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大一分校成立的历史背景
抗大一分校与1938年12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转入相持阶段成立，它的诞生是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独立自主、坚持持久战，准备反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我们都知道，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全党明确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的思想，明确了全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发挥共产党全部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培养干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普遍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是“全党一个极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还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列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包还指出，为了领导伟大的革命战争，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有计划的培养大笔新干部，是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 根据六中全会这个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两个抗大分校的建制，担负敌后训练培养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军政干部的战斗任务。并决定一分校归八路军总部建制，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随营学校。第二分校到晋察冀边区。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历史事实，表明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干部的马列主义学习，重视干部学校的建设，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有利时期，重视积蓄力量，大批培养新干部，提高干部战斗力的卓越远见。
二、抗大一分校组织序列
抗大一分校组织序列和人员，前三年变化不大，后来变化较大。1938年12月成立时，其组成部分包括原抗大的第五、六大队全部，第三、四大队一部，枸邑陕公分校和安吴堡青训班大部；以抗大第五、六大队为基础，配备了较强较多的负责干部担任学校的教育工作。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任政治部主任兼党务委员会书记，韦国清任训练部长，党委委员会成员，记得有黄欧东、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李培南、欧阳平、刘浩天、闻允志等。党务委员会不设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由政治部担任，（1939年8月黄欧东调一二九师后，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由李培南担任）。学校的领导机构设小步、政治部、训练部，分管行政、校务、思想政治党务、教育训练等工作，校部按军事组织也称司令部，设总务处、直属政治处、队列科、供給科、卫生科、管理科以及警卫武装。先后任总务处、直属政治处主任的有：李久昌、聂凤智、周贤。任各科科长的有：李厚坤、曹国珍、董金梁等，政治部设干部科、组织科、宣传科、锄奸科、民运科、总务科、任干部科、组织科科长的先后有程坦、欧阳平、刘浩天、。安征夫任宣传科长，陈德先、黄明清任锄奸科长，罗野岗任民运科长，詹道吉任总务科长，钱春华、赵宏弼、叶尚志先后任政治部秘书，训练不设军教科、教务科、图书资料室。贾若瑜、阎捷三先后任军教科长，李培南、郑文卿先后任政教科长。王耕今负责图书资料。 创办第一年，全校学员有三千多人，分编为三个支队，九个营、三十二个连队，一个女生队。支队组织与小、政、训相同，支队设队部，正指处、专职主任教员，直辖四～七个学员连队，连队设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每个连队一般设四个区队，三个学员区队，第四个专司炊事、勤杂工作。 先后担任大队一级的军政干部和主任教员职务的有：贾若瑜、黄经琛、王泮清、杜义德、赖光勋、陈华堂、聂凤智、张寅初、黎有章、叶荫庭、李绍樵、廖海光、刘惠东、李振邦、铁坚、郭卓辛、严似海、杨大易、氧亭昌、严政、和侠、李治河、汪德、冷新华、胡呈芳、苏壮、宋锡纯、李书湘、杜平斋、刘亦凡等。 从1939年冬到1942年秋，抗大一分校的组织序列和人员有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1939年夏，中央、军委决定延安总校迁移到晋察冀，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到山东时，八路军总部决定何长工及铁坚、赖光勋等约千余名干部、学员组成一个留守大队，赖光勋任大队长，铁坚任政治处主任继续留在太行上地区迎接总校并入总校建制。另任命周纯全为一分校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李培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以前无政治委员职称）。学校东迁的代号为“八路军挺进纵队”，全部干部、学员、勤杂人员三千多人，混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大队。 第二次变化为1940年春到山东后，山东军政首长从山东实际情况出发，报请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同意，调韦国清副校长任山东陇海支队司令员，由并入抗大一分校的山东军政干校副校长袁也烈任一分校训练部长，另外，训练部、政治部个增设一名副职，由阎捷三任训练部副部长长，刘浩天任政治部副主任。另外，还决定成立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撤销原胶东军政干部学校，胶东支校的组织和人员全部由分校配套，作为抗大一分校一个独立的下属单位。胶东支校以原一大队为基础，抽调了近二百人的干部组成，由原胶东支校校长刘汉任校长，贾若瑜任副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财政国、聂凤智、刘浩田、张蓉勃先后任过支校校长、政委、政治处主任）。