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4:在满洲国的两年磨难

若兰 发表于2017-05-06 12:23:30

1942年(17岁)夏,我患了虐疾病,一连折磨了我三个月,这种病很折磨人也很奇怪,隔一天发作一次,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到晚七点左右结束。发病时先是冷得浑身发抖,咬牙嗑齿,继而发高烧,烧的不省人事。这种病并不影响食欲,但你只要吃饭就得干活啊,除发病时间外,所有活计得照干不误。就这样,我的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虚弱下来。右邻一位好心的大娘看到了对我说:“看你病的又瘦又黄,怎么还挑水?”我没吱声,但我心里明白,不干活吃什么呢?张孟福虽然是我的老乡,但主人的身份表现得非常明显,有几次见我干活慢,就对我说:“你是否准备背算盘?”起初我不知道“背算盘”是什么意思,一位住店的山东老乡告诉我:“就是算了账,把你辞退了!”我得知后非常伤心。有次我发高烧醒来后,有一个山东客人问我:“怎么,你妈死了吗?”我说:“没有呀。”“那你为什么哭你妈?”是他听到了我在高烧中说的胡话,才有这么一问。

看我病的严重,住店的客人和邻居告诉我了很多治疗方法,有的是科学的,多数是迷信的。有人提议让我去老天祥药店买一付金鸡纳霜吃,我也知道这个药治病,但得花两毛钱。有人说是看到有花轿在马路上行进时,冲着轿钻进轿杆里,病就会好。于是,我就按照别人说的方法去钻轿杆,结果被轿夫连骂带搡顶了出去。又有人出主意让我冲丧,就是当抬死人的棺材经过时,冲进抬杆之间,病急乱行,我被抬夫一脚踢了出去。后来听人说在河边走,后面跟着一个人,把我推到河里可以把病吓跑,等等等等,这许多办法我都一一试过,却都无济于事。到了第三个月时,我整个人已被这病折磨的不成人形,实在是抗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向掌柜的借了两毛钱,买了一付金鸡纳霜药,吃了后很见效,病就逐渐的好了起来,谁知到了年底,掌柜的还是把我辞退了。此前两个月时,我三叔已被工厂辞退,到辽阳市弓长岭矿山做了个卖酱油的小贩。和掌柜的算了账后,我还剩下几元钱,就买了车票去辽阳市弓长岭找三叔。这时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社会很混乱,我好不容易到了弓长岭,三叔却说:“回家吧,这里不能在呆了,我现在赚了几个钱,路费够了还有余钱。”经过商量,我俩决定还是到安东办理回山东的手续,因为有徐忠德张孟福等老乡,办手续比价容易些,没想到了安东后却大难临头了。

我们抵达安东仍住在张孟福的客店里,每天两毛钱的房费。三叔赚了几个钱却惹出了大乱子,他盘算着除车船费和路上吃饭外还有剩余,所以就买了一匹白棉布准备带回家去。谁知那时买棉布也是经济犯罪,买回来当天晚上恰好康德皇帝视察安东(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日伪宪兵查店,从床底下把白布拖出来,问:“是谁的?”三叔说:“是我的。”那些宪兵不由分说上来就打了三叔几个巴掌,而后连人带布都带走了。我吓坏了,呆呆的站着,只是恐慌,一点办法也没有。三叔被带到哪里去了,会怎么样?我不知所措。请了张孟福给打听消息,也打听不到。七、八天过去了,我还得吃住,怎么办呢?我想起自己还有八、九元钱,又借了老乡丁乃文几元钱,就跟着徐国彬(也是逃荒到东北的)买破衣服到乡下卖,还算幸运,这一趟下来四天时间就赚了二十元,暂时吃住是不愁了,但是我的最大心事还是找三叔的下落。约过了二十天,晚饭后,邻居木材公司经理邱珍堂到福升栈找我,说:“你叔有消息了。”我问在哪里?他说:“押在鸭绿江边的监狱里,监狱外边贴着告示,列了名单,有徐永昌,亲属可以送饭。”我听后真是欣喜万分,第二天到街上买了两个烧饼,又买了点虾酱夹在饼里,赶到了监狱门前排队。狱吏们一个个的检查饭筐,当检查我的饭筐时,发现饼子里有虾酱就一脚踢翻,俩烧饼轱辘着滚出很远,我吓得拔腿就跑了,饭也没给送上。但这一脚,使我顿时想起了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一个是国民党军,一个是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第二天我再次去送饭,只送烧饼,排队到了牢房跟前,狱卒问给谁送?我回答:“徐永昌。”他大声喊道:“徐永昌。”不一会儿,就见三叔爬了过来,抓住铁栏杆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把两个烧饼递进去,三叔抓住烧饼,两眼直直地看着我,我止不住一阵阵心酸,眼泪模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守狱人在我肩膀上抓了一下说:“快走。”我一边退后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三叔,那种剜心之痛无法形容。之后每天早、中、晚我都去给三叔送饭,看到三叔消瘦的脸庞和长满的胡须,我痛苦极了,无奈,无助,无望几乎到了极限,反而这种情形下倒是没有眼泪了。

