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4年12月调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担任三处处长，从1956年起就担任部务委员，相当于常委，参与讨论党内外重大问题，行政级别是十三级属副厅级，在农工部一干就是十二个年头。在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十二年，是我学习、成长、成熟的十二年，是培养、锻炼、重用的十二年，是我人生的关键阶段。是我一生中出力最多，工作最顺利，心情最顺畅的一个时期。
在这十二年里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熏陶和磨练。在这十二年里，我贯彻中央农村工作政策，抓好粮食的生产、征购。经历了大跃进，四清运动省委安宁工作团，参与纠正抵制浮夸风，反对极左思想和行为。是省委的耳目和眼睛，是钦差之任，当时解决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强调以粮为纲，重视农村、农业工作。我经常调研处理省委有关农业农村方面的重大问题，有时直接对省委主要领导负责。跟随省委书记下乡是经常的事，随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于一川下乡较多，跑遍了全省各地州市县。
关于钦差之任的事列很多，如昆明军区在马龙县建立炮兵靶场，省委委派我全权处理此事，我到马龙县协调处理。当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云南军区司令员、政委都参加了协调会议，这个靶场现在属成都军区炮兵靶场。此外，大普吉军区训练营地、军区菜地也是省委委派我去协调划地的，后来农业厅抱怨说土地划多了。1954年底，省委秘书长梁浩兼任农工部部长，随后郑刚(曾任保山地委书记)、郭庆基先后担任过部长。
由于我对农民、农村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又往往在领导层还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敢于正视现实，提出决策意见，以理服人。同事们善意的给我取了几个外号，其中一个是农工部的 “第四部长”。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蹲点晋宁县上蒜乡，总结出闻名全国的上蒜经验
到1953年，云南省内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边疆地区是和平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农民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曲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土改后，各地党委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试点，摸索出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和经验。我所在的省委农工部，是省委分管农、林、水、气的机构，而我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因此，我开展了广泛和深人的调查研究工作。把晋宁县上蒜乡以李能为社长的上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调研重点。
1954年年初，这个合作社已发展到69户，292人，182个劳动力。有耕畜34头，水田903亩，旱地 226亩。下设五个耕作区，也就是五个生产小组。在生产管理上实行定量、定质、定时、定工分的季节性包工，劳动定额由社管会统一制定。由于土改后农民组织互助组，已初步意识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产增收的好处。而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比较令人焦心的是劳动定额管理问题。当初，缺乏劳动定额的统一标准，晚上开会开到半夜还评不完。社员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往往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业上的劳动定额，的确要承认有其特殊性或不稳定性，加之过去是一家一户耕作，对劳动定额没有统一标准可参照。有的地区农业社出现管理不当，影响生产和分配。我在上蒜乡就这一问题作了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各工种定额反复测算，反复比较，取得合理数据，使社员的意见得到统一。更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我把苏联集体农庄的评工记分模式，搬来学习，参照制定了评工记分表册，向全省推广使用。当时连地县主要领导都感到这个办法好，解决了劳动管理，按劳分配问题。
我们从上蒜办合作社试点中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根据省委指示，对上蒜办社四周年经验进行总结推广。通过多次蹲点调研，终于在上蒜乡办社四周年时，将他们的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编写出《上蒜办社四周年》一书，此书得到省委肯定和好评。时任省委书记谢富治说“老王，写得好，就是太长了”。此书是由云南日报两位记者参加写的，先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后在云南日报发表。为此，我还收到了五百元的稿费，这在当时可县一笔很大的财富。
二、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第四部长”
我在农工部工作期间，经常由省委一把手点名要我下去搞调研通过深人调查研究，如实掌握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制定或执行政策的重要依据。
