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九:渡过十年动乱

南方 发表于2017-05-24 18:53:18

1966年《五一六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点,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这十年动乱中,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是难以计算的。仅从云南省的“划线站队”来说,造成的冤假错案就达一万五千多件,因迫害致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多达六万一千多人。在这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我也和绝大多数中上层干部都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抵制——反对——始终保持清醒大脑——坚持真理必定战胜邪恶的过程。

我在临沧县搞“四清”试点时,红卫兵造反逐渐在边疆城市热闹起来。不久,四清工作队撤回。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散发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造反有理”便成为当时的时尚语言和行动了。再后来,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都是在这张大字报中间提出的,被奉为“最高指示”而横行天下。

我出席了云南省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当时,社会上已乱了,打、砸、抢就开始了,我们在会议上吃饭也不正常了。以后,又参加了云南省委召开的“三干会”。我和临沧地委书记任贵生以及李玉成、余活力等好几位同志私下议论一致认为这“文革”实际上是中央的一场夺权斗争,是毛主席为了巩固唯我独尊的领导地位,而采用“文革”的手段,要把刘少奇、邓小平赶下台的一种手法。我们不是中央领导层的干部,只能观望、等待。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至于头脑发热而背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当然,我们不理解的是,党中央一直都倡导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文革领导小组”,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几位副主席也实际上被免了职(这四位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实质上是一次“宫廷政变”。

在十年动乱中的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妨说几个故事。

一、开不下去的批斗会,斗不垮的走资派

临沧的红卫兵,要开我的批斗会。我也手捧红宝书到了会场。红卫兵们都是例行的老一套,呼口号、念毛主席“最高指示”等,要我回答我是不是走资派?等等问题。

我是不慌不忙,面带笑容,很严肃也是针锋相对的念毛主席语录。说我是农民出身,抗日战争时期打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农民参军、支前,来云南后又参加边疆的生产建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还参加过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

我用似乎是开玩笑的口吻问他们,在场的,有谁讨过口的,请举手,弄得哄堂大笑,这个批斗会开不下去了。我进一步说,你们冷静想一想,我是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会场的许多红卫兵哑口无言。掌握会场的人,也只好宣布批斗会就开到这里。当然,为了面子,也不得不说王云很狡猾,下去后好好交待问题,就不了了之收了场。

我还表现得很谦虚的样子说,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很值得我学习,学习你们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搞好的革命精神。当然,批斗会开完以后,免不了来一次文革时期小将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挂牌游街,给我挂的牌子是“打倒笑面虎王云”。每次参加批斗会,我表现笑迷乐活站着,红卫兵小将斗我就笑,一笑即哄场大笑,有时干脆不准我参加。省政府的千金棒造反团批斗会开了一个月,未斗下来赶快回家过年了,对此,我坦然应对。因此,落了个"笑面虎"的美称。

二、在五七干校

从全国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工作来看,阎红彦书记1959年来云南省主持工作后,他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条真理,在贯彻中央1963年9月总结大跃进失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云南省在恢复元气、制止虚报浮夸、杜绝缺粮造成肿病以致饿死人等方面,确实是走在了其它省的前头。但是,在文革初期,阎红彦书记针锋相对与陈伯达四人帮对抗,以死相争。因此,云南省又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支一派,压一派,要让云南党政军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听从“四人帮”的指挥。于是,云南省各级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以便按“四人帮”的指挥棒开展“划线站队”的工作。临沧地区也不例外,于1969年底,党政机关一锅端,临沧地区及各单位,到耿马县孟定镇办起了“五七干校”。我也和地委书记,专员及干部到了孟定镇。我被安排在二连,与临沧专署的几名干部(郑锦森、莫克勤、王克鲁、肖庚图等)在一起,是当时的“专政对象”。临时在小路边搭了半个草棚,晚上睡觉得用一床油布盖在被子上,不然,露水便会把整个被子弄潮。每天和大家一同出工劳动。可是我们这“一小撮”在收工后,还被强迫上山去砍柴,挑芭蕉,每天挑三转走遍山涧小道,一路高兴唱着语录歌,愉快的接受改造,期望着文革结束。

据我所知,这几名干部,一位是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时提过一个建议,希望共产党要重用人材,不要用奴才。一位是受其姐夫的牵连(公安处秘书科长,原刘明辉政法党组秘书因对“革命群众”冲击公安机关抢夺劳改犯花名册不满,曾带队到昆明找省军管会反映情况希望予以制止,回临沧后,被斗得死去活来而被迫害致死)。再一位是学心理学的师范学校教员,是位专业人才,在专署“四清”被划为“四类”不满,而企图自杀的干部。还有位是收听广播时发现有特殊信号,向军管会报告了这一情况,被怀疑是收听敌台广播而被“专政”。另一位是临沧解放前曾参加云南省民盟外围组织而被审查的干部。我逐步得知他们的情况后,采取不同的方式,希望他们认真对待这场政治运动,并要他们从我党路线斗争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这场政治运动迟早是要收场的,在思想上要有准备,要坚持到最后。