自此，以分校学员大队由五个减为三个，即二、三、五大队，二大队于1945年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基层政权干部，三大队训练特种兵，（机枪、炮兵、工兵、防化）及女生队。五大队训练连排职军政干部。另外，还有上干队、参训班、教员训练班，直属训练部，校部领导。 第三次是1942年“精兵减政”时，由于形势变化，学员、教员来源相对减少。为了精简机构，一分校于鲁南一校、原一一五师教导大队，1940年归抗大一分校兼管，称抗大一分校鲁南一校，缩编为山东军区教导团（抗大一分校称谓不取消）。直辖三个营，二十个连队。政训两部合并为政教处，每期训练学员近千人。原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调任滨海行署任副主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培南调任山东分局党校任专职副校长（朱瑞、罗荣桓先后兼任校长）。训练部长袁也烈调渤海军区任副司令员。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调山东军区参谋处任科长。郑文卿调山东军区保卫部任科长。其他军政干部、专职教员也大批调出加强各条战线，先后任教导团正副校长职的有：袁仲贤、孙继先、胡达荣、李梓斌。政治委员有：张雄、梁必业。教导团组织一直到1945年10月进军东北。
三、抗大一分校第一次东迁 ——从延安到晋东南
抗大一分校的组织和主要人员名单于1938年12月15日公布，各组成单位就分别进行政治动员，这时各单位驻地一片欢腾。所有干部和学员都争先恐后的报名，特别是小同志。女同志更是怕领导上因她们年小体弱不批准，就同干部们又哭又闹地撒娇。有共同女同志因没批准。她就在出发时悄悄的背上背包，潜入出发队伍中，连党的组织关系也不带（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吃了苦头，被诬为假党员，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还有些十三、四岁的小学员，更是顽皮，他们抱着领导干部的腿和手，有的说：我给你当勤务员，有的说我给你提水壶，端菜盆，还吹牛说自己走路像“飞行军、日行千里”，缠得干部们无可奈何，只好批准他们通行。于是在行军队伍中，就流行着各种幽默的诨名，什么“惹不起的小姑奶奶”，“拎水壶的勇士”，“日行千里的小燕子”，“哭鼻子的唐·吉坷德”‥…等等。这些诨名无非是赞扬他们到敌后战斗的坚强意志。因此，他们戴上这些“帽子”都感到很“舒服”、很光荣、很骄傲。1938年12月下旬，队伍陆续到达甘泉一带集中，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共3000多人，中央军委派腾代远总参谋长，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大家热烈的欢迎和欢送，还听了罗瑞卿同志作动员报告。罗当时是抗大总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扼要地传达了六中全会培训干部的决定；接着针对学员的思想，讲了挺进敌后要打破五大顾虑。大家听后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然后，以“何纵队”的代号编成两路人马，横渡黄河。一路从延长县出发在永和关渡黄河，一路从枸邑出发在延水关渡黄河。两路大军集合了3000多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共五个大队，三十多个连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但老的顶大也不超过四十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连以上的干部大部分参加过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很有行军作战经验。一部分是抗战前后到抗大，陕公学习毕业留校的干部，这些同志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都比较高。还有些是知名的教授、学者。学员中大部分是大中城市慕名前来学习的青年学生和职工；也有一些随兄长、姑姐前来的小学生。总之，这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农兵与知识份子结合的青年队伍，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火热的抗日激情。 从黄河到太行山，行程约二千里，我们的队伍一般是晓行夜宿，再穿过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时，就要夜行晓宿，有时还要昼夜兼程。白天行军时，每走三、五里就有一个行军鼓动棚，用各种取乙炔、歌咏形式鼓舞队伍加油前进。使同志们高昂的士气更加高昂。“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雄壮的歌声此起彼落，振天动地响彻云霄，驱除着行军的疲劳。到了宿营地，虽然很疲劳了，但看到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支锅烧水做饭的干劲时，谁也没有什么怨言了。特别是连队的干部们，宿营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督促每人用热水洗脚。长征的干部告诉大家，行军后洗脚好比工厂里的机器加油保养，说这是我军练就一双铁脚板的“传家宝”。因此，无论宿营地烧柴用水怎样困难，也要保证大家在睡前用热水泡一泡双脚，好好的睡一个觉，第二天继续前进。就是在这样无比的关怀，相互照顾，相互团结友爱，在歌声笑语中，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胜利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屯留、古县村一带，距离总部驻地中关村15华里，据说这里原来是总部特务团的驻地，为了抗大一分校的安全和靠近总部，所以特务团的同志们把自己的驻地让给了我们。 在这次东迁行军途中，有几个经历湿热难以忘怀。一是过黄河，这天天气晴朗，我们的队伍分别集中在延水关和永和关摆渡。黄河水已结成鱼鳞般的冰块滚滚奔流，冲击着古老的大木船，船上的同志们吃力的哼着号子摇桨，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乘这样的船，第一次听黄河的咆哮；有的同志不由自主地头发晕、眼发花，呕吐起来了。有的同志是诗人、是画家，他们沉浸在黄河雄壮的咆哮中，饱尝黄河风光，诗兴、画兴大作，一首首诗歌吟唱起来，一张又一张素描传来传去，此情此景多么迷人啊！ 当我们的队伍大半过了黄河，正在彼岸欢迎渡到河中心的战友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一架敌人的侦察机，歌声笑声刹时停止，迅速隐蔽。都以怒目注视着敌机，看它到底要干什么？它没有干什么，绕了几圈就走了，这时同志们都在总结对付敌机空袭的“经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听从指挥，迅速分散卧倒，沉着再沉着，不要惊慌失措。 黄昏时，我们在黄河东岸的村庄宿营了，村里老老少少的群众，把我们围起来，要我们教唱歌，讲防空防炮常识；表现了黄河两岸军民亲如一家，同仇敌慨地高昂情绪。 