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派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秘密来师观察，后发展父亲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受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不转给中共111师工委，不过组织生活，由郭洪涛同志单线联系。父亲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有特殊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正是父亲的这种特殊身份，才使得他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承担起特殊使命。在父亲的掩护下，中共57军工委会得以建立，后改组为中共111师工委会。在父亲的保护下，“抗日义勇宣传队”得以自由地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民心士气。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111师转战苏、皖、鲁，奋勇抗击日寇，屡建功勋。在父亲的支持下，1939年1月，111师由苏北进入鲁南，按照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依托山东人民和抗日根据地，应对日渐复杂的斗争形势。1939年春，中共鲁东南地区特委书记高克亭专程访问父亲，共商合作抗战大事。在山东，父亲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号召，广大官兵与八路军友好往来，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开拓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七·七”事变后，父亲率部奔赴淞沪战场，扼守长江北岸。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父亲期盼张学良重获自由，派秘书王维平去南京寻找周恩来副主席。王维平带回周恩来的信。周恩来鼓励父亲坚持抗日，多打胜仗。周恩来副主席说：111师留在敌后，在政治上对东北军有利。留敌后，创造群众基础和政治条件，同韩德勤、李守维相周旋，掩护我党的地方工作，培养干部，搞枪支弹药，拉游击队。由东北军办教导队，以训练军事为主，吸收、保护、培训一批地方干部，结业后连人带枪搞到地方去。信最后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
“九·二二”锄奸，东北军爆发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积极反共，他统率下的地方政府、地方部队与八路军大肆摩擦。同年夏天，国民党政府任命东北军57军军长缪澄流为热河省主席、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缪澄流和沈鸿烈拉得很紧，一时间，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父亲双眉紧锁，痛心地说：“我是不愿再打内战的，假如监视着，一定要打，那么，枪向上放！”父亲率领111师师部、直属队和662团2营在日莒公路北山区活动。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指挥保安旅进攻八路军的地方部队，父亲派少校参谋王大伦率662团2营前往，把部队横在中间，公开声言：“中国人不打抗日军!”逼使许树声的保安旅知难而退。
这年夏天，八路军山东纵队1支队2团参谋长王玉章叛变，密告王维平、赵志刚是共产党员，缪澄流急电父亲，要求逮捕王、赵两人。父亲彻夜未眠，找来王维平透露情况：“宁肯牺牲我们这些老没用的，也得保存你们，你赶快走吧！缪澄流若敢把你押送总部，我就派人断路硬抢？你有了好歹，我绝不轻饶他们！”
军部盛行反共妥协论调，国特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在麻将桌上说：“鬼子并不可怕，可怕是共产党。”高参兰赓年、军参谋处长徐鸿恩扬言：“鬼子不打我们，专打八路。”缪澄流早巳斗志消沉，调集重兵保卫军部，日军不找上门来，从不主动出击，实在找上门来，调部队招架一下，一炮了之。公开散布：“中国的事，全坏在副司令手里，要没有双十二事件，共产党早就消灭了。”
在军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上，亡省亡家最早的东北军官兵无不心情沉重，怀念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家乡父老兄弟。缪澄流却公开讲道：“国民政府中央根本不应该相信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对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先安内而后壤外。你们作部下的，不必知道的事情，顶好不打听，听命令好了。”到会者哗然。父亲听了，心中火辣辣的。夜深返回住处，父亲接到报告，9月12日晚，在副军长朴炳珊的家里，缪军长令鲁南游击区总指挥上校参谋长于文清和665团董团长去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亚藩那里领前日投敌的两个连，并与鬼子商订条约。9月13日，董团长带665团2营，还有于文清、李光烈一同去北琴口。14日，在马家窝铺见了日本鹫津兵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与李亚藩顾问新容幸雄订妥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两条件，回来报告缪澄流，说是下回还要去订细则。父亲深感问题严重，这是投降当汉奸啊！他骂道：“抗战好几年了，还想穿黄马褂，投敌人，真找死！”父亲决心锄奸。
9月21日，缪澄流在军部宴请刚由国民党大后方归来的王静轩（鲁苏战区参谋长）、贺元（军统大特务），以及护送他们的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恒。晚上，在军部附近的丁家小庄搭台演戏，为总部大员接风，护送部队112师334旅667团1营到场看戏。父亲欲利用此时机活抓缪澄流。但由于667团1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使缪澄流得以逃脱。得到戏场动手的消息，就打电话通知331旅旅长唐君尧、661团团长关士栋来师开会，当即以“知情不报”罪名予以扣留。此次举事，除缪澄流外，副军长朴炳珊以下人犯全部捕获。
父亲找来师参谋长陶景奎、少校秘书王维平，开口一句话：“我的决心已经下了！”王维平问：“估计政治影响如何？”父亲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说：“我姓常的杀敌锄奸，奋斗白头，老百姓一定赞成的，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室内烛光闪闪，父亲指示起草通电，说：“日期定为9月22日，我们要师出有名，得有个由头。”王维平说：“发扬光大当年张副司令兵谏精神，时值杀敌锄奸，可以叫锄奸运动。”父亲表示同意。父亲的通电指出：“缪奸与敌妥协，人证俱在，为了坚持抗战，分清敌我，不为敌伪造谣，混淆是非，影响抗战前途，本师长肩负东北父老兄弟姊妹重托，率东北健儿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回东北老家去，出于个人义愤和旧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义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澄流。”又分别给蒋介石、于学忠以及112师师长霍守义发了电报。
