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八三起义七十周年之际
1942年8月3日，山东敌后战场爆发了震憾敌伪顽的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111师“八·三”武装起义，身为起义领导者、中共特别党员、111师中将师长，我父亲常恩多在那国家危亡、凄风苦雨的年代里，久经磨难，历尽沧桑，不屈不挠地追求光明，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熬干了最后一漓血，把队伍拉到抗日根据地，交给共产党，走完了特有的人生苦旅。
深得张学良和郭松龄的赏识，享有“常胜将军”的美誉。
父亲字获三。1896年9月3日（农历丙申年7月2日）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6岁丧母，9岁丧父，寄养在老塾师的族伯家中，半工半读，勉强读完海城师范，在乡村小学当教员。
1919年，父亲参加奉军，在一个骑兵连里当‘字兵’，抄写公文报表。为时不久，他进入黑龙江军官养成所，卒业后任事务长。1922年，保送到东北讲武堂第4期学习。富有革新思想的6旅旅长郭松龄，兼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父亲学习努力，战术研究颇有心得，受到郭松龄的赞许。1923年卒业，任中尉排长。1924年，父亲升任奉军精锐2旅52团1营1连上尉连长。同年9月，父亲率部在张学良、郭松龄第3军的直接统领下开往山海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败直军，父亲升任营长。
1924年11月，郭松龄打着停止内战，实现民主的政治主张，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在河北滦县发难，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打倒奉系军阀，深受父亲的拥护。他给全营官兵讲话：“我们要打倒旧军阀，建立新制度，打倒奉天军垦，人人分田，以后的日子不会像今天这样苦了。”郭松龄举事失败后，父亲几经起伏，后调入北京黄寺第7期讲武堂任少校队附。这期招收的学员较多，近1千人，由张学良任堂长。父亲由于严于律己，训练有素，很快脱颖而出，颇得长官和学员的好评。后经堂长张学良的批准，调往26师77团，任该团2营营长。1927年秋，父亲又升任4旅80团中校团附。翌年，80团整训，改称53团。时值东北军大校阅，父亲率53团前往，训练成绩优异，名列第一，更受张学良嘉许。张学良爱才心切，将父亲调到身边工作，朝夕相随，非常器重。由于父亲勤勤恳恳，克尽职责，仅8个月，便于1930年3月被破格晋升为5旅71团上校团长。
升任团长后，父亲以身作则，一心扑在训练部队上，每星期考核连、排长学、术科一次，优者奖，劣者罚；每月评奖各营操练一次；每逢周末，夜间训练一次。父亲风雨不误，亲临督促，迫使营、连长不敢偷懒，不得不下功夫训练部队。每逢考核，父亲的团训练成绩总是最好。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父亲升任东北军主力师111师少将师长。1937年6月，东北军整编完毕，父亲晋升为111师中将师长。张学良还曾给蒋介石写过引见信，举荐父亲，临潼候见。后因西安事变爆发，未得面蒋。
当时东北战场上传说纷纭，有的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倡导和平运动，国民党中央要放弃抗战国策；有的说抗战国策未变，张学良将军即将释放。父亲对这些传说将信将疑，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自由问题最为关切，他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他受过张学良的知遇，一手提拔他当团长、师长，更重要的是他敬重张学良的品德，特别是西安事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押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使父亲衷心拥护，并愿为此肝脑涂地。正像他经常说起的：“渐愧得很，一生除张汉公外，没碰到第二个上级，与自已如此志同道合！”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是旧军队中长官、部属感恩图报的关系，而是建立在“联共抗日”基础上志同道合的关系。至于营救张学良，他寄希望于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老朋友，．一定会真心实意地争取释放张学良。他两次派少校秘书王维平（中共秘密党员）前往南京、武汉探听虚实，通过我党的关系，争取释放张学良。
1938年4月，徐州会战展开，57军归韩德勤的24集团军指挥，韩德勤兼江苏省主席，他的嫡系部队89军没有战斗力，屡战屡败。57军两个师，112师参加江阴、南京作战，损失惨重，新补充一个旅，尚未恢复战斗力，主要任务均由111师担任。解临沂之围，截击台儿庄败退之敌，死守东、西马间15昼夜，战绩显赫，受到第5战区、20军团嘉奖。57军嘉奖令称：“解临沂之危，壮本军之誉。”此役，使佩带“扬开多”（扬：扬州；开：57军军长缪澄流字开源；多：常恩多）臂章的111师南北闻名。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赞赏不巳：“这部队训练好，很管用。”为此，韩德勤几次想收买父亲。
1939年初至1940年春，111师战斗频繁，大小数十战。其中王庄战斗，全歼日军第6混成旅团喜早支队300余人，生俘15人，缴获三八野炮一门，轻、重机枪5挺，枪支弹药甚多，同时有八路军山东纵队七支队配合作战。1940年2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称之为“两军配合粹碎敌人扫荡的极好范例。”另，黄山前战斗，痛歼碑廊出犯日军，缴获山炮一门，日军指挥官战败自杀。白家岭伏击战，缴获山炮一门，欢墩埠遭遇战，缴获重机枪两挺。多次受到鲁苏战区、57军嘉奖，战绩居战区之冠，并被列为全国善战部队之一。