东迁途中第二个使人难忘的经历，是通过汾河和同浦铁路，这是抗大一分校进入敌我交错的游击区，第一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严冬的黄昏，夜幕降的特别早，月色寒星印在冰雪封冻的汾河上，护送部队河两岸群众，早就为我们在汾河上加固了一座便桥，在桥面上曝了轻软的谷草和木板，使大队人马虽步履薄冰却很安稳。但有的同志由于过分小心，反而在便桥上摔跤跌入冰缝。有经验的同志总是告诉大家，胆子放大点，一往直前，不要左顾右盼，准保没问题。事实诚然如此，我们三千多人马，用了二、三个钟头的时间，就全部过了河。 过了汾河就要穿越同浦铁路封锁线,由陈（士渠）支队掩护，一面在前方佯攻灵石县城，一面指挥大部队从右面迅速穿过铁路封锁线。整个队伍肃穆紧张，以每小时25里的强行军跑步速度横过铁路，这是一个对全体同志体力的考验。为了帮助体弱的同志跟上队伍，安全穿过封锁线，领导上组织了身强力壮的男同志一人帮一人，一人被两个背包，拉扶着体弱的同志强行。在两个钟头内，使全体人员安全到达宿营地隐蔽。只是天快拂晓，同志们虽然感到很疲劳，但紧张的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各自在想着说自己在过汾河、过同浦铁路的所见、所想、所感和现在的骄傲，准备再迎接一个更大的考验。 东迁途中第三个难忘的事情是翻越绵山，过了同浦路，又晓行夜宿走了一、二天崎岖的山路，就到了绵山，绵山也叫介休山，在山西介休县境内。因年年过清明节吃寒食，所以大家都知道绵山市春秋战国时介子推携母隐遁焚身的那座名山。但不知山有多高，路有多远。我们队伍一听说要爬绵山，个个雀跃，开颜喜笑。特别是过绵山前夕，校首长宣读了前线朱总司令的来电，指示部队通过绵山时，要严防冻伤，要用棉花包好双耳。总司令无微不至的关怀，比任何暖流都暖，感动得我们热泪滚滚；总司令啊总司令，你爱战士比亲生父母还亲，在你的指挥下，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 巍巍绵山，上下九十里，领导同志对我们作爬山动员时，把它比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天晨鸡报晓，我们就起床打好背包，按照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矩，做好民运工作，打扫庭院，送还借用的门板、铺草和用具，向老大爷、老大娘道声谢，摸着黑吃完饭就出发了。太阳出来时，我们已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二十里路了，山上山下都是多年的松枝落叶，积雪覆盖了我们的征程。寒风刺骨，人们呼出的热气，霎时变成银须。但我们身上的血更热，步履踩在松叶积雪的狭道上，好似踏在天鹅绒般的地毯上。我们真的在爬雪山过草地了，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 路越往前走越陡越狭窄，人越走越吃力，先头部队爬到山头已是中午了，后续部队还在山腰。队伍蜿蜒数里，好似一条长龙在运行。登上山顶，是一小片风光美丽的平台，在苍松翠柏中的“介子庙”展现在眼前，先头部队使劲地向后续部队呼喊“加油”、“努力”。歌声、呼喊声此起彼落，震荡空谷，加速了后续部队的运动，很快就在“介子庙”的平台上形成一个鼓动棚、大餐厅，大家一面说唱，一面就地休息和饮雪吃干粮。我们四向的眺望，环顾群山，层层叠叠的山峦，山连山，天连天，我们已置身于山海之中，尽收祖国江山奇景于眼底，激发着对敌人的仇恨和炎黄儿女的骄傲。 上山难，下山更难，这是经验之谈。因上山是一鼓作气，而下山就似打完胜仗的部队恋战一样了，大家走走停停，队伍的距离越拉越长，先头部队已到山下凤凰村宿营了，天空的星星在寒风中闪烁，后面的部队还稀稀落落的在山上漫步。特别是那些体弱掉队的同志，更是步履艰难，好容易拖着沉重的腿到了凤凰村。听说宿营地还有五里路，渴望就地休息的心情，好似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但他们也不泄气，五里路嘛，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向前走！你扶我，我扶你，五里路在战士们的眼中确实已不在话下了。 抗大一分校的第一次“东迁”，以过黄河，同浦、绵山三关，胜利的完成挺进敌后的第一个战斗任务。
四、在晋东南太行山一年
1939年1月下旬，抗大一分校胜利结束第一次东迁，到达晋东南屯留古县村一带，在这里开了庆祝大会。这时已是农历年关，人们怀着抗日的怒火，昂扬的革命情怀，集合在临时搭的主席台前，歌声笑声此，起彼落，热烈非凡。左权同志代表总司令前来祝贺，并作了关于敌后形式和斗争的长篇讲话。何长工校长致了词，周纯全和黄欧东同志分别介绍了营以上干部，台上台下感情融成了一片。抗大一分校第二期于二月初开学，教学对象为培养连、营级干部。学员的来源有我军和友军的在职干部，还有从各地办事处、党政军组织介绍来的城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连同东迁来的抗大、陕公、青训班的老学员，本期学员有3200多人，分编为三个支队、九个营，约四十个连队，其中有一个上干队，一个政工班，两个军事、政治教员训练班；一个女生队，一个特科营（分机枪、炮兵、工兵、防化等专业队），另外，还有一个直属校部的专门训练国民党军官投奔我军的军官队。周纯全校长兼队长，茹夫一任副队长，方炽任政指；同志们都称这个队是“特别大队”，其实他们一点也不特殊，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军中颇有军事素养的军事指挥员和教员；先后任支队长、政治处主任、总支书、和主任教员的负责干部，记得军事干部有贾若瑜、赖光勋、王泮清、阎捷三、杜义德、黎有章、陈华堂、严似海、叶荫庭、黄经琛。政工干部有刘惠东、廖海光、李振邦、铁坚、郭卓辛、氧亭昌、罗野岗、杨大易、姜达胜、李致贺；主任教员有汪德、胡呈芳、李唯一、冷新华、李书湘、苏壮、卞卜、杜平斋……。 抗大一分校第一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与总校相同。军事课程由步兵操典、攻防战术、游击战战术、及兵器、爆破、筑城、防化等(有的系统讲授，有的作专题报告）。政治课包括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三大类。系统讲授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和战略（即统一战线和政策）。政治常识讲授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党的建设讲授党的性质、党纲、党章、党风、党纪。教材一般都强调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特别是《论持久战》，教材由教员自编、自写、自讲。 这一学期的特点，一是环境相对稳定，基本上处在战争的间隙时间。约有半年时间没有战斗任务和行军转移，只是七月以后敌人第二次九路围攻我八路军领导机关时，我们才从屯留转移到太南山山区平顺、壶关、陵川一带，并于九、十月间在壶关神郊大庙分批举行五期毕业，六期开学典礼。 二是学员大多是城市知识青年，人才荟萃，。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如饥似渴，很能接受革命理论。在学习期间创造了不少配合形势的教材、传单、歌曲、戏剧。在驻地作了许多群众宣传工作。