云南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滇西北是早灾，滇南必然是水灾。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地质结构的多样性，除水、旱灾外，还有大风、冰雹、地震、山体滑坡、病虫害等多种自然灾害。发生了自然灾害，必然影响到当地群众口粮、公余粮上交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对灾害大小、轻重、造成多大损失，往往从基层上报的数字存在片面或夸大，影响民政福利的拨款减免公余粮任务等问题。
我在对待上述问题时，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由大跃进造成虚假浮夸风，在粮食征购政策上失误，征过了头，造成群众口粮短缺，因浮肿病饿死人。我深人实际，走访基层群众，听取各方面的反映，拿出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以理服人。当然，在调研过程中，也有个别领导同志，要为自己“顾全大局”等所谓理由，降低灾害损失或为个人“政绩”而虚报数字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是，我不怕上层或同级领导打击报复，也决不因私人感情而迁就，如实向省委领导汇报，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供省委领导决策。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在厅局长会议上，我经常即席发言，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主持会议的省领导往往出面打断其他人的讲话，让我谈完自己的观点。由于我平时重视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层次的思考，往往得出的结论与众不同，大胆有独到的见解，且最后证明也是正确的，深得领导的重视。省委每逢开四干会议，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首先出面发言的都是我。
原云南省委领导不管是谢富治、还是阎红彦、于一川等领导同志都常常会采纳我的汇报和意见建议。正因为如此，我在农工部多年，一直没有调动工作。我的“第四部长”、“省委的钦差大臣”、“救火队员”等外号，就是这样出现的。但是，我问心无愧，一个共产党员只能坚持真理，别无选择。
三、受省委重用，代表省委带队出席全国首届农业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
1958年冬，中央召开全国首届农业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全省各地市县主要领导都参加，县一级主要是县委常委、县长、副县长、宣传部长参加。主办会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廖鲁言指定我负责云南的工作，省委委派我和农业厅副厅长谢芳草带队前往北京出席会议。当时卫生系统先进代表同参加农业会议的代表一起赴京，带队的是卫生厅张副厅长。因为我是代表省委来负责此事，涉及人员多，情况复杂，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会议代表，审干工作任务繁重。我谦虚地与谢芳草商量审查，最后只留下一人，其余的全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我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汇报沟通，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大会先后在中南海紫光阁、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两次聆听毛主席讲话，大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此次大会对我在全省打开工作局面影响很大，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我对这次大会的认识，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农村生产力，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四、“农业放卫星”，纠正文山州的粮食产量浮夸风
大跃进年代浮夸之风盛行。首先是河南省遂平县亩产小麦2O15斤的“卫星”，云南省也不甘落后，金平县卫星人民公社亩产水稻(干谷)60479斤。“农业放卫星， 亩产水稻几万斤”等报道，频频见诸报纸、广播。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中共八大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大战钢铁”等运动，在全国各地“农业放卫星”的情况下，有人还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脱离实际、违反科学的口号，以致出现“打破常规”，违背农业节令，抢种抢播等等情况。夜间在秧田旁边烧热水，为秧苗保温，煮狗肉汤锅浇水稻增肥增产。对此，我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对待这一切。在省委农工部工作期问，没有对这些错误口号和行动加以支持或赞同。当然，也有个别领导认为我是跟不上形势，思想右倾。但我不为所动，好在还没有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所谓“农业放卫星”，实际上是“并田”产量，把10亩20亩已成熟的水稻或小麦，集中在一亩土地上，摆好架式，大造声势，当场收割，称出重量，便算是放了“卫星”，上级党委便插红旗。否则，完不成上面硬性规定任务的便插“白旗”或“蓝旗”。这就是当时极左思潮，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潮的统治下，虚报浮夸之风，四处漫延，带来了最为严重的人为灾害。高征粮，过度征粮的结局就是老百姓饿饭，极度营养不良，导致肿病死人。
