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3:死逼梁山下关东

若兰 发表于2017-05-06 12:26:44

下关东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穷走江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1941年初我16岁,(旧历刚刚过年,大概是初三、四)。我爷爷在炕头上对我父母,我三叔、三婶、四叔、我哥哥还有我说了许多感叹的话,他说:“咱家人口多,是西塂村人口最多的。全家共18口,吃不饱怎么办?不能瞪着眼饿死。”接着又说:“徐德忠从关东回家省亲,他说到那里可以混饭吃。”我三叔徐永昌接过我爷爷的话说:“对,说不定还能发财。”我心里动了动,说了句:“我跟三叔去。”母亲说:“你瞎说。”我知道母亲不舍得,可我内心是想走的,就倔着说:“我非跟三叔去不可。”像这种事最后还是得爷爷决定,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挪活,树挪死,不能瞪着眼等饿死,就叫昌子(我三叔乳名)和丑子(我的乳名)跟徐忠德走吧!带走两张吃饭的嘴,饶口饭,别人也好过些。”爷爷是一家之主,他发话谁也不敢再吭声了。那会儿的日子也真是没法过,吃了今天明天没着落,吃了上顿愁下顿,饿的腿脚都软了,浮肿了。第二天徐忠德来了,(他比我大三辈,我叫他老爷)我爷爷就说:“叫昌子和丑子跟你走吧。”徐忠德说:“我明天就走,他俩来得及吗?”我爷爷沉思了一会说:“那就你先走,他俩再等几天吧。”徐忠德就给我们交待了行走的路线,说是先到烟台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到安东,下车后到东坎子福升栈就能找到他,连路费大概多少钱都交待了。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一起走,后来才知道,因为一来家境贫穷,得要设法筹借两个人的路费,二来这一走山高路远,他老人家要向我们交待几句。就这样,约等了十天左右,我们启程了。临走前爷爷、奶奶一再交待路上要小心,出去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要败坏名誉,要常往家来信等。

告别了家乡和亲人们,我和三叔各自背了一条小被子,步行两天走了140里到了烟台。头天住在高陵村(镇)的一个小客店,通铺,一铺大炕睡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在低声闲聊:“东面昆夹山里有八路军,要小心点。”我在村里和学校听说过八路军,有人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出来形成一个“八”字来形容。暗地里也听人说过:“八路军神出鬼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都在夜晚行动,所以叫铁腿夜眼,神八路。”我在通海上学时,该村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他家距我姑父家前面不远,有天晚上八路军去捉他,他越墙逃跑了。

这晚,我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装的都是关于八路军的事情。

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到了烟台,也是住在一个小店里,吃的还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饼子,由于水土不服我泻肚子了,舍不得买药吃一直硬扛着,到了第三天我俩上了船。当时烟台码头不能靠大船,大船停在挡浪坝外,乘客得乘小舢板渡到大船上,上船后我跟着三叔进了一间漂亮的船舱,有床铺还有地毯,我们把行李扔在地毯上刚坐在地上,进来一个乘务人员,不由分说对着行李踢了两脚,大声骂道:“混蛋,滚出去!”我们赶紧提着行李走出舱门,也不知该往哪儿去,看到许多人往船下走,就跟着到了最底层,这时才知道我们买的是五等舱,人挨人挤得满满的,根本没地儿躺下。船开后有许多人晕船呕吐,船舱里气味非常难闻,我和三叔虽都不晕船,但却被人家吐得一身。

清晨时我们到了大连,乘客都被装进一个大木槽船,接受搜身检查后检票上岸。因为囊中羞涩又急着赶路,在大连我们没有住店,直接去了火车站。我坐在候车室地下,三叔让我看着行李他去买火车票,等了好久他才回来,说是带的钱不够了,差两毛钱,怎么哀求售票的都不行。这可怎么办?三叔想出个办法,背起行李领着我在候车室里对等车的乘客们挨个作揖讨钱,直说差几毛钱买不到车票,我和三叔就这么作揖求人,讨了二十几个人分文未得,还好,最后遇到一个戴着礼帽、眼镜,穿长衫看似比较体面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述说,慷慨地拿出一元钱(当时的满洲币)给了三叔,三叔忙不迭作了几个揖连声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其实那人和三叔年岁差不多,三十岁左右。我心存感激,留意到他佩带着一枚标着什么学校的胸牌,像是一位老师。因为这件事令我感激之余肃然起敬,也是之后我对教师很有好感的起源。得了这一元恩赐,三叔很快买到了两张火车票,上车后还找到了两个座位,又买了两个大饼饱餐了一顿(就是买车票余下的这八毛钱,让我俩没再挨饿,一直吃到了安东)。上了火车坐稳后,三叔不无遗憾地说:“这天下真有好人,那个人姓甚名谁呢?也没问个明白,将来好报答人家。”我说:“我看他带的胸牌上是什么学校呐。”因为当时情窘没细看,之后每当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憾事了。1987年我和吴海亮同志(河师大副校长)等八人去大连参观辽宁师范大学时,又联想起昔日受助之事,为此写了首诗:

暮乘大轮朝登岸

心潮起伏忆当年

寇犯家帮烧杀抢

我逃大连讨小钱

同样是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但此时与彼时境遇两不同了。在烟台码头,可直上轮船不用舢板摆渡,上船后同是住在普通舱,但却谈笑风生、心境开阔。我十分留意在船上寻当年那种五等舱,却没有找到,据说船底已不允许载人,只载货了。当时我想,如果今昔一样那是可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生活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如果太大,使一部分人趾高气扬,一部分人悲悲切切,那么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决不允许这种形式存在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从安东下火车后,边走边打听东坎子在哪儿,有人给我们指了方位,走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到了东坎子路的西头,又向人打听“福升栈”,那人用手指着一家小店铺(普通的小平房)说:“那不就是嘛。”我看到一处小平房,门口挂了一个小牌,上写“福升栈”仨字,这仨字还没有我写得好,我们喜出望外,终于到达了。这个小栈位于安东市(现丹东市)东坎子路西头镇江路北,我三叔敲了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问:“要住店吗?”三叔说:“打听一个人,徐忠德。”这位妇女马上说:“进来吧。”说完就往里面走,我和三叔进了门,一会儿徐忠德来了,(叔叫“爷”,我叫“老爷”……。)见了面简单叙谈了几句后,他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支了一张木板床,能躺下两个人,我俩就住下了。稍会儿掌柜的来了,一见面我三叔就叫了一声叔叔好,他满面笑容的说:“来啦好!”掌柜的名叫张孟德,是我们邻村泽上村人。就是我上小学的那个村,因为我母亲是南庄村人与泽上村是同宗,摆辈我应该叫爷爷,但我从未见过。张孟德1937年曾是我党的村农民协会会员,后来逃亡到安东,租了这几间房开了这个客栈,那位中年妇女就是他的夫人。这个客栈是夫妻店,经营者别无他人,住店的都是些贫穷的流动人员,为逃荒到安东找事做的、乡下人进城办事的。我和三叔在这个店里约住了十几天,徐忠德和张孟福找到了我们,说是给三叔找了个事,到火柴杆公司抬木头和晒火柴杆,是个出力气的活。三叔听了很高兴,有活干了,工钱还不算少。徐忠德说:“丑子就在福升栈干活,吃柜上的(就是吃掌柜的),每年给十元钱。”三叔说:“行。”我也乐意,有饭吃,顾得住这张嘴就行(当时的十元钱只能买猪皮底的布鞋两双)。就这样,我们就在当时“满洲国”的安东落住脚了。

两难临头

我干的活是早晨起来打扫所有房间(共七个房间,一个吊铺),一天三顿饭掌柜娘做,我劈柴、烧火。每天要挑八担水(到100米外的水井处),还要抱孩子(掌柜的有个两岁的小姑娘),晚饭后直到十一点其间负责接住客,安排床位,还要帮助记账打算盘。客栈的收入很少,除了交房租外所剩也仅能维持生活(店铺的流水账我能看懂,上面写收,下面写支,很清楚)。每天算完账,忙完活计,我就住在大门口那间屋里面靠墙的小木板床上,准备随时接迎客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周而复始,我所要干的活很多很杂,也非常累,但是能吃饱。每天都吃玉米饼子和高粱面,偶尔还能吃顿大米,在当时的伪满洲,老百姓吃大米是非法的,要偷着吃。那段时日最难熬的是冬天,因为天气特别冷,我身子又单薄,累死累活的一天到晚没停过,晚上躺在没有褥子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着仅有的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薄被,掖住左边露右边,盖住脚露膀,盖住膀露脚。那两年的两个冬天,我冻得几乎每天腿肚子都抽筋,疼痛难忍,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后被戏称为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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