成立了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和民运工作团，其成员都是从学员中选出来的尖子，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发挥了密切军民关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坚持抗战的积极作用，足迹遍及全国。 三是分校直属十八集团军总部领导，在“集总”首长的支持关怀下，特别是教学和思想工作方面，得到“集总”首长及时指示，这点非常重要。有两件事使我印象很深：一件是总司令朱德同志在1939年上半年，每周依次来校给干部讲授《步兵战斗条列》和《论持久战》，一字一句，紧密联系敌我斗争的实际，针对干部的水平逐条讲解。在半年的时间里，总是提前到达课堂（打谷场或大树下），有时来得早还打篮球，从不间断。讲完课就回转，从不在抗大吃加菜饭。其他首长，如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等，也常来学校作形势报告。 第二件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地理论认识问题，我们在教学中虽然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讲了独立自主的问题，但认识不深、不明确，“集总”首长及时传达了张闻天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话，使分校领导同志在教学中及时了解到中央的精神和思想，及时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类似的事情还不少，“集总”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一般都通知分校同志参加；如有关军事战斗经验的总结，分校曾派贾若瑜等同志参加长乐村急袭战斗的经验介绍。阳明堡、神头峪、响堂铺、七桓村战斗、战列介绍。“集总”直属第一次党代会，分校选了十多位代表。以周贤同志为团长参加大会，听取了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同志的工作报告，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巩固党的报告。这些重要会议的报告和经验介绍，都是抗大一分校教学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7月，日寇出动五万多兵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军民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方针指导下，“集总”命令抗大一分校从上党盆地转移到太南地区平顺、壶关、陵川、林县一带独立活动，这里丛山峻岭，人烟稀少，村落分散，人民生活贫困，环境十分艰苦。“集总”给抗大一分校的任务，除坚持日常教学训练外，要用更多的力量配合黄克诚司令员和太南区党委及军政委员会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为此还组成一个“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的精悍指挥机关，由何长工校长兼司令员，杨奇清部长为政委。开展对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骑兵十四旅张占奎等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经过我党多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曾向一分校要干部，到他们那里开展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他们的子女也有二十多人来一分校学习。后来，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时，他们有的中立，有的当了“拦路棒”，不许蒋、阎军通过防区，还有张占奎骑兵旅的两个团起义参加了我军。 根据“集总”的指示，我们抽调了大批干部和学员做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排出文工团和民运团的干部，有民运科长罗野岗具体负责同太南地区的领导联系，做到了哪里要人就到那里去，那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校内校外积极主动配合，发挥了即是教育组织又是工作队的作用。 在此期间，抗大一分校的教学活动非常紧张，既要坚持学习，又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经常派武工队，民运工作队到山下去袭扰敌人。还要自筹自运粮草，有时要三分之一的人员到平原盆地筹运粮草油盐。生活用水更是困难，上去水源枯竭，平顺一带，群众的生活用水全靠夏季蓄积的雨水，没有洗脸、洗脚、洗澡的生活用水；大批部队转移到此，群众确实承受不起供水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同志身上长疥，有的有了虱子。此时此地讲卫生就是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违反纪律。我们有一个小勤务员爱讲卫生，把群众蓄存的一坛子水拿去洗脚、洗袜子，违反了纪律，得了一个“卫生员”的外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紧张艰苦的学习环境，锻炼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增强了同志们的群众观念深深体会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 十月初，在壶关神郊大庙举行了抗大第五期（一分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大会，公布了这期的毕业学员共计3200多人。学习八个月，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理论知识，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本领。这时已有千余名新学员陆续来校，在歌声和欢乐声中，分别举行了抗大第六期（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六期开学不久，就接待“总部”通知，命令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结束了抗大一分校在晋东南、太行山，历时近一年的教学战斗任务。
五、抗大一分校第二次东迁 ——从太行山到东海之滨
