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七:在省委农工部十二年㊦

南方 发表于2017-05-24 19:42:20

五、与谢富治共事的日子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后,谢富治调任公安部部长。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谢1952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五十年代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民经济很困难,再加上极左思潮的反复干扰,吃饭是大问题。农业、农村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日常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把手非常关注农村工作。

1957年,谢富治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休假,秘书长亲自点名让我做他的临时秘书,陪同他到晋宁县下乡搞调查,从县委到上蒜公社。临行前交代我,不搞招待,一切从简,只要有豆腐、白菜、卤腐即可。我们一直下到公社听基层的汇报。因为我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在晋宁县任县长,到农工部后又选择上蒜乡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对基层的情况比较熟悉,不时的插话谈体会看法,往往能切中利弊,谢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汇报结束后,对我的工作给以了肯定和表扬。

1958年,以我为主写的上蒜办社四周年总结,在《云南日报》头版全文发表,谢看完后大加表扬说“老王,这篇文章你们写得好,很有分量,就是太长了”。

一次我们到宜良县下乡调研,我一边作调查,了解情况,一边帮助农民劳动,拉近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农民无戒备之心,亲密无间,无话不说,这样就摸透了农民的思想和要求,打开了工作局面。谢对我的工作作风很赞赏,当时就给予表扬。另外一次也是到宜良作调研,谢、省委秘书长梁浩等参加。我们在听县委的汇报,汇报中张冲副省长来向谢汇报请示南水北调的问题,谈的时间久了,影响了县委的工作汇报,经我再三请示,谢终止了与张冲副省长的谈话,并向在座的同志道歉。有一次我在谢家吃饭时亲眼看到,谢交代他的厨师,养一头小胖猪交大食堂杀用,并叫马上去办。

1958年大跃进,浮夸之风大盛,征粮过头,群众留下的口粮很少,造成全省性缺粮。全省300万人搞水利。400万人大炼钢铁,在一个多月内全省农村实现了公社化,而对边疆民族地区则是一步登天的行为。由于缺粮和劳动强度过大,七月份陆良县首先暴露了大量肿病发生、严重死人的情况,这就是惊动全国的“陆良事件”。就此事,谢富治曾向中央汇报做检讨。10月24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外交部汇报,云南出现大量边民外逃现象。缺粮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谢富治指派我带干事毕希贤到澄江山区调查,情况相当的不好,老百姓吃山毛野菜度日,公开骂毛主席。回来后谢富治及秘书长两人立即听取了我的汇报,说到群众公开骂毛怎么办?谢说“群众没饭吃他能不骂?办法只有一个,开仓救济就是了。”

1958年,著名的元江全省工作会议在元江县召开,我肩负重要的任务,担主要角色,深得谢的肯定,诸如指标竞赛等等问题,有时什么事谢都说“叫王云办,王云办事比较实在。”

对谢富治的评价,我认为在当时他还是想做点事的,他十几岁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也受了些苦。至于他后来趋炎附势上了贼船,那是他的人格及修养所致。

六、在阎政委领导下工作

1959年秋天,阎红彦同志奉调云南省工作,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机会主义”高潮中。全国刚经历了大跃进的浮夸之风,人祸天灾,粮食大幅减产,副食品严重短缺,农村浮肿病蔓延。而云南除了上述问题外,由于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大量边民外流,社会动荡,问题成堆。阎红彦同志经过多次深人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得出结沦。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人民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阎红彦主政云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边疆民族政策,人民生产生活都得到了提高。阎红彦在云南省任省委书记七年,这是我党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七年,这七年我在省委农工部工作,接触阎政委比较多,阎了解我,重用我,经常点将,动不动就说叫王云带上我的秘书(曹贤祯)去检查某项工作,或者说有某项任务要紧急调研,限期拿出解决方案。有时直接完成他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陪同阎政委到富民检查公共食堂问题,看完回来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吃不好,不自由”。另一次我陪他到寻甸检查缺粮问题,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他提出,现在就出发,检查几个村子。调研完成后,做了一句总结"小自由放开,群众高兴”。

1960年冬,阎政委兼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时,当时传说贵州乱了,为了检查贵州的农业政策执行情况,阎政委派我带两个干事去了解。寒冷的冬天,从兴义进去,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养猪、养鸡、自留地等情况,回来后立即向阎政委作汇报。阎政委根据我实地调查汇报的情况,作出结论。贵州没有乱,贵州的情况陉好的。此事因是阎政委交待的特殊任务,属秘密行动,只对阎政委负责,文革期间还提出来,说我是特务行为,经我解释、了解才搞清楚。

在我和办公室主任参加的地委书记会议或常委扩大会上,听到发言不切实际时,我便及时插言,引起警鸣,阎政委总是给以鼓励,叫我讲下去。总之,在阎政委领导下,我度过了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1、人民公社大食堂的调查

