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谢富治共事的日子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后，谢富治调任公安部部长。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谢1952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五十年代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民经济很困难，再加上极左思潮的反复干扰，吃饭是大问题。农业、农村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日常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把手非常关注农村工作。
1957年，谢富治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休假，秘书长亲自点名让我做他的临时秘书，陪同他到晋宁县下乡搞调查，从县委到上蒜公社。临行前交代我，不搞招待，一切从简，只要有豆腐、白菜、卤腐即可。我们一直下到公社听基层的汇报。因为我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在晋宁县任县长，到农工部后又选择上蒜乡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对基层的情况比较熟悉，不时的插话谈体会看法，往往能切中利弊，谢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汇报结束后，对我的工作给以了肯定和表扬。
1958年，以我为主写的上蒜办社四周年总结，在《云南日报》头版全文发表，谢看完后大加表扬说“老王，这篇文章你们写得好，很有分量，就是太长了”。
一次我们到宜良县下乡调研，我一边作调查，了解情况，一边帮助农民劳动，拉近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农民无戒备之心，亲密无间，无话不说，这样就摸透了农民的思想和要求，打开了工作局面。谢对我的工作作风很赞赏，当时就给予表扬。另外一次也是到宜良作调研，谢、省委秘书长梁浩等参加。我们在听县委的汇报，汇报中张冲副省长来向谢汇报请示南水北调的问题，谈的时间久了，影响了县委的工作汇报，经我再三请示，谢终止了与张冲副省长的谈话，并向在座的同志道歉。有一次我在谢家吃饭时亲眼看到，谢交代他的厨师，养一头小胖猪交大食堂杀用，并叫马上去办。
1958年大跃进，浮夸之风大盛，征粮过头，群众留下的口粮很少，造成全省性缺粮。全省300万人搞水利。400万人大炼钢铁，在一个多月内全省农村实现了公社化，而对边疆民族地区则是一步登天的行为。由于缺粮和劳动强度过大，七月份陆良县首先暴露了大量肿病发生、严重死人的情况，这就是惊动全国的“陆良事件”。就此事，谢富治曾向中央汇报做检讨。10月24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外交部汇报，云南出现大量边民外逃现象。缺粮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谢富治指派我带干事毕希贤到澄江山区调查，情况相当的不好，老百姓吃山毛野菜度日，公开骂毛主席。回来后谢富治及秘书长两人立即听取了我的汇报，说到群众公开骂毛怎么办?谢说“群众没饭吃他能不骂?办法只有一个，开仓救济就是了。”
1958年，著名的元江全省工作会议在元江县召开，我肩负重要的任务，担主要角色，深得谢的肯定，诸如指标竞赛等等问题，有时什么事谢都说“叫王云办，王云办事比较实在。”
对谢富治的评价，我认为在当时他还是想做点事的，他十几岁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也受了些苦。至于他后来趋炎附势上了贼船，那是他的人格及修养所致。
六、在阎政委领导下工作
1959年秋天，阎红彦同志奉调云南省工作，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机会主义”高潮中。全国刚经历了大跃进的浮夸之风，人祸天灾，粮食大幅减产，副食品严重短缺，农村浮肿病蔓延。而云南除了上述问题外，由于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大量边民外流，社会动荡，问题成堆。阎红彦同志经过多次深人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得出结沦。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人民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阎红彦主政云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边疆民族政策，人民生产生活都得到了提高。阎红彦在云南省任省委书记七年，这是我党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七年，这七年我在省委农工部工作，接触阎政委比较多，阎了解我，重用我，经常点将，动不动就说叫王云带上我的秘书(曹贤祯)去检查某项工作，或者说有某项任务要紧急调研，限期拿出解决方案。有时直接完成他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陪同阎政委到富民检查公共食堂问题，看完回来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吃不好，不自由”。另一次我陪他到寻甸检查缺粮问题，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他提出，现在就出发，检查几个村子。调研完成后，做了一句总结"小自由放开，群众高兴”。
1960年冬，阎政委兼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时，当时传说贵州乱了，为了检查贵州的农业政策执行情况，阎政委派我带两个干事去了解。寒冷的冬天，从兴义进去，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养猪、养鸡、自留地等情况，回来后立即向阎政委作汇报。阎政委根据我实地调查汇报的情况，作出结论。贵州没有乱，贵州的情况陉好的。此事因是阎政委交待的特殊任务，属秘密行动，只对阎政委负责，文革期间还提出来，说我是特务行为，经我解释、了解才搞清楚。
在我和办公室主任参加的地委书记会议或常委扩大会上，听到发言不切实际时，我便及时插言，引起警鸣，阎政委总是给以鼓励，叫我讲下去。总之，在阎政委领导下，我度过了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1、人民公社大食堂的调查