1937年7月～11月底，抗大一分校离开“集总”转移到太行山南部独立活动，这时，全国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出现了正面相持，敌后紧张的态势。毛泽东同志指出：“相持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敌后根据地准备反攻的任务就是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也就是必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根据这个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东南，延安成立第三分校；命令一分校东迁山东。 十一月初，“集总”传达中央军委决定，命令一分校立即准备挺进山东，并决定何长工率一个留守大队在原地迎接总校。任命周纯全为一分校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李培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一分校三位首长，传达中央指示，介绍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强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很重要，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南可打南京、上海，北可逼平津，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朱总司令还形象的描绘山东根据地好比一棵大树，天如下大雨（指国民党投降分裂）大家都可以在大树下躲躲雨。山东地广物博，人多枪多，就是缺子弹，缺干部，希望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像老母鸡孵小鸡，孵出千千万万个坚持抗战的好干部，好指挥员。朱老总还嘱咐校首长除把所有人员安全带到山东外，还要每人为115师和山东地方部队带100发好子弹去。 根据以上指示和第一次东迁经验，学校迅速组成了一个东迁行军序列，所有干部、学员混合编为三个大队，一个直属机关大队，连同分配区115师和山东地方部队的五期毕业干部和六期入学的新生，约三、四千人；于11月25日从太行山驻地出发，沿途由各地方军区派两个武装连队交接护送。全程约三千里，经过冀南、鲁西平原，横过敌人控制的两条交通大动脉——平汉、津浦铁路干线，历时45天，到达山东鲁中沂水、蒙阴县的张庄、孙祖、东高庄一带。 第二次东迁因有第一次东迁的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细致。首先，思想准备比较充分，对这次东迁任务重，要带干部，带子弹，带钱财（一部分备用金条；时间长，路途艰险，要在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间钻空子，破铁丝网，穿铁路线，随时都有打遭遇战的危险。必须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行动听指挥，来不得半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同志们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和准备，警惕性很高。例如经过敌区，我们数千人的部队夜间行军时，就不断地挨个传达命令，不准有任何火光，特别是过封锁线时，连骡马都要把嘴套住，马屁股上还要用一片麻袋套着，防止粪便撒在路上。还要用扫帚扫除路上的痕迹。 其次是队伍整齐，领导力量强。三、四千干部、学员、勤杂人员及骡马、担子混合变成连队，所有的女干部都集中起来与文工团员合编为宣传队，还配备体力强的男同志当“保镖”。连队的领导干部，都是有经验的营团干部担任。 第三是护送武装由沿途各军区首长亲自点名指派，这些护送部队认真负责，有战斗力，对辖区内的敌情、民情，地理条件很熟悉，既是向导、又是战斗员和侦查员，消息很灵通，护送、交接、联络都配合得很好，很少发生失误。 参加这次护送我们东迁的武装部队出发时，由太南军区监视黎涉公路的两个连护送过公路到黎城南井镇。在南井镇休息期间，129师首长亲自接见校首长，并听取汇报，由李达参谋长亲自部署沿途的护送和接应。第一站由太行军区派两个连护送到平汉线路西，第二站由冀南军区派到平汉线路东接应，送到运西寇县，聊城由杨勇部队接应护送过东平湖。第三站由太溪地方武装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津浦两侧接应护送过津浦线，进入山东鲁东根据地。沿途各军区首长宋任穷、杨勇等同志都热情接见校首长，介绍沿途敌伪情况和注意事项。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是抗大一分校胜利越过重重封锁线，穿过星罗棋布的敌据点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敌人层层封锁敌据点之间长途跋涉，路也很不好走，困难比第一次东迁还多得多，第一天从神郊出发，就遇见了持续罕见的鹅毛大雪，同志们都变成了雪人，呼出的热气凝成银须挂在嘴上和帽沿上。风大路陡坡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同志，稍微一不小心就是一个前滚翻，这天掉队的同志特别多，尤其是女生队，掉队的更多，苦了收容组的同志。直到半夜，还有另另落落的同志陆续归队。同志们后来把第一天的行军称作过“风雪关”。 过了“风雪关”是“狼牙关”、“羊屎关”，这都是同志们后来描绘出发后十来天的行军险峻，并非真实的地名。所谓“狼牙关”，指太行山中那些险峻的山峰和深遏的峡谷，队伍前进，上上下下，好像在狼牙缝里穿行。所谓“羊屎关”，指太行山区的群众生活极为穷苦，一年四季吃柿子拌粗糠，得炒面，骨瘦如柴，衣不遮体，。同志们到了这些村庄，把小米干粮欢乐柿子炒面，开始吃时甜滋滋的，很是好吃，但拉出的屎像羊屎一样硬，连续几天肚子鼓涨，大便不通，于是同志们把它称为过“羊屎关”。队伍在西井略为休整后，爬过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的“三界首”，进入冀南大平原。在“三界首”的最高处极目远望，南北西群山环抱，天连山，山连天，天空好像被山峰托住一样，东看冀南平原，一望无垠。在这里似乎太阳也比太行山区的红和大，眼界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一醒久居山区眼目，大家欢唱文工团谱写的“别了，晋东南！”。 别了，晋东南,队伍在没遮没掩的冀南，鲁西平原进军，因敌人据点密布，交通要道被封锁，常常要连续行军，强行军，急行军。有时日夜要强行军130～140里，从太汶口通过津浦线到楼德、宫里，也强行军130里，在强行军和急行军中，有许多顽强勇敢，团结友爱，可歌可泣的事值得写一笔。再过平汉线时，政治部锄奸科的干事李大孔是个长征干部，他为了帮助炊事班的同志们减轻负担，背了一口大铁锅，一口气急行军跑了十余里，图书馆、文工团有的同志帮助饲养班的同志牵马、喂马、抬驮子，过封锁线后，马惊丢驮奔驰，他们肩荷百斤重，奔跑了十多里，才追上惊马。有的同志背着女同志、病号，一走就是好几里，真不知这些劲是哪来的。最有趣的是，虽我们从太行山出来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鬼，外号叫“铁锤”，刚过了平汉线，他问指导员，封锁县（线）的县长是谁，他要一锤子打死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把极度紧张的疲劳都驱散了。在进入山东游击地区的津浦线两侧，敌伪顽相勾结，相斗争的政治情况相当复杂，我们从泰西到新泰、蒙阴之间，就多次遇到过敌伪顽军的阻扰，一次是在杨柳堡附近，一个敌军部队突袭泰西某部扑空后撤时，在夜色苍茫中同我们在平行相反的方向相遇，在相距百米的平行路上，敌人似乎有所发现，胡乱打了几枪。