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五一六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点，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这十年动乱中，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是难以计算的。仅从云南省的“划线站队”来说，造成的冤假错案就达一万五千多件，因迫害致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多达六万一千多人。在这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我也和绝大多数中上层干部都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抵制——反对——始终保持清醒大脑——坚持真理必定战胜邪恶的过程。
我在临沧县搞“四清”试点时，红卫兵造反逐渐在边疆城市热闹起来。不久，四清工作队撤回。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散发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造反有理”便成为当时的时尚语言和行动了。再后来，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都是在这张大字报中间提出的，被奉为“最高指示”而横行天下。
我出席了云南省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当时，社会上已乱了，打、砸、抢就开始了，我们在会议上吃饭也不正常了。以后，又参加了云南省委召开的“三干会”。我和临沧地委书记任贵生以及李玉成、余活力等好几位同志私下议论一致认为这“文革”实际上是中央的一场夺权斗争，是毛主席为了巩固唯我独尊的领导地位，而采用“文革”的手段，要把刘少奇、邓小平赶下台的一种手法。我们不是中央领导层的干部，只能观望、等待。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至于头脑发热而背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当然，我们不理解的是，党中央一直都倡导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文革领导小组”，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几位副主席也实际上被免了职(这四位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实质上是一次“宫廷政变”。
在十年动乱中的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妨说几个故事。
一、开不下去的批斗会，斗不垮的走资派
临沧的红卫兵，要开我的批斗会。我也手捧红宝书到了会场。红卫兵们都是例行的老一套，呼口号、念毛主席“最高指示”等，要我回答我是不是走资派?等等问题。
我是不慌不忙，面带笑容，很严肃也是针锋相对的念毛主席语录。说我是农民出身，抗日战争时期打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农民参军、支前，来云南后又参加边疆的生产建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还参加过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
我用似乎是开玩笑的口吻问他们，在场的，有谁讨过口的，请举手，弄得哄堂大笑，这个批斗会开不下去了。我进一步说，你们冷静想一想，我是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会场的许多红卫兵哑口无言。掌握会场的人，也只好宣布批斗会就开到这里。当然，为了面子，也不得不说王云很狡猾，下去后好好交待问题，就不了了之收了场。
我还表现得很谦虚的样子说，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很值得我学习，学习你们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搞好的革命精神。当然，批斗会开完以后，免不了来一次文革时期小将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挂牌游街，给我挂的牌子是“打倒笑面虎王云”。每次参加批斗会，我表现笑迷乐活站着，红卫兵小将斗我就笑，一笑即哄场大笑，有时干脆不准我参加。省政府的千金棒造反团批斗会开了一个月，未斗下来赶快回家过年了，对此，我坦然应对。因此，落了个"笑面虎"的美称。
二、在五七干校
从全国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工作来看，阎红彦书记1959年来云南省主持工作后，他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条真理，在贯彻中央1963年9月总结大跃进失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云南省在恢复元气、制止虚报浮夸、杜绝缺粮造成肿病以致饿死人等方面，确实是走在了其它省的前头。但是，在文革初期，阎红彦书记针锋相对与陈伯达四人帮对抗，以死相争。因此，云南省又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支一派，压一派，要让云南党政军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听从“四人帮”的指挥。于是，云南省各级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以便按“四人帮”的指挥棒开展“划线站队”的工作。临沧地区也不例外，于1969年底，党政机关一锅端，临沧地区及各单位，到耿马县孟定镇办起了“五七干校”。我也和地委书记，专员及干部到了孟定镇。我被安排在二连，与临沧专署的几名干部(郑锦森、莫克勤、王克鲁、肖庚图等)在一起，是当时的“专政对象”。临时在小路边搭了半个草棚，晚上睡觉得用一床油布盖在被子上，不然，露水便会把整个被子弄潮。每天和大家一同出工劳动。可是我们这“一小撮”在收工后，还被强迫上山去砍柴，挑芭蕉，每天挑三转走遍山涧小道，一路高兴唱着语录歌，愉快的接受改造，期望着文革结束。