当时，文山州州委书记是瞿文涛，1960年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10亿斤，按此基数征购粮食，严重影响了社员的基本口粮，下面已出现极度缺粮肿病死人的情况，省委委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勃和我，到文山州调查落实该州粮食总产量及确定合理征购政策问题。由于袁部长对农村工作、农业生产情况不熟悉，指明要我同去，放手让我带工作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我们一行来到文山州委，简单介绍了此行的情况，研究后就兵分两路下去调研。一路是袁勃部长、瞿文涛书记、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吴玉才等，走上层路线到各县县委听取汇报;一路由我、部长秘书高自强、地委农工部部长，采取深入公社、大队的调查方式。选择重点调查对象，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在调查中打消干部群众的种种思想顾虑，要求他们如实反映粮食生产和产量的情况。彻查了1955年以来历年的粮食产量，调查了两个县三个公社，四十五个大队的粮食基本情况，以此为基数推算县的产量，又将全州自1955年起，历年各县粮食产量详细审查，恰逢召开全州农业书记会议，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我们在会上一起评估算账，反覆进行分析比较，由此得出了全州粮食总产量不是10亿斤，而是6.5亿斤的调查结果。当时州委瞿文涛书记很想不通，说我在刮右倾风，否定大跃进，不仅不接受，还非常反感，讽刺我是知识分子，水平高，否定他们的工作。袁勃部长和工作组的同志听了我的汇报，都同意我的意见。
在完成调查任务后，要正式向州委作沟通汇报，听取州委的意见，最终确定调查结果。此项工作本应由袁部长出面，但袁不敢顶撞州委，怕州委不接受意见闹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袁发愁了，产生了思想斗争，袁自怨不该来，如果来的是省委秘书长梁浩就好了。现在这种情况下，如实汇报，肯定要得罪瞿文涛书记;而不如实汇报，必然进一步造成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加重肿病死人的严重后果。经过一翻思想斗争，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要为民说话，敢于承担责任。我提出只要工作组同意这个结果，错了由我负责，由我向州委汇报。袁勃同意立即召开州委常委扩大会议，由我汇报。
会议开得很紧张，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文山州上报的1960年粮食总产量10亿斤是不准确的，会给文山州老百姓的口粮问题带来危险。当场，瞿书记就不高兴不同意，提出如按这个产量，你们要给减2亿斤公余粮，我们当即答应向省委反映减公余粮的问题，后来向省委报告，粮食厅再落实，基本上就按这个数字减免了公余粮征购。这样保证了群众的口粮在350斤/人左右，减少了肿病死亡的危险。州委的其他领导对此结果也很不高兴，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乌纱帽间题。
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回到昆明，在个旧时，瞿就向省委告状说王云用特务手段搞调查，抓办公室材料，省委不理此言。
我们调查得出的全州粮食总产量数字，没有被州委认可，经与袁部长交换意见，回到昆明后就直接向省委汇报，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同志听了汇报，采纳了我们工作组的意见，他让秘书长梁浩打电话给瞿文涛“不要打肿了脸充胖子，要按工作组的意见继续查办。”省里及时调整了文山州的公余粮指标。
此外，我们工作组还到丘北农场进行调查，当时有人反映农场的很多右派得了肿病。调查时由我、袁的秘书、宣传处长吴玉才一起去骑马。到现场我们发现有数十个被劳教的县级干部，害肿病躺在床上，另外有些被劳教者(右派)饿得摘个豆角，抓把南瓜叶吃还要获罪被批判，我当时就向瞿书记说“你们处理不好(肿病)怕要当“人命老虎”。
通过文山之行，袁勃同志很看得起我，说我水平高，讲原则。但这样一来，我到文山州担任州委副书记一事也就搁浅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与瞿是老朋友老搭档了。1950年我们在晋宁县一起工作时，他是书记我是县长，是他得力的副手，他对我的水平、品德、作风、为人是比较清楚的，把我示为理想的助手。当时西南局农村部调来一位处长任州委副书记，几年下来闹不合作不团结，工作难开展。文山之行前，我正在外地出差，瞿已向省委要求调我去任农业书记，另一个调回，省委组织部已原则答应，我也知道此情。因此，我们到文山一下车，瞿文涛书记高兴万分的迎上来，他以为我是去上任的就说:“王云你可来了，你看我的头发都愁白了，你可别走了”。我告诉他我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代表省委落实文山州的粮食产量，确定粮食征购数额及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在工作的前一阶段尚涉及不到实质性问题，而在后一阶段瞿看出我真抓问题了，就不再提此事了，还借机讽刺我，说我知识分子水平高，怕我。怕我什么呢?仔细想来，怕我认真，怕我坚持原则，工作上不留情面。说到底还是个人面子太重。这样一来，我的州委副书记是当不成了。但是，我宁愿不当这个官，也要坚持真理为群众为老百姓请命。我的首要任务是落实粮食总产量，合理征购，保证群众的基本口粮，避免肿病死人的蔓延。
以后，农工部的同事给我开玩笑说我是“救火队”，这个外号既是善意的，也是对我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充分肯定。由于此行得罪了瞿文涛书记，两年时间都不与我讲话，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才理解了我们，改变了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