由于我们的队伍迅速分散隐蔽，所以敌人未发现大目标，就过去了。当我们继续前进到达附近的村庄时，群众还惊恐未定，以为敌人又转回来了。经我们多方解释，群众才确信我们是从西面来的老八路，连忙烧水、铺草让我们住宿，并帮助我们找到六支队负责护送的侦查联络人员，带领我们经过崎岖小道，脱离险境。 另一次是在楼德以北的村庄宿营时，天刚拂晓，楼德磁窑的敌人出动，校首长马上组织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指挥地方部队反击，边战边行，除少数干部学员负伤、失散，其余都安全转移，当天下午近黄昏，经石莱进入蒙阳，又遭伪顽刘桂棠（刘黑七）部袭扰，我当即予以还击，并毙伤俘敌一部。刘黑七诡称是东北军，要求释放被俘人员及枪支武器，当时为顾全大局，归还了俘虏和武器。后来才了解刘黑七一贯的伎俩就是打不赢就骗。次日，又在仲村附近遇顽固派郑小隐开枪阻击，我们击退了干扰的顽军，我们这样边走边打，从1940年元旦凌晨过津浦线到一月中旬抵达沂水、蒙阴动告状、张庄、孙祖会见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胜利结束了历时50来天，行程三千里的第二次东迁。朱瑞同志在欢迎会上讲，山东的顽固派多如牛毛，你们东迁，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来头，有的传说党中央派了多少机械化部队来到了山东，说明他们对你们有多么重视，但也真是无知和可笑。
六、加强优良作风的教育
抗大一分校进入山东后，山东军政首长从山东的实际出发，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由分校编组一个支校的组织和人员，开赴胶东军区，同胶东军区军政干校合并，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四一年又改称大一分校第三校）；撤销原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建制并入抗大一分校。任命原干校副校长袁也烈为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韦国清副校长调离分校，任八路军山纵陇海支队司令员），政治部、训练部各增设一副职，任命刘浩天为政治部副主任，阎捷三为训练部副部长，胶东支校由刘汉任校长，贾若瑜任副校长，廖海光为政治委员（后来蔡正国、聂风智、刘浩天分别接任校长政委职）严政任总支书记，黄经琛任教育长，此外还决定一分校设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政权干部。 1940年春节后，山东各军区和地方调训学员先后入校人数近2700人（不含胶东支校），是为抗大第七期，分校第三期，编为三个大队，按晋东南大队的顺序，一大队编为胶东支校，二大队为建国大队，训练地方政权干部。大队正副队长王泮清、杜义德、严似海、政委刘惠东（在沂蒙反扫荡中牺牲）。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李少桥、李志和。三大队训练特种兵军政干部。大队正副队长黎有章（已病故），叶荫庭。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郭卓辛（已病故），总支书记杨廷昌。五大队训练一般连职军政干部，大队正副队长陈华堂、严似海。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振邦。总支书记杨大易，另外设上干队，参谋训练班，政治教员训练班，军事教员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女生队；分别训练在职机关干部和专业干部。 这一期是抗大一分校在山东办学人数最多，学习环境相对稳定，学习成绩较好的一期，政治学习课程除军事、政治理论、党建课外，加强了政策教育和思想工作传统作风的教育。在职干部中还系统地学习了《职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周纯全校长，李培南政委，袁也烈部长都亲自给学员、干部上大课，给教员备课，对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期召开了分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会议在“十一”党的生日召开，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中心。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在会上作了“从国际到山东”的政治形势报告，李培南同志作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报告。政治部，文工团的沙洪、王久鸣同志，向党代会献礼，谱写了那首后来流行全国的（跟着共产党走）的名歌。记得另一首也是向党代会献礼的歌，词中有一句“辛酸的革命”，朱瑞同志在会上听后，立即严肃提出批评，指出，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革命是胜利，是前进，应改为“艰苦的革命，胜利的革命”。这个批评对我们教育很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大一分校在艰难的岁月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为坚持山东抗日战争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仅1940年至1942年三年不完全统计，直接在抗大一分校本校学习的学员就达9531人次。前三年，学校的规模、训练任务和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的变动不大；后三年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变化，敌后根据地实际“精兵简政”，学员来源减少等，领导决定抗大一分校与鲁南一校（原115师教导大队）合并，缩编为教导团。直属山东军区，胶东三校改教导二团，直属胶东军区。教学任务和内容增加了整风学习。训练对象也相应地改为训练军队连。排级在职干部。营团以上干部，分别由山东分局党校和区党委党校轮训。整编为教导团后，原一分校干部大部调出。校长周纯全调滨海行政公署任副主任兼秘书长，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其他大队一级的干部也大部调出担负更重要、更艰苦的战斗任务。
七、教学队、战斗队、工作队