父亲率111师先后参加扬州会战、台儿庄会战、盐城和阜宁阻击战以及徐州攻击战等大小数百次战斗，屡屡克敌致胜，为民族立下赫赫战功，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
西安事变，111师是唯一被派上用场、为少帅解忧、粉碎亲日派何应钦以救蒋名义杀蒋阴谋的劲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逼蒋抗日下令将住在西安临潼的蒋介石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举逮捕，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宋美龄等主张用和平方式救蒋；而何应钦等则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是借刀宰驴，欲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然后全面降日。如若得逞，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改写。
为防御中央军进犯西安，张学良打电报给驻守在河北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及驻守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大定，命令万部火速向郑州、黄河大桥一带集结；命令黄部在洛阳筑起防线，共同截断陇海铁路，阻击中央军进犯。杨虎城也命令驻守在陕西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部去扼守潼关。同时，张学良面命我父亲扼守渭南县东、渭河北岸之咽喉要地，誓死抵御中央军进犯西安。为了提前赶到目的地，部队轻装出发。父亲命令各团把多余部分的辎重、弹药、给养等交给友邻的红军使用。然后，率师不顾小雨冰霜、道路泥泞，一路小跑、日夜兼程向渭南县东的渭河北岸急进。
此时，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委任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路军总司令，率中央军二十八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以及桂永清教导总队等大批“讨逆军”杀奔西安。同时，派出飞机在华阴、三原、富平及西安附近狂轰滥炸，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驻守在河北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接到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后，不仅自己拒令不遵、按兵不动，竟把率兵去扼守黄河大桥、截断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扣押起来（黄从此落入国民党的罗网，直至和杨虎城一起在重庆遇难）。接着，驻守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大定也叛变投敌，国民党“讨逆军”威逼潼关城下。十七日，驻守在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部，也被南京收买，拱手让出潼关。“讨逆军”更加疯狂，大举向华阴、渭南进犯，形势万分危急。
12月19日午后，父亲率部提前一天赶到防线，号称“讨逆军”最精锐的桂永清教导总队作为敌军先锋部队，也携最新式武器疯狂逼近。父亲派人探明情况后，立即召集参谋长陶景奎、六三一团团长王肇治、六三二团团长于一凡及六三三团团长王秉越，研究了作战方案。令王秉越团为中翼，担任正面阻击；令王肇治团、于—凡团为左、右翼，攻击敌人侧背。拂晓前，战斗打响了。顷刻间，渭河北岸十余里的战场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父亲亲临阵地前沿指挥战斗，他激励官兵说：“眼前的敌人就是专好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嫡系部队，消灭不了他们，就别想打鬼子，別想打回老家去！弟兄们，把打狍子、打野鸡的准头使出来，狠狠地打！为在打内战中屈死的弟兄讨还血债！为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扫清道路！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副司令！仅仅一个拂晓，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打得横尸遍野，溃不成军，全部退到渭河以南。
