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三:艰苦的抗战岁月

南方 发表于2017-05-24 20:45:07

1941年11月,日寇调动5万余兵力,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坐镇临沂督战,分11路向我沂蒙山根据地大举进攻,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日寇合围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主力,寻找首脑机关。由于不明敌情,有日本特务混进来。

抗大一分校、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省及各群众团体等机关数千人,误入敌清剿包围圈。30日凌晨,敌人一个混成旅团,向我转移到大青山地区的军民发起攻击。大青山一战,陷入包围圈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机关、学校、后勤非战斗人员,在被日寇合围过程中,所有单位部门都以撤退保存实力为主,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战场狭窄,地形复杂,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同志等高级领导人在内304多优秀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等500多人负伤。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等多人被俘(李后被搭救,建国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只有肖华带领的一支部队(主力团)到鲁南没有遭到合围。

大青山合围时,我正在蒙山(西蒙),经受了大扫荡的考验,大青山属东蒙,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把县委县政府机关、县大队、后勤部门撤退到蒙山以内。在敌占区的东固村和西固村办公,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公安局、武工队白天化装成老百姓,到集市打汉奸,敌伪很长时问不敢出门,威慑了敌伪,振奋了民心。在敌人扫荡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县大队等单位几十个机关干部加武装共约100多人,奉命撤到蒙山山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天几夜吃不上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有的人动摇了,跑回了家,也有个别的投降了敌伪军。县委只有十多人坚持下来,我当时是坚定的骨干,留下来的同志都是精英,都是立场坚定,坚决干革命的同志。

在大扫荡结束后,我们回到原有的县、区,实行精兵简政,很快又恢复了工作。

六、抗日根据地的区委书记

1、艰苦的敌后根据地斗争

1942年8月,县委调我到上冶区任区委书记,一直工作到1948年冬。在这期间调到区党委党校学习,历时七八个月时间。当时县委上报地委、区党委已同,调我回县委任组织部长,后来地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认为上冶区是个大区,面对县城,对敌斗争任务很重,仍然决定要我回上冶区担任区委书记。到1948年底时,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调走了,我是最后调走的区委书记,调到地委办公室负责当地的生产自救工作。

费北县范围包括从蒙山西端到东端,长约100多华里的区域,上冶区在中间即中心区,为费北县九个区的中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常住的地方,与县级机关接触比较多,得风气之先,受益不少。

在敌占区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武装斗争,当时除了日军大扫荡,敌伪进村抢粮,杀害抗日的干部、群众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斗争形式非常复杂。    

日寇大扫荡以后,围着蒙山根据地修筑据点设立碉堡,封锁墙、封锁沟,使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

有一次我孤身一人要通过敌伪封锁区去联系党组织,半夜时分,是一场大雪过后,路和沟也分不清,过大寺敌据点时,滑倒在一个大冰坑里。这个坑又深又滑,真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满身大汗,终于爬了上去,又急忙赶路到达了目的地。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那时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胆量,完全没有生死观念,真是英雄豪情出孤胆,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我想,这就是革命党人的钢铁意志铸就的道理。

2、接待肖华、陈沂两位领导

1940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损失很大。党中央指示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迅速传达,并作好一切准备。

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到费北县委传达“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并布置有关应急措施。县委驻地在奇固庄,因为不通电话,肖华同志的到来无法联系上其它同志。县委组织部只有我一个人,得知肖华同志的意图后,由我负责接待,并通知和安排各部门的同志前来听传达。

我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小学校,有100多人参加听传达,教室太小,容纳不下。只好在操场上开会,没有桌椅板凳,临时搬来一些圆木棒代替座位。肖华同志讲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听完报告,心中明亮,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更坚定了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加强武装斗争的决心。肖华同志和睦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次接待的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陈沂部长路过我们县,主要是到鲁西贯彻正确执行肃反政策,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和他同行的还有两位军事记者陈冰和王力,以及他的夫人和警卫人员、电台。

接待他们时,我是上冶区区委书记,陈部长和两位记者详细询问了我区肃反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因为当时敌我斗争的政治环境很特殊,对有证有据,充当日伪汉奸的人,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派”人物,的确为抗日政权,为老百姓提供真正情报或有立功表现的人,要正确对待,争取他们为抗日战争作贡献。

