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12:通化暴乱事件的尾声与反思

若兰 发表于2017-05-06 11:45:10

站在台阶上瞭望玉皇山和通化市,白雪皑皑。大楼前的广场上几百名俘虏已排成方块队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尸体,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满地的洋刀木枪、棍棒匕首、铁榔头斧子和少数步枪、手枪,现场还有敌人跑掉的鞋子、帽子、绑腿用的草绳(因冰天雪地他们怕打滑而用草绳把鞋子捆在脚上,一方面怕脚步声,一方面怕掉鞋)。整个现场狼籍不堪。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如果不是事先破获了敌人的阴谋计划,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在夜间三、四点钟,人们酣睡在梦乡里时,这些野兽们闯进大楼,将会有多少同志惨遭不幸。

我注视着俘虏队伍,发现其中有一个昨天还在专署挑水的日本人,还有一个专署理发员,我气愤极了,要求把他们拖出去处决,夏骏青同志拒绝了我的要求。

战场很快打扫干净了。我们都集合在大门前,专员、秘书长、处长一个不少。我和宁有才、宋绍文同志如旧站在一起,互相询问了战斗情况。他们一夜都守在三楼的东楼梯口,敌人没有对那里冲击,他们的子弹也没射出一颗。警卫班的手枪子弹几乎打光了,因为他们是在正面的中间楼梯口,那里曾发生过多次争斗,据说当时警卫连的子弹也所剩无几了,难怪专员和秘书长几次叮嘱大家节约子弹。

蒋亚泉和夏骏青等专署负责人,亲切地和通化支队的同志们握手互致问候。广场上,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化支队押着俘虏离开了,数辆大卡车装着敌人的尸体也离开了。我们胜利了,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当天,夏骏青同志向我们报告了战斗的情况,敌人有500余人进攻专署大楼,死亡几十名。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他是一个好党员,是一位班长(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在巡逻中被暗算,当时,可恶的敌人把他摔倒在地,嘴上堵了棉花连刺了几刀,他躺在了血泊中。接着我们去看了现场,死者在大门东侧墙角,身上滚满了雪。以此推断,他在生前是与敌人经过了一场搏斗的。我们脱帽向这位死难的同志默哀。夏骏青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既勇敢,又机智,这场战斗没有其他人死亡,仅有几位受伤的。这真是万幸啊,万幸”。

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它告诉我们: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春天来了,还有刺骨的严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并不甘心灭亡,还会做垂死挣扎、想死灰复燃。我们绝不可有麻痹大意、和平安逸的思想观念。这次暴乱就是一个警示。(是啊,紧接着就是美、蒋勾结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三)搜捕残敌    藤田落网

大年初二,皑皑的白雪把整个通化市装扮得十分素洁美丽,挂满玉雪的枝头被压得弯下了腰,有时随风上下起伏,有时左右摇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这新春佳节,这迷人的景致该是多么美妙啊。

我一夜没有睡觉,又冷又饿又疲劳,原想吃过早饭睡上一觉,可一碗高粱米饭刚吃了一半,司法科朱科长就匆匆赶来对我说:“快、快!有任务,首长让你我领一个班到监狱助战”。我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他附在我耳边说:“还要搜查孙耕尧的家”。我顾不得吃饭,随他就走,刚走出大门口,一个班的同志已经候在那里了。朱科长说了声“走”,我们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监狱,到达监狱后,战斗已经结束,攻击监狱的敌人和向外冲的犯人已经都被消灭了。于是,我们辞别了执行任务的同志(忘记是公安局还是通化支队),直奔孙耕尧家。他的家在通化市南部,是几间宽敞的平房,还有围墙,我们走进房间,那里空无一人,孙耕尧全家都跑了,细软已带走,剩下的只是一些空箱子、柜子和盆盆罐罐。我们刚返回专署,秘书长夏骏青就通知开会,会上宣布宁有才、宋绍文到警卫连任排长,我到连部任文书,并决定我们三人每人带一个班搜查日本居民区,具体任务是捉拿残敌特别是藤田,收缴兵器、向日本侨民宣传党的政策。

日本侨民区在专属大楼西面的一个山坡上,远远看去一片洋房。这个殖民区域与附近中国居民区陈旧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检查。搜查到的屋子里基本上都是只有女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男人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暴乱。我们每到一户,这些女人们都是毕恭毕敬地迎送,小孩子则十分恐惧。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这样规矩。在我们搜查过的几十户中,只有两个老年男人,这两个人都不是藤田,而藤田被其他搜捕组的同志捕获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及时和出色的。二月五日上午,我们分若干点集合了日本侨民,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将宣传内容用日文印成传单发放,这些传单主要是揭露孙耕尧、藤田狼狈为奸与与人民为敌的罪行,讲明日本侨民和家属是无罪的,但均应奉公守法。