我已经十七岁了,也开始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每天都付给张孟福两角钱的房费,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关键时期,他却仁慈地拒绝了,为此我很受感动,觉得张孟福毕竟是个好人,有善心。时隔两年多以后,1945年10月,我随军挺进东北,再次来到安东市时,还专门打听过他,知情人说他两口一年前带着小女孩挑着担子做小生意去了,过着流浪生活。

我给三叔送了十余天饭后,不知什么原因监狱禁止送饭了,这期间我就又倒卖了一次破衣服(还是从安东旧衣摊卖,背到乡下卖),这一次又赚了十元多。当我从乡下贩衣回到福升栈后,邱珍堂急冲冲的找到我说:“孩子,这可好了,只要有担保人,就可以取保你三叔了!”他手里拿着根皮尺,后来我才知道他既是小木材公司经理,又是造船厂技师,他的老家是三东文登县,我们是老乡。他比我三叔大十余岁,所以我称呼他爷爷。我说:“爷爷,那我找谁担保呢?”他说:“我可以担保。”我听后非常的高兴,赶忙给他下跪表示感激。他把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第二天他就把三叔领回到了福升栈。叔侄相见悲喜交加,彼此紧紧抱住。三叔虽然满嘴胡须,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皱,但脸庞却显得胖了。他说在监狱里得了伤寒病,这会儿身上直发冷,下午我们去澡堂洗了澡,并到旧衣摊买了两件大褂,我的一件两元钱是湖皱料子,他的一件花了几元记不清了,接着又去理发馆理了发,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完好,叔侄俩都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遇难的样子。到了第三天,三叔说多亏邱珍堂老板把我救了出来,得搭个人情,就到街上买了二斤大海米(干虾仁)送去,邱珍堂说什么也不收,回到店里三叔说给张孟福听,张孟福说他不是不收,大概是嫌少!三叔赶忙又去买了二斤,共四斤再次送去,并再三请求收下,结果他真的收下了,还说:“这何必、何必呢!”由此三叔醒悟了,给张孟福也送了二斤去,果然,他也收下了。

三叔在狱里患了伤寒,这几天总觉得身上发冷不好受,也想念徐忠德,就决定要去看望他。原本想徐忠德在关东发了财,到了安东后才知道,他在安东市西九十里路的大东沟镇附近的乡下,在那里租了两间房住着,老伴操劳家务照料着两个孩子,他往返于安东与大东沟之间收猪鬃(毛),走门串户的收买,然后理成一束一束再卖给收猪毛的店铺,赚几个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和三叔走了一天半的路才走到安东,一到家他们老夫妻非常热情地腾出一间房让我们住着,还给做了饭吃,可是三叔这时病重卧床不起了。徐忠德说:“丑,你三叔还有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看样子病的不轻,得到大东沟请医生看看。我身上还有几元钱,就赶紧赶往五里外的大东沟镇请来一位医生,还按照他的要求花钱给他雇了一辆马车。医生诊断后确诊是伤寒病,需要打针。就这样医生五天跑了五趟,给三叔打伤寒针,第六天时,三叔突然浑身汗流不止,徐忠德见状把我叫到门外说:“孩子,看样子你三叔不行了,快准备后事吧!”听了这话,我吓懵了,这可怎么办呀!就对徐忠德说:“全凭老爷你帮忙啦!”他摇摇头唉了一声转回屋去。谁知三叔自这一天大汗一出,病体却慢慢的痊愈了。在徐忠德家住了二十五天,三叔体力恢复后,就决意去安东办理回山东老家的手续。在办理回老家手续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被抓的当天交给张孟福一百多元钱让给保管。那时办理手续必须有工人的身份证,正好我俩的身份证都是工人,再就是按照规定除车船费外,每人只准许带20元钱。恰好我们也没有多余的。

在东北的两年多(三个年头),正应了民间广泛流传的几句话:“第一年赚了一条驴(意为拼命干活),第二年赚了个老婆(意思是衣服破了自己会补了),第三年发财还家(意思是混不下去了,想办法回家)。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叔侄俩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同时也收获到不少经验教训。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家乡里,受到过日寇烧杀、轰炸、扫荡和国民党搜刮的苦头,那么这两年多又遭受到了日、伪统治摧残的苦头,也尝到了当仆人、做下人的滋味。这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对我以后选择什么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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