲避敌机轰炸和扫射，县政府机关驻扎在镇东转角楼村，在这里我们仍然继续行使着县政府的权力，担负着筹集粮草、担架、马车等各项支援任务。这时县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印章都装在我的布袋里，根据首长的决定随时“发号施令”。就此县教育科副科长王殿礼同志曾不止一次的开玩笑说：“你小子真了不起，身上装了个县政府。”这时期，敌人仍在步步逼近，通化、三源浦、五道沟先后失守了，接着辑安也失守了，奉上级指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故而我们也在加紧进行有计划地撤退。十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孤山子镇以及老龙岗（长白山麓）以南的几个山村，其中包括大荒沟、八里哨、横虎头、大甸子村和凉水河子镇，整个柳河县城就仅剩凉水河子这一个区镇了，县级机关住在深山密林中的大甸子村。
这次撤退虽然更有准备、更有秩序，但难度也更大。从主力部队说，翻山越岭，重武器必须卸成零部件携带，战士的干粮也要加重，而用车辆运粮运物几乎完全不可能，所有的困难和负担全用人力克服，伤病员的转移也只能用担架。在过老龙岗时，县政府机关与一支主力部队并行，部队干部和战士纷纷说：“宁肯打死，也不拖死。”反映了当时处于这种境况，大家积极求战的心情。从地方上来说，大部分地区已被敌占，我们所剩地区有限，支前任务繁重，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吃穿都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打入敌占区筹粮。部队还存在有不纯不好巩固的问题，孤山子区（五区）一个副区长和该区南围子乡分队叛变，杀害了我区委书记杨书业同志，五道沟区鲍得英等人叛变，杀害了我副区长王成英，还有几位同志也被叛徒杀害；当队伍撤到大荒沟时，税务局长‘孙兆贵’的通讯员和我的通讯员都开了小差，从县立中学带出来的三个学生中途逃跑了两个。在撤离孤山子时，我们在私下议论中，曾指望能转移到北满合力抗敌，那里有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还有松花江作为天然屏障，但这种念头被“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巩固长白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打消了。
在整个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上旬，一方面感到特别艰难困苦，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不少乐趣。当时我们缺粮、缺柴、缺菜、缺盐，尤其是缺粮的程度简直难以言状。大荒沟、八里哨、横虎头、蛤蚂河、大甸子、凉水河子的粮食几乎吃尽了，老百姓酸菜缸里的水都喝干了。这些地方的群众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让部队吃，县长和县委书记在大甸子村向县直人员说：“宁愿我们不吃饭，不穿衣，也要让部队吃饱穿暖！”在大荒沟，我们的房东老大嫂半夜磨大楂子，而磨道上还有几个战士躺着睡觉，她不得不艰难地一步一迈小心翼翼地踩着缝隙推磨，直到晕倒。若说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会缺柴烧，简直不可相信，但确是真实。我两主力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分区独立团和县区部队）及地、县、区机关七、八万人，不仅烧完了储备的柴草，连村四周的柴草也被割光烧完。群众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对于这种状况，群众非常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战士们宁在室外睡觉，四周燃烧着柴草取暖，也不进老百姓家睡火炕。
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路又跑得多，由于敌人的侵扰，县直人员时常往返于大荒沟、凉水河子、八里哨、大甸子之间，那里崇山峻岭加上积雪，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李介夫、杜科长同行在大甸子到凉水河子的路上，老红军杜科长跌在了雪坑里，我和李介夫同志把他从雪坑里拉出来，他艰难地站起来说：“比长征时爬雪山还要难受！”我们打趣说：“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吧？”他说：“真的，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是啊，年龄不饶人呀！我相信当时我们的困苦不比红军长征，但都一样艰难。与此同时，节节进攻的国民党军却利令智晕，趾高气扬，他们空投的传单上和报纸上说：“东北共军不堪一击，包围、迂回打而已，国军必胜无疑。”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不出几个月他们自己却遭到惨败。
艰苦的环境也有乐趣，这个乐趣就是欣赏了长白山麓大自然的美。寒冬里，茫茫林海披上银装，格外好看。为补充粮食的不足，我们经常打猎，山里的野味狍子、兔子、野鸡、黑熊、蕨菜、蘑菇之类都是我们的美味，在当时是考虑不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也没有保持生态平衡的觉悟。反正是吃饭第一，打仗第一。敌人的意图是把我们赶到长白山饿死、冻死，赶到鸭绿江淹死，而恰恰相反，我们在与苍松做伴，在凌霜傲雪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并取得了胜利。回想起这段历史真是苦中有乐。
十二月二十日，上级传达了七道沟会议精神和陈云、肖劲光同志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主力部队要“坚持南满，拖住敌人，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地方党、政、军仍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巩固发展长白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艰苦奋斗、迎接光明。”从此以后，人心得到进一步安定，彻底克服了放弃南满的消极思想，“四保临江”的伟大壮举也就开始了。
我三纵、四纵主力部队和省军区独立师在陈云、肖劲光等同志指挥下，配合北满民主联军主力“三下江南”的作战行动，与国民党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殊死的搏斗，进一步巩固、保卫和扩大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扭转了东北的战局，这就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十二月下旬，县中层以上干部，越过老龙岗到达凉水河子，听取辽宁省长、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和市地委书记夏忠武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柳河县干部、战士坚持长白山根据地，提高艰苦奋斗、夺取胜利的思想意志起了重要作用。张学思省长风趣地说：“在敌强我弱的态势面前，打阵地战是愚蠢的，说不好听的话是‘狗熊战术。’我们总结了四平保卫战的教训，决定日前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在运动中部队运动量大，十分艰苦，地方的同志也要运动，还要支援主力。最为困难的是粮食供给，这方面我们地方上的同志要千方百计的保证。”张学思同志当时身兼数职，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东办事处主任、辽宁省省长、省军区司令员。夏忠武同志在介绍他时还特别告诉大家，他还是党的省委委员（常委）。我边听边思索着：“张作霖、张学良、张学思同出一宗，政治抱负的差距竟如此之大！”
听完报告后，群心振奋，我们返回大甸子，县委、县政府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几项重要决策，向全体人员进一步动员，“不怕牺牲，决不离开柳河县境！”
1、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担架，支援前线，安置好部队的伤病员。
2、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3、成立了武攻队，配合县大队行动，打击侵扰之敌，到敌占区一带筹粮、割电线，破坏敌人电讯联络。
当时的武攻队队长是王阴楠，指导员是崔敬斋，他们经常活动于孤子山、大通沟一带，另外在三源浦一带也有武攻队，刘振东副县长在那里直接领导。起初我与王殿礼同志负责向敌占区发传单，后来负责县政府日常事务并配合孙兆贵负责后勤工作。这时，第一次保卫临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约在十二月十二日前的一个晚上，我四纵队一部分越过小荒沟一带的铁路向西挺进，我们为主力西进筹集粮食、担架、找向导等做了许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