阎红彦同志1959年9月调来云南主持工作,阎红彦书记的夫人王腾波同志也随同调来云南,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我和她的工作接触较多。关系也较为密切,部内外的情况交心较多,看法也比较一致王将我们的看法经常向阎政委反映,阎政委对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件事便是人民公社大食堂问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云南省也"跑步进人人民公社,并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到了1960年省内已有好几个县发生"肿病"造成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事例。但是,谁也不敢对人民公社有任何怀疑,特别是对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怀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对遇到的许多问题深感困惑不解。就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而言,由于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58年便出现了粮食减少的现象,到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的食堂已出现缺粮,社员基本生活不能保证。加之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一平二调、刮五风等等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出现瞎指挥、出工不出力、多劳不能多得等等弊端。我也为此提出过书面调查报告。

1960年春,阎红彦同志刚到云南不久,便碰上了剑川县金华公社因肿病死人的送葬队伍。开始对人民公社、大食堂等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省、州医院、卫校、部队都派出医疗队,分布到重大区,腾出驻剑川炮团19栋营房收治病人。此次肿病死人,省委改组了大理地委,调保山地委书记郑刚为大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都受到撤职处分。我经常把调查了解到的有关农村社队规模,公共食堂等方面的情况向副部长王腾波汇报、交谈。也同时向主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同志汇报,王部长也必然传话给阎书记。此外,我也跟随省领导到富民、澄江、宜良等县,调研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情况,对极左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并提出意见。

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写信,上书正式提出"解散公共食堂”。当时他在保山调査之后,按原来的约定,匆忙赶到大理州弥渡县,听取了州委书记郑刚、及州委、县委其他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不顾个人安危决定由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社队规模、分配、大家具、大牲畜下放和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信经阎政委修改定稿,正式签发了。值得欣慰的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我曾参加过的一些调查研究内容,有的观点也体现在这封信中。

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査方法也是好的。这年5-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停办公共食堂。

2、取消不准私人养鸡、猪的禁令

人民公社化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养鸡、猪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是所谓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肉禽食品短缺,特别是城市职工家庭,在这个方面深感供应不足,家中有孕妇、小孩、老人、病人,需要鸡蛋、鸡肉作一些补充,但国家商品蛋供应非常紧张,无法满足。

对这个问题,我在1959-1960年期间也作过调查研究。人民公社成立时,禁止私人养鸡、养猪,那时,谁养了鸡、猪,在极左路线的指使下,追得鸡飞狗跳,人们不得安宁。谁也不愿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只好默默忍受。从我的调查研究中,我认为家庭养几只鸡,决不能说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家中总有点剩饭剩菜的,不以充分利用,养个鸡,生个蛋,给群众带来方便,有什么不好呢?更主要的是能缓解国家商品禽蛋供应紧张问题。但是,我的这想法,不可能被部领导采纳,我只好通过另一种方式向王腾波副部长说,这一说,还管用了,他告诉了阎书记,阎书记认同这个意见,叫秘书给昆明市打电话,要市委取消这个禁令。

后来,省畜牧局在开远县召开的公私大发展养鸡会议上,关于取消私人禁止养鸡的问题,我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这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有人把鸡笼搬到会议上出售,私人养鸡很快便传遍全省。就在这段时间,我去河北参观农业时,河北省还没有取消私人养鸡的禁令。山东省济南市也是这样。所以,当省外一些同志来云南时,得知这一情况,回去以后很快也取消了这一禁令。

3、发展农村小工业的调查

1961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生产力关系及发展农村五小工业问题,主要是通过发展五小(生产工具),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阎政委第二天一早就要坐飞机到北京开会,秘书长通知我,当天晚上必须准备好材料。接到任务,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李文彪直奔呈贡,调查了铁匠炉、农具作坊等小企业,对生产、销售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摸底。回到昆明,我连夜挑灯夜战,点面结合,有理有据,写出分析材料。阎红彦同志看了材料以后。很高兴,说”王云同志你辛苦了,正是有你们平日里扎实的工作基础,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任务。”

4、邓子恢家中的座谈会

1960年代初,全国食品、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冬季副食品供应更困难,怎样才能缓解食品、副食品供给?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960年冬天,邓子恢召集中央农工部紧急会议,阎政委说“叫王云去,他做事雷厉风行。”

到北京后,会议在邓子恢家中召开,主要是学习上海经验,推广食用菌的栽培,增加市场供应。邓子恢同志很重视这次会议,花大量的时间,用生动的实例,讲述了要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我们认真的学习。回来以后就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搞好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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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回复
  • 王建興

    2017-05-27 21:27:06 王建興

    王老功德无量!

  • 王建興

    2017-05-27 21:25:34 王建興

    2、取消不准私人养鸡、猪的禁令)这在当年就是普度众生啊。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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