阎红彦同志1959年9月调来云南主持工作，阎红彦书记的夫人王腾波同志也随同调来云南，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我和她的工作接触较多。关系也较为密切，部内外的情况交心较多，看法也比较一致王将我们的看法经常向阎政委反映，阎政委对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件事便是人民公社大食堂问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云南省也"跑步进人人民公社，并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到了1960年省内已有好几个县发生"肿病"造成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事例。但是，谁也不敢对人民公社有任何怀疑，特别是对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怀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对遇到的许多问题深感困惑不解。就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而言，由于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58年便出现了粮食减少的现象，到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的食堂已出现缺粮，社员基本生活不能保证。加之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一平二调、刮五风等等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出现瞎指挥、出工不出力、多劳不能多得等等弊端。我也为此提出过书面调查报告。
1960年春，阎红彦同志刚到云南不久，便碰上了剑川县金华公社因肿病死人的送葬队伍。开始对人民公社、大食堂等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省、州医院、卫校、部队都派出医疗队，分布到重大区，腾出驻剑川炮团19栋营房收治病人。此次肿病死人，省委改组了大理地委，调保山地委书记郑刚为大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都受到撤职处分。我经常把调查了解到的有关农村社队规模，公共食堂等方面的情况向副部长王腾波汇报、交谈。也同时向主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同志汇报，王部长也必然传话给阎书记。此外，我也跟随省领导到富民、澄江、宜良等县，调研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情况，对极左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并提出意见。
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写信，上书正式提出"解散公共食堂”。当时他在保山调査之后，按原来的约定，匆忙赶到大理州弥渡县，听取了州委书记郑刚、及州委、县委其他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不顾个人安危决定由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社队规模、分配、大家具、大牲畜下放和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信经阎政委修改定稿，正式签发了。值得欣慰的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我曾参加过的一些调查研究内容，有的观点也体现在这封信中。
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査方法也是好的。这年5-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停办公共食堂。
2、取消不准私人养鸡、猪的禁令
人民公社化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养鸡、猪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是所谓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肉禽食品短缺，特别是城市职工家庭，在这个方面深感供应不足，家中有孕妇、小孩、老人、病人，需要鸡蛋、鸡肉作一些补充，但国家商品蛋供应非常紧张，无法满足。
对这个问题，我在1959-1960年期间也作过调查研究。人民公社成立时，禁止私人养鸡、养猪，那时，谁养了鸡、猪，在极左路线的指使下，追得鸡飞狗跳，人们不得安宁。谁也不愿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只好默默忍受。从我的调查研究中，我认为家庭养几只鸡，决不能说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家中总有点剩饭剩菜的，不以充分利用，养个鸡，生个蛋，给群众带来方便，有什么不好呢?更主要的是能缓解国家商品禽蛋供应紧张问题。但是，我的这想法，不可能被部领导采纳，我只好通过另一种方式向王腾波副部长说，这一说，还管用了，他告诉了阎书记，阎书记认同这个意见，叫秘书给昆明市打电话，要市委取消这个禁令。
后来，省畜牧局在开远县召开的公私大发展养鸡会议上，关于取消私人禁止养鸡的问题，我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这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有人把鸡笼搬到会议上出售，私人养鸡很快便传遍全省。就在这段时间，我去河北参观农业时，河北省还没有取消私人养鸡的禁令。山东省济南市也是这样。所以，当省外一些同志来云南时，得知这一情况，回去以后很快也取消了这一禁令。
3、发展农村小工业的调查
1961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生产力关系及发展农村五小工业问题，主要是通过发展五小(生产工具),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阎政委第二天一早就要坐飞机到北京开会，秘书长通知我，当天晚上必须准备好材料。接到任务，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李文彪直奔呈贡，调查了铁匠炉、农具作坊等小企业，对生产、销售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摸底。回到昆明，我连夜挑灯夜战，点面结合，有理有据，写出分析材料。阎红彦同志看了材料以后。很高兴，说”王云同志你辛苦了，正是有你们平日里扎实的工作基础，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任务。”
4、邓子恢家中的座谈会
1960年代初，全国食品、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冬季副食品供应更困难，怎样才能缓解食品、副食品供给?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960年冬天，邓子恢召集中央农工部紧急会议，阎政委说“叫王云去，他做事雷厉风行。”
到北京后，会议在邓子恢家中召开，主要是学习上海经验，推广食用菌的栽培，增加市场供应。邓子恢同志很重视这次会议，花大量的时间，用生动的实例，讲述了要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我们认真的学习。回来以后就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搞好推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