东盘锄奸的枪声，捣毁了通敌反共的57军军部和鲁南游击总指挥部，围绕着57军军部专吃摩擦饭的地方政府、地方部队纷纷作鸟兽散，聚集在鲁南上空的一大片投降反共乌云顿时烟消云散，东北军、八路军并肩抗日，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一年多来，缪澄流滥用职权把持的部队纷纷归还111师建制，调到军部审查的战时服务团和在军部慰问演出的抗敌演剧第6队联袂归来，共同表示：坚决拥护九·二二锄奸运动。国民党政训系统全部瘫涣。日本侵略者大为沮丧，派飞机前来撒传单、扔炸弹，汉奸李亚藩派人潜入665团活动。
锄奸运动不仅受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支持和赞扬，也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与肯定。中共山东分局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肯定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对此事件要表面中立，实际赞助，如常师受攻击，应予武力支援。”估计“可能宣布常师长叛逆，并进行讨伐，争取于（学忠）之左右同情或取中立态度，常师应极力影响于学忠，勿以叛逆罪名呈报蒋。由于（学忠）设法妥协了事，以便巩固部队，同时应准备一切对付可能的讨伐，不要惧怕讨伐。”
九·二二锄奸粉碎了山东投降派、顽固派的迷梦，遏制了苏鲁战区反共亲日分子的投降活动。沈鸿烈暴跳如雷，坚决主张讨伐111师；蒋介石气极败坏，叫嚣“该师长不识大体，义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难辞犯上误国之咎。”要撤掉父亲师长职务。这是继公开审判张学良将军“爱国有罪”后又一次强加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的莫须有罪名。
八三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原一一四师前身光荣诞生！
打粹国民党的桎梏，投身革命的洪流，这个强烈的愿望，在父亲心中激荡已久。“九·一八”东北尽失，打回老家去，赶走小日本，就成了父亲寝食难安的一个心结。他多么想脱去“黄狗皮”，公开自己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跟着共产党好好地大干一场啊！九·二二锄奸后，父亲与张学良秘书、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分析国内形势、东北军前途、张学良恢复自由等问题时一致认为：只有采取张学良的兵谏方式，脱离国民党，联共抗日，才有前途。否则，东北军无法从反共摩擦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1941年元旦，父亲突然大口吐血病倒了，不祥的乌云笼罩在鲁东南山区的上空。同年1月1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电令限期“剿”灭日莒公路以南的八路军。父亲仗义锄奸蒙受不白之冤后，111师内的国特、右派蠢蠢欲动，一些参加锄奸的中间分子也发生动摇。父亲寄希望于秋天病好后，对内部做出调整，再行举义。父亲说：“必要时我宁可一拳头打碎它，就剩我一个人，我也提着小棍走向光明。实际我们内部不乏革命志士，只要我的病好了，一切都不成问题。在父亲的《病中杂写》中，多次流露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蔚蓝天色，你尝受那云雾的掩盖，暴风的狂吹，可是一到晴朗的时候，你仍然是丝毫不变的蔚蓝天色，可爱！可爱！”（1941年6月8日）
661团团长孙维嵩率部归来，111师留在四川的军官家属数十家跟着回来，纷纷揭发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统治和东北军家属流离失所、备受歧视凌辱的悲惨生活。闻者无不激愤、落泪。
父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日益提高，在他的《病中杂感》中激愤地予以抨击：“扶持封建，以为爪牙，尤想成功，千古安有是理！”、“台上利己者满布，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恶势力不去，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在他病重期间，他写了《上委座书》，实际是声讨蒋介石、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檄文：“（一）掩护贪污，压榨善良，名为维持政权，其不满意者一也。（二）纵奸不办，影响抗战，其不满意者二也。（三）扶持腐化贪污之势力，摧毁真正为求解放之力量，其不满者三也。（四）任用一切自私自利之徒，办些坑害民众的勾当，偏说志能之士，作的是不合理政治，其不满意者四也！（五）训练爪牙，除摧残人类幸福、颠覆民族外，其余只是无耻下流之士，无所不为，此不满意者五也。以上五点，实为抗战之障碍，请专电委座，痛除恶习，否则民族将沦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是所悲耳！”
及至这年7月，父亲咳血不止，病情严重，7月7日写下遗嘱：“（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须产除国内封建遗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构成军阀，专为自私的，他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是必消除他，抗战胜利全在于此。（二）希本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这份遗嘱，无一言提及家事，满篇以国事、111师前途为重，充分体现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和伟大抱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政治觉悟：他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民主革命的敌人，不仅有日本侵略者，还有封建的垄断的买办资产阶级。这是远期的目标，而当前，就111师而言，是要贯彻九·二二锄奸精神，即反对投降、内战！它既符合张学良将军提出的“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又符合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策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