这几位对我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快就成了熟人,有时还开开玩笑,我们虽然是被“专政”的对象,但是,大家在生活上、劳动上还能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有时,谈谈心,还解除了他们不少的思想顾虑。

那时,在二连养了一些猪,调我去养猪场劳动,每天去找猪草。当地傣族群众得知我是专员,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做傣族女人的活计一一找猪草。出于好心,告诉我那些草或叶是有毒的,不能喂猪。我把这些不能喂猪的标本拿了回来,当时的“造反派”好像抓到了我的辫子,说我用毒草喂猪。要开会斗争我,我心中好笑,。造反派"就是这样整人吗?整不了我,怕整到了你们自己吧。

果不其然,不久从镇康县买了一批大大小小二十多头猪,赶到了二连养猪场。由于事先已煮好了两大锅猪食,但是,当天这群猪还没有到二连,第二天下午才到。有养猪场的人问了这个造反派场长,这些猪饲料是不是可以喂镇康来的猪,他正式答复可以。结果,这些猪还没有把已放置了两天的饲料吃完,便一头一头倒下了,显然是食物中毒。

这下子可热闹了,什么“投毒”“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大帽子向我们扣了过来,还惊动了五·七干校的头头,扬言说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们则沉默不语,等着看笑话,因为我们心中有数,这陈旧的饲料,在热带地区的孟定镇必然会变质的,好在是造反派头儿叫喂的,看他怎么办?

后来“五·七”干校的人有畜牧技术干部,派人叫他们来检查,人家一看,一问,便说这是亚硝酸盐中毒,因为铁锅存放饲料,时间一长,温度又高,必然产生化学反应,猪食用后,亚硝酸盐中毒是无法抢救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们倒是没有接受斗争会批判,也只好一笑了之。

传达林彪事件后,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也敢于公开反抗了,特别是要增加我们额外的劳动任务,常常找"腰杆痛、拉肚子"等方式加以拒绝,可能这些造反派恐怕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留后路,也不敢横加指责或劳动加码了。

有一次派我和刘国俊(地区劳动局长,山西人)、郑锦森(专署办公室秘书)三人去放牛。有20多头牛,这是件好差事,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山上自由自在的交谈,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我们三人带上饭、锅、牛肉和盐等野炊的物品,郑锦林带上他的钓鱼用具,我却带了一把锄头。我们赶着牛群沿山路而上,再过一条小河,便让件群自己去吃草。这是孟定坝子的边沿,上山便是富荣乡。这里的水是从原始森林淌出来的,清彻见底,游鱼历及可数。在河滩上,刘国俊拾来随处可见的干柴,生火炽开水,他喜欢喝茶,却不习惯吃鱼,我提着锄头去挖野生的山药。郑锦森则在河边拐弯处垂钓。

中午时分,山药已洗好下锅煮牛肉,鱼也钓来了几尾,在这大自然的河滩上,我们尽情享受这午餐,吃饱吃足后,躺在棕衣上睡睡午觉。天近黄昏,牛群也自然向我们靠拢,应该下山了。我们便这样悠哉游哉的过了一天。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在“五七”干校期间,我儿子王南亚去孟定看我,当时不满15岁,南亚到临沧住车站招待所,没有钱了向孟定粮管所所长要了五元钱做路费,到双江路又被山洪冲断,人下车手拉树枝过洪沟,还向家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南亚带给我的人参高级补酒,对我起了很好的安慰作用。

在这一期间,我劳动改造表现好,一切就当锻炼初会,等待期盼着全国形势改变,文革七年我的心境是观、闲、练、盼。

三、回到故乡—山东临沂

1973年五·七干校要结束了,我由于爱人杨月华的老父亲(老红军)需要子女照顾为名,我们终于调回山东老家。1974年1月,安排我在山东省水利厅东调指挥部任职,是临沂地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任主持工作的副指挥,这是个地师级单位。

我到指挥部后才知道,这个工程工程量很大,分为好几处施工。这些人员中,多是被排挤出原单位的干部、职工,加上民工有一万多人,这里的指挥长、副指挥长很难调动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工作进度上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上级可能考虑,由于我不在此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和本地的两派都没有瓜葛,比较超脱,能团结好几位副指挥,就把这项重任交给我要我担起这个担子。我想,国家拿出这么多钱、粮和物资,工作上不去,还是老百姓吃亏,便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指挥责任。

我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工作任务的完成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里的派性长期得不到消除,工作有些出力不讨好,当时山东省委组织部拟留我在山东省水利厅工作,但我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难以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云南落实政策的问题已有了结果,省委组织部要我返回云南安排工作。1978年底,我终于被调回云南。1979年1月调我到玉溪地区任地委常委、副专员。省委要求我到玉溪的主要工作是组建玉溪新的领导班子。这样我便到了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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