在山东敌伪顽三角斗争的残酷，最紧张的各个时期，抗大一分校虽是一个教学单位，在校学习的学员头三年经常保持二千人左右，连同学校干部、教职工约有三千人，是一个强大的干部队伍，完全按军队的编制，平时是一个教学组织，战时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部队，同时还是一个名副共实的群运工作队，抗大一分校政治部的民运工作团和文艺工作团是抗大一分校进行群众工作的两支主力军，他们在校内积极开展教职员、学员的文娱生活和密切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对外直接参加建设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如建立政权，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支前，掩护伤病员，进行教识字、学唱歌等。 回顾抗大一分校在山东战场最艰难最紧张，战斗最频繁的1940年到1945年的经过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期，是日寇实施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密切结合的“总力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继续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把我活动地区划分为“治安区”（敌占领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我中心区)。在其治安区与准治安区实行保甲、连坐制和奴化教育，反复肃整所谓“不稳分子”，使我打不进、出不来。对游击区加强特务活动，进行“蚕食”。对游击区群众兼施“恐怖与怀柔”，掠夺粮草物资，强迫广修封锁沟、墙、碉堡等，严防我军人员深入活动，对我中心则以军事为主，轮番进行“扫荡”。施行极其野蛮残忍的抢光，烧光，杀光的所谓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使我陷入极端困境。挫折我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日寇对我中心区的“扫荡”次数逐年增多，兵力逐次增加。时间一次比一次持久。抗大一分校活动的鲁中，滨海地区是山东的战略中心，也是山东领导机关的常驻地。自然而然地成了敌人“扫荡”的重点。从1940年到1942年，敌人兵力万人以上“扫荡”达五次之多。例如一分校刚到山东不久，就参加了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的孙祖战斗，一九四○年二月底，日寇一个联队数百人，横冲直撞到了根据地孙祖，沿途把顽军张礼元的号称数万部队冲得溃不成军。这时在徐向前同志统一指挥下，一分校以李少桥副团长为首的三团和其他部队参加了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一九四○年夏季，我校趁敌人惊魂不定之机，决定扫除沂水城西南以铜井为中心的一些据点。校领导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以三团佯攻沂水西南敌人，切断敌人增援战线。同时我校主力经过一夜战斗，拔除了铜井一带的据点。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武器，尤其是一挺丹麦造的崭新九二式重机枪（也称机关炮）。在“七一”党代表会前展出时，无不啧啧称赞。 一九四○年冬季反扫荡，由于我校了解敌情准确，及时转移到天宝山区活动，虽然吃的是栗子面煎饼和黑豆面，但能正常教学，还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对开辟和巩固鲁南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当我校住蒙阴县垛庄刘家大院燕翼堂时，曾在四○年初秋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当时校部机关几乎没有战斗部队，但在校首长亲临前线，五大队及时赶来掩护，把一个班绕到敌人后侧佯攻，使司、攻、训三部队及女生队在半小时内均向东安全突围。数日后又配合地方部队，一举攻克垛庄，这是我校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其他如河阳战斗、官庄战斗、青口战斗、第三次讨吴战役，以及一九四三年的甲子山战斗，大店战斗，营县战斗和解放临沂战斗……等等。我校均奋勇参加过。其中尤以41年冬沂蒙“大扫荡”为烈。敌人集中了五万多兵力。历时50天，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层层纵深包围”；以及所谓“辗转抉剔”“梳篦”“拉网”等“清剿”战术。对我中心区军民和领导机关。学校后勤伤病员，兵工、被服生产单位，在纵横七十公里的蒙阴，沂水、费县、临沂之间进行疯狂“扫荡”。 针对敌人的扫荡，山东最高指挥员罗荣恒、朱瑞、黎玉诸首长，及时作了机动灵活的反扫荡部署。指示各部队在反扫荡中，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及时化整为零，组成小部队分散战斗，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军不要响导，切实保持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不让敌人抓壮丁，烧杀抢掠，反扫荡部署中，布量抗大一分校的蒙山支队在东西蒙山分散活动，并由周纯全校长亲自指挥，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任蒙山支队司令员参入指挥。 这次沂蒙：“大扫荡”与反扫荡，分为：敌之合围与我之反合围，敌之清剿与我之反清剿，敌之撤退与我之反击三个阶段。在另一阶段，敌偷袭了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和对驻留田的115师机关进行“铁筒包围”，敌以二万多兵力分十一路，在七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十几辆坦克配合下，汹涌向我师部紧围。我则只有一个警卫营武装，形势十分危急。但在我侦察人员英勇机智，深入敌心脏，获得敌人合围的详细情况下，师首长立即决定：从铁山子附近三华里的间隙；突破两道“铁壁”，冲出“铁筒包围”。我全部人马以惊人的肃静和急速的步伐，在夜幕朦胧的“掩护”下，未放一炮一弹，突出了“铁筒包围”圈。敌第一次“全歼”我师部的“合围”失败后，又调重兵“合围”东西蒙山，四处寻找我领导机关目标。在“合围”圈内，与我坚持在东西蒙山的抗大一分校和蒙山支队相遇，我按上级的部暑，边战边突，编成许多小部队，展开“声东击西”的反合围战斗。在反合围战斗中，抗大一分校的干部学员都是英勇的战士，士气很高，斗争很顽强，宁死不屈，是一支很有素养的战斗队，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摩天岭一带与敌遭遇的二大队一个队，正副队长负重伤退下火线后身亡。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不俱，挺身出来继续指挥拼搏，多次负重伤不下火线，最后也以身殉国。政治教员唐国琼在突围时被俘。敌人惨无人道，当场用铁丝捆绑起来，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唐国琼同志在熊熊烈火中，高呼雄壮的口号：“打倒日本法西斯”！“共产党万岁”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在大青山大崮台，王道沟一带担负掩护山东部分首脑机关和校级机关，后勤机关突围的五大队某队队长邱则敏指导员程克率两个连坚守阵地，顽强拼搏，激战终日。两个连伤亡两个排，仍坚持拼搏，直到大部机关跳出“合围”圈。在寡不敌众，弹尽、武器破碎时，才分组、分批边战边撤出战斗。队长、指导员只带通迅员压阵，继续拼搏。队长邱则敏同志以身殉国。