陈沂部长告诫我们,对于执行肃反政策,要防止左的倾向,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扩大打击范围。如认真检查后有这种情况,一定要纠正,才能团结大多数。他讲的道理非常深刻,我体会到党中央的政策是很全面的,是从敌我斗争实际需要制订的,在具体执行中,也要联系本地实际情况,既坚持原则,也灵活机动。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3、急中生智巧作戏,应付敌人脱险情

1943年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寇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但蒋伪军活动猖狂,伪三十六师是收编大土匪刘黑七的部队,经常四处骚扰,抢劫粮食、牲畜和钱财。

有一次,这支敌伪部队扫荡蒙山,敌人像饿狼一样进了村,挨家挨户用枪托砸开门要搜查。这时,我和组织委员杨万彬在一个支部委员家中开会布置工作,伪军要进大门了,我急中生智装成这位女支委的亲戚,是她的表弟,也就是杨万彬的侄子,急忙把一支匣子枪和一枚手榴弹藏在土堆下,开了大门,让敌人进来。但是杨万彬胆小,他藏在火房内,被吓了有惊无险,我们点标出来,立即向伪军解释一番,还好敌人搜走吃的煎饼就走了,有惊无险,我们总算蒙混过关。

这时,街上有一家草房失火,房子烧了起来,我们和伪军都去救火,寻机脱险,此时当地村干部为掩护我们离开,向伪军宣布是派公差,要我们二人去给伪团长买大烟才出了村,脱离了危险。由于经常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很多情况下是在当地党员和群众的掩护才得以化险为夷。

4、埋地雷、夜间喊话搔扰敌人

1943年年以后,由于鬼子抽兵日占区除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还有日军驻守外,许多据点是由伪军驻导。伪军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的,有收编土匪恶霸地方武装的。由于我党建立敌后根据地重大战略决策的胜利,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地方武装日益强大。敌伪军驻守在县城据点,轻易不敢出动,整个敌我斗争形势处于相持阶段。

我们积极开展瓦解敌伪据点的各项活动。一是在敌人据点周围埋地雷,武装阻击日伪军出据点骚扰百姓;二是通过喊话,做好内部策反的工作。

我所在的上冶区人口近十万,面积几百平方公里。有敌伪据点五处,县城、上冶镇、尹家村大寺、上冶与猪尾巴沟中间还有曹村岭顶、小仲口岭上据点。齐鲁地村路边各处据点更是星罗密布。我们在空隙中穿梭活动,包括政治攻势,喊话作瓦解内线工作,通过刘家村党支部刘书记,做伪军排长张大嘴的工作,提供情报,在反攻据点,策应起义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冶区内敌人据点多,对敌斗争任务重,但通过我们的工作,主动出击干扰敌人的活动,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使敌人夜里不敢出来活动,限制了敌人的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5、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IS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似乎可以松口气,过太平日子了。其实不然,我们的工作任务更复杂、更繁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按党中央部署,主要是恢复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根据“五四指示”填平补齐,进行土地改革。

我在上冶区开展这些工作时,通过发动党员、干部诉苦挖穷根、找出路的形式,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依靠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当贫下中农怀着深仇大恨斗争地主恶霸时,作为领导头脑要清醒,既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要认真掌握执行党的政策,避免群众的过激行为,出现偏差。当时有些区发生乱斗乱打混乱的局面,由于上冶区在土改工作中比较稳妥,掌握政策好,没有发生乱杀乱斗行为,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扬。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回想到在接待肖华、陈沂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时,他们对我的教育启发是很大的,对我以后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四清”、“文革”期间,抵制左倾路线,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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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回复
  • 幽兰居士

    2017-06-04 12:17:03 幽兰居士

    1944年春,湖东大队一中队长田林和指导员王云带六十名战士,在南阳湖伏击小日本汽船,回忆录中没有。

  • 王建新

    2017-05-25 21:14:12 王建新

    1942年还很苦,1943年才有所好转 ,我父亲说。

  • 王建新

    2017-05-25 21:12:43 王建新

    谷牧大首长,当年也是115师的小青年,从蒙山东突围出来的。谷牧大首长后来还专门去寻找就他的那对夫妻,他称呼他们大爷大娘,没找着啊,他好伤心的。

  • 王建新

    2017-05-25 21:08:28 王建新

    1941年小鬼子搞得针对沂蒙山的冬季大扫荡,能逃出来的,逃出来又能坚守的那是真正铁打骨头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敬佩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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