据我所知，这几名干部，一位是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时提过一个建议，希望共产党要重用人材，不要用奴才。一位是受其姐夫的牵连(公安处秘书科长，原刘明辉政法党组秘书因对“革命群众”冲击公安机关抢夺劳改犯花名册不满，曾带队到昆明找省军管会反映情况希望予以制止，回临沧后，被斗得死去活来而被迫害致死)。再一位是学心理学的师范学校教员，是位专业人才，在专署“四清”被划为“四类”不满，而企图自杀的干部。还有位是收听广播时发现有特殊信号，向军管会报告了这一情况，被怀疑是收听敌台广播而被“专政”。另一位是临沧解放前曾参加云南省民盟外围组织而被审查的干部。我逐步得知他们的情况后，采取不同的方式，希望他们认真对待这场政治运动，并要他们从我党路线斗争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这场政治运动迟早是要收场的，在思想上要有准备，要坚持到最后。
这几位对我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快就成了熟人，有时还开开玩笑，我们虽然是被“专政”的对象，但是，大家在生活上、劳动上还能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有时，谈谈心，还解除了他们不少的思想顾虑。
那时，在二连养了一些猪，调我去养猪场劳动，每天去找猪草。当地傣族群众得知我是专员，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做傣族女人的活计一一找猪草。出于好心，告诉我那些草或叶是有毒的，不能喂猪。我把这些不能喂猪的标本拿了回来，当时的“造反派”好像抓到了我的辫子，说我用毒草喂猪。要开会斗争我，我心中好笑，。造反派"就是这样整人吗?整不了我，怕整到了你们自己吧。
果不其然，不久从镇康县买了一批大大小小二十多头猪，赶到了二连养猪场。由于事先已煮好了两大锅猪食，但是，当天这群猪还没有到二连，第二天下午才到。有养猪场的人问了这个造反派场长，这些猪饲料是不是可以喂镇康来的猪，他正式答复可以。结果，这些猪还没有把已放置了两天的饲料吃完，便一头一头倒下了，显然是食物中毒。
这下子可热闹了，什么“投毒”“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大帽子向我们扣了过来，还惊动了五·七干校的头头，扬言说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们则沉默不语，等着看笑话，因为我们心中有数，这陈旧的饲料，在热带地区的孟定镇必然会变质的，好在是造反派头儿叫喂的，看他怎么办?
后来“五·七”干校的人有畜牧技术干部，派人叫他们来检查，人家一看，一问，便说这是亚硝酸盐中毒，因为铁锅存放饲料，时间一长，温度又高，必然产生化学反应，猪食用后，亚硝酸盐中毒是无法抢救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们倒是没有接受斗争会批判，也只好一笑了之。
传达林彪事件后，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也敢于公开反抗了，特别是要增加我们额外的劳动任务，常常找"腰杆痛、拉肚子"等方式加以拒绝，可能这些造反派恐怕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留后路，也不敢横加指责或劳动加码了。
有一次派我和刘国俊(地区劳动局长，山西人)、郑锦森(专署办公室秘书)三人去放牛。有20多头牛，这是件好差事，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山上自由自在的交谈，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我们三人带上饭、锅、牛肉和盐等野炊的物品，郑锦林带上他的钓鱼用具，我却带了一把锄头。我们赶着牛群沿山路而上，再过一条小河，便让件群自己去吃草。这是孟定坝子的边沿，上山便是富荣乡。这里的水是从原始森林淌出来的，清彻见底，游鱼历及可数。在河滩上，刘国俊拾来随处可见的干柴，生火炽开水，他喜欢喝茶，却不习惯吃鱼，我提着锄头去挖野生的山药。郑锦森则在河边拐弯处垂钓。
中午时分，山药已洗好下锅煮牛肉，鱼也钓来了几尾，在这大自然的河滩上，我们尽情享受这午餐，吃饱吃足后，躺在棕衣上睡睡午觉。天近黄昏，牛群也自然向我们靠拢，应该下山了。我们便这样悠哉游哉的过了一天。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在“五七”干校期间，我儿子王南亚去孟定看我，当时不满15岁，南亚到临沧住车站招待所，没有钱了向孟定粮管所所长要了五元钱做路费，到双江路又被山洪冲断，人下车手拉树枝过洪沟，还向家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南亚带给我的人参高级补酒，对我起了很好的安慰作用。
在这一期间，我劳动改造表现好，一切就当锻炼初会，等待期盼着全国形势改变，文革七年我的心境是观、闲、练、盼。
三、回到故乡—山东临沂
1973年五·七干校要结束了，我由于爱人杨月华的老父亲(老红军)需要子女照顾为名，我们终于调回山东老家。1974年1月，安排我在山东省水利厅东调指挥部任职，是临沂地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任主持工作的副指挥，这是个地师级单位。
我到指挥部后才知道，这个工程工程量很大，分为好几处施工。这些人员中，多是被排挤出原单位的干部、职工，加上民工有一万多人，这里的指挥长、副指挥长很难调动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工作进度上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上级可能考虑，由于我不在此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和本地的两派都没有瓜葛，比较超脱，能团结好几位副指挥，就把这项重任交给我要我担起这个担子。我想，国家拿出这么多钱、粮和物资，工作上不去，还是老百姓吃亏，便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指挥责任。
我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工作任务的完成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里的派性长期得不到消除，工作有些出力不讨好，当时山东省委组织部拟留我在山东省水利厅工作，但我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难以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云南落实政策的问题已有了结果，省委组织部要我返回云南安排工作。1978年底，我终于被调回云南。1979年1月调我到玉溪地区任地委常委、副专员。省委要求我到玉溪的主要工作是组建玉溪新的领导班子。这样我便到了玉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