抱住敌人，咬掉敌人一只耳朵，被冲上来的敌人团团围住，用刺刀刺死。指导员程克同志也以身殉国，抱住敌一起跳崖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同志，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校首长汇报战况，而后回阵地，战到身负重伤，隐躺在一棵大树旁边。当敌人围攻到跟前时，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以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 这些可歌可泣，永垂不朽的同志，还有很多很多。据后来打扫东蒙山战场的费东县委书记回忆，这次“合围”与反合围的战役中，在东蒙山战场上，发现抗大一分校牺牲同志的尸体二、三百具。使活着的人至今想起来仍悲愤交集，永远铭记着战友们的英容！在敌之清剿我之反清剿的第二阶段，敌在我中心区安设临时据点。筑碉堡，逐村逐户进行“梳蓖”式的“清剿”。抗大一分校根据上级部暑，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分散性的，地方性的政治攻势。坚持游击战，反击敌之清剿，重新把干部和学员中的骨干组成工作组，分散到敌人临时据点周围活动，针锋相对地进行反清剿斗争。在政治上揭露敌人的伪化宣传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在军事上组织民兵相机自卫出扰。在二个月的反清剿战斗中，我校充分发挥了工作队的作用，配合主力部队反击，获得了反清剿的胜利。第三阶段敌人撤退我之反击。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敌人“合围”、“清剿”失败而转入撤退，但仍然有相当机动的部队坚守临时据点，并严密窥视我动向，进行突然袭击，“分击合围”。如12月8日，退回费县之敌三千，在窥得肖华首长7日夜住分局党校长的情报后，突然从白彦分九路“合击”鲁南军区和山东分局党校。在“东西一条线，南北一箭穿”的狭长地带。同掩护分局党校的山纵一旅三团的两个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肖华首长亲临阵地指挥。部队士气大振，多次冲杀激战终日。我伤亡很大。团政治处主任陈小锋和30多名战士，最后均英勇地抱着敌人撞碰山崖壮烈牺牲，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领导机关和分局党校的安全转移。这次战斗提高了我军反击撤退之敌的警惕性，积极准备进行反击撤退的敌人。 坚守在沂蒙中心区的抗大一分校，在反击撤退之敌阶段的任务仍然以工作队的形式，除主动配合主力反击撤退之敌外，主要是进行中心区的恢复工作和教育工作，恢复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加强民兵武装的教育，同时总结自身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加深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和工作的认识。 沂蒙反扫荡胜利结束，抗大一分校转入滨海地区恢复正常的教学。但仍担负着战斗队、工作队的任务，仍是小战斗月月都有，大战斗一年几次，仅1942年这年，就直接参加了鲁中区的粉碎敌“拉网合围”反扫荡；特别是甲子山战役后，根据有了很的发展。开辟了不少新的根据地，到处需要干部，抗大一分校在缩编为教导团后，原从晋东南来的军政干部、文工团、民工团等就大批调出，加强新老区的地方领导力量，发挥着工作队的积极作用。
八、结束语
（一）抗大一分校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诞生，在相持阶段中发展壮大。相持阶段的具体内容是“准备反攻”，特点是正面相持，敌后战争加紧。抗大一分校，在艰难、激烈的战争中，为“准备反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骨干，分布在各条战线上奋战，不仅为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一大批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中级领导力量，证明党中央、军委在敌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办新型学校，培养训练自己的干部的卓越远见，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校七年，如果没有“集总”首长的亲自关怀、支持，没有山东党政军首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没有晋东南、山东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关怀、支持；没有抗大一分校全体工作人员、学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团结，艰苦奋斗，英勇奋斗，英勇牺牲，莫说坚持七年，就是两年、一年也很难啊！
（三）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坚持办校的主要经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针，很重要的一条是自力更生培养军事、政治教员，办军事、政治教育训练班。大胆放手让青年教员自行编写教材，独立负责讲课；政策是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作风是我军的形象。抗大一分校在教学中特别注意这两方面的教育，不仅是言教，更重身教。抗大一分校的校首长和大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干部。连一级的干部少数是红军干部，大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自觉自愿，抱着牺牲的决心来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所有这些干部身上，都体现出我党我军的形象和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这是抗大一分校培养人才成绩显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 最后一点是，特别注重实战教育，在战争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战斗。不仅是战争环境和形势逼迫，而且是学校领导的指导思想。朱德总司令为抗大一分校毕业学员提词。“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就是勉励学员不仅在学校中要自觉的学习，自党的实战和工作，而且在工作岗位上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六日一稿
一九八七年五月修改
这份初稿是原抗大一分校政委李培南同志于1986年4月口述，戴朋同志整理的
谁在收藏
浏览：687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