(四)暴乱的始末

敌人的暴乱策划和布置可以说是周详的。我们粉碎这一暴乱的指挥和措施可以说是英明出色的。

我所了解的基本情况首次是听专署民政处甘处长传达的。这是在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也就是暴乱前八小时向专署机关党员干部们传达的。详细情况是二月五、六日(记不太清楚了)彻底粉碎暴乱后由专员蒋亚泉报告的,地址是在通化市的一个剧院里。报告的内容如下:日蒋勾结制造暴乱为什么选在通化市?这是因为1、日本宣布投降后,把许多日本人集中在通化市,这就为暴乱提供了人力基础,加上战犯藤田逍遥法外是个难得的指挥员。2、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住在通化市,其熟悉当地情况,有利于潜伏和拉拢群众。当我军进驻通化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孙耕尧就潜住在沈阳,接受了蒋记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勾结日本人发动暴乱,推翻人民政府,建立伪政权,迎接国民党军队,以达到日蒋亲善的目的。孙耕尧接受指令后很快回到通化,与藤田勾结并秘密策划达数月之久,聚众达九千余人(他们佩戴的袖章是九千余号),大部分是日本人。由此可见,他们决定在公历二月三日举行武装暴乱是煞费苦心的。而利用中国人民欢庆春节的习惯,选择凌晨三时四十七分则更是挖空心思。他们考虑到这个时间段,人们经过一夜的欢乐后会疲劳入睡,此时下手,可以攻我不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妙算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通化党政军民的英勇斗争中被彻底粉碎了。

事先得获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我们胜利粉碎暴乱的决定因素之一。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怎样被我们破获的呢?这要从通化市县大队的一位指导员和一位普通战士说起(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是会查询到的),我认为这两位同志是立了头功的。这位可敬的战士是刚参军不久的通化人,在我们破获敌人暴乱计划前,他独身一人行经转盘街时,被一个本地熟人叫住,并领他到了临街的一个楼上,这个小楼就是敌人暴乱的指挥部所在地。上楼后,他们就软硬兼施,逼迫这位战士报名参加暴乱,并以金钱、美女引诱他,说如果参加暴乱,成功后给官做,给漂亮的女人还给许多钱,如果拒不参加就把他处死。在威逼之下,这位战士签了名。敌人给他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让他在市、县大队里发展成员,杀害市县大队领导,待暴动信号发出后,里应外合夺取市、县政府,并商定了联络地点和信号。

这位战士回到市县大队后,内心斗争十分激烈,寝食不安甚至神志恍惚。他想到大队和连队领导的教育:“民主联军的战士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团结统一,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十四年的血腥统治不能重演”。想到指导员对他慈爱的关心照顾:给他讲革命故事,讲穷人翻身;给他捉虱子、盖被子;给他找医生看病,亲自给他送病号饭等等、等等。从而他告诫自己:“我怎么能做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位战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找指导员倾吐一切。而此时指导员也敏锐地觉察到他有什么心事,就去找他谈心,两人一见面,战士就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失声痛哭。经过指导员安慰平静下来后,这位战士把敌人的阴谋道了出来。指导员表扬了他的勇敢行动,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战士也称指导员是他的亲哥哥好领导。他问指导员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指导员说:“你马上镇定下来,一切照常,我这就去请示领导”。指导员立即将此情况向大队领导、市县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向通化地区最高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要保证这位战士的安全,表彰他的行为,继续让这位战士与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了解敌人内幕”。并决定于×月×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搜捕转盘街那座小楼。由这位可敬的战士做向导,当时的搜捕行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庆幸,省分委(地委)领导机关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当时党的机关不公开,不挂牌子,省分委办公地点挂出的牌子是“通化建国联合会”。据说暴乱前敌人曾打听过“建国联合会”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搞经济建设的”,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省分委的自卫力量相当弱,没有战斗部队,只有首长的警卫员和少数干部及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如果这次暴乱省分委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一,那么,我们党的首脑机关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这场战斗由于是敌人秘谋策划的偷袭,又是在深夜进行,加之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对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使人感到格外的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破获了一份可贵的材料——敌人的暴乱计划和敌人打入我们要害部门人员的详细名单。所以,打入我要害部门的敌人在暴乱前均被我们逮捕或拘留看管了起来。这样,就使我们能够除掉极大的内部隐患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也由此使得敌人原计划开出飞机和坦克助战的阴谋均未能得逞。

事件发生不久,我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它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这一日蒋勾结的可耻行为和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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