战况电告西安，总指挥部获悉111师英勇善战，出师告捷，遂又把111师调到铁路以北、渭河以南的渭南至潼关之间的正面战场，接替西北军警备二旅和东北军105师的—个旅。12月21日，父亲率111师进入正面战场后，立即命令各团官兵在原阵地的基础上，挖掘堑沟，巩固掩体，做新的战斗部署。当天下午，数倍于我的国民党中央军，向111师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敌军官兵还不断地喊着：“丧家之狗，交枪不杀！”被激怒了的111师官兵也高喊着：“替蒋介石打内战的王八蛋们，不要命的只管来！”接着，便是一串串愤怒而准确的子弹。敌人溃退了，刹时又卷土重来。几次溃退，几次重来，都被我111师官兵的火力打得丢盔弃甲，扔下横七竖八的尸体狼狈逃窜。直至最后，敌人无力发动进攻，只能按兵待援。接着，在整个渭南至潼关间的战场上，出现了偃旗息鼓、两军对峙的局面。直至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正是因为111师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从此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所以有史学家称，常恩多在西安曾秘密会见叶剑英，并向张学良建议，对蒋介石采取紧急措施，力主“兵谏”，联共抗日。他积极参加西安事变，受张学良重托，作为张学良军事力量上最重的一颗筹码，在渭南前线率部痛击国民党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为保卫兵谏中心西安立下战功。也正是有了西安事变，作为在西安事变的危急时刻被派上用场的唯一一支雄狮劲旅，111师在历史的格局中找到了位置。
罗荣桓:他所起的作用，特别艰巨和非常伟大，是我们一般革命同志起不到的，是不可比拟与无与伦比的。
父亲出生于列强入侵、兵连祸结的年代。童年时期，他就饱尝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欺凌，阶级仇、民族恨集于一身，是为他胸怀寄志救世雄心参加东北军（奉军）的根本原因。
贫苦的出身，使他对铁路线上拾煤渣的贫民、财主家的长工寄予同情，对在南满铁路线上横行霸道的日本宪兵和警察充满了仇恨。饥寒交迫中，有人介绍他当警察谋生，他气愤地说：“巡警狗子还是人干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父亲悲愤万状，集合633团全体官兵讲话：“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钱武装起来的队伍，有誓死保卫东北的天职！”
父亲节衣缩食、慷慨解囊，资助逃亡关内的同乡、同学，就连他的勤务兵刘万胜的微薄储蓄，也被他借去捐助。正是这些良心、责任和义举，奠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
通过与同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的豫、鄂、皖“剿”总《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党员王再天的相识与友谊，使父亲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从这里便开始了父亲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过渡与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再天实际上是父亲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
由于王再天的启蒙和帮助，父亲对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开始接受，他迫切地要求聆听我党高级领导人的看法。他对王再天说：“星三，你是不是共产党？”王再天连忙否认：“不，不，共产党可不那么简单，我哪里够格？”父亲说：“你不说也行，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想见一见。”王再天这时已经入党，就将父亲的要求反映上去，经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润波的安排，由我党派往东北军的秘密代表叶剑英亲自接见。这天夜里，父亲赶到王再天住处，兴奋地把王再天从被窝里拖出来，使劲地摇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不说真话，你怎么不是共产党？我见了叶总参谋长了，我们谈话了，你瞧，人家的参谋长，瞅瞅我们的那个鸟参谋长，啥也不是！”
西安事变成功阻击讨逆军后，父亲在西安见到王再天，他兴致勃勃地提出：“你给我找个秘书，要共产党员。”
2月2日，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刺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局势混乱，57军军长缪澄流串通105师师长刘多荃，擅自从前线撤兵，扬言进军西安，为王以哲复仇。
父亲面对逆转的西北形势，派少校参谋孙立基前往三原红军指挥部联系，准备率部投奔红军。孙立基返回报告：他到三原见到红军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带回口信，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希望父亲留在东北军内，与红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父亲接受红军建议，放弃拉走队伍的打算。他又向王再天重提前次的要求：“你还得给我找个秘书，共产党员！”“二·二”事变后，为“联共抗日”立了大功的高福源被杀害，一批爱国进步的军官被扣押，一些人对左派避之唯恐不及，而父亲却在恶化形势面前提出要共产党员当秘书的要求。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57军军长缪澄流开始清理内部，曾向张学良提出“兵谏蒋介石”的父亲派人去三原找彭德怀，他要带111师去当红军！
父亲对王维平说：“张副司令的八大主张不能实现，当个师长有什么光荣，看现在这个做法，还是不让咱们抗日，不抗日的师长当个什么劲。我情愿编掉，集合一些真正为民众谋幸福的青年，组成抗日义勇军，打鬼子，救中国，这比当个受罪的师长强得多！” 父亲的老部下孙立基等人也劝说：“不能丢下部队不管，使我们遭受失业的痛苦！”王维平劝说父亲坚守岗位，争取在编，掌握这支力量，对抗日意义更大。父亲接受党的劝告，放弃到东北义勇军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