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当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共有数百支队伍、50余万之众。
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名称各异，有“义勇军” 、“救国军” 、“自卫军”等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东北军和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绿林武装、地方民团武装、民间秘密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地方官吏和士绅等。
东北抗日名声大的义勇军队伍有：
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
以冯占海为总指挥的吉林抗日救国军
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
以苏炳文（原东北军旅长）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
以王德林（原东北军营长）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以黄显声（原辽宁省警务处长）为总司令的辽宁抗日义勇军
以唐聚五（原东北军中校团附）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以邓铁梅（原辽宁省风城县公安局长）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
以郑桂林（原东北军少校）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48路军
以耿继周（原东北军上校）为司令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4路军
以李纯华（原东北军中校）为司令的东北义勇军
以彭振国（原东北军少将）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以高文彬（原东北军少将）为司令的东北义勇军
以宋国荣（原东北军营长）为司令的抗日救国义勇军
以谢文东（原保长兼自卫团长、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反日大暴动的领导人）为总司令的抗日民众救国军
马占山(1885—1950年)，字秀芳，出生于今吉林怀德，祖籍河北丰润，家境贫寒，早年入绿林，马术娴熟，后被招抚收编。曾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临危受命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指挥了著名的江桥（位于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南的嫩江桥）抗战（11月4日至19日）。
当时马占山将军说：“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
马占山将军率部与飞机、重炮及坦克掩护的日伪军重兵激战，共毙伤日军1000多人及伪军4000多人，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当时《滨江时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省的中国军人在日军的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国勇士。黑龙江的马占山是足以当中国军人四个字而无愧。”
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抗日第一枪，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时间，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在全国叫响，国人极为振奋。
当时马占山将军曾向中央紧急求援，蒋介石电告马： “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 ，但张学良却按兵不动。
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求援无望后被迫撤退。
马占山将军后组织成立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继续奋勇抗击日寇。
当时东北大部分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都有抗日义勇军活动。
东北抗日义勇军奋勇抗击日寇精锐关东军，攻城夺镇，四处袭击，大量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打得日寇惊恐不安，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时流传的“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 就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气势的写照。
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 。
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宁次曾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
日本关东军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勇反抗而不得不暂停执行其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中国征服战”。
艰苦的东北抗日
东北抗日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面对的是日寇飞机、山炮的轮番轰炸和重机枪扫射，有时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步兵。
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并大军撤离东北，造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孤军作战。而东北抗日义勇军武器简陋（原属东北军的部队尚有一些基本的步兵武器，而民众武装使用的大多是猎枪、土炮、长矛和大刀），弹药匮乏，粮秣短缺，没有后援，没有补给，且大都缺乏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尽管抗日义勇军敢于正面和日军拼打, 前仆后继，但在敌飞机大炮轰炸、机枪扫射时，往往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不知疏散掩蔽；遇到日军战术包抄或侧击时，往往不知所措，因而牺牲惨重），只能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
在我所经历的十余次交战中，我方均有很大牺牲，战况惨烈。我目睹了大量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为国捐躯。很多人甚至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未见到，就被飞机、大炮炸死。
多少弟兄倒在枪林弹雨中！多少弟兄倒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就是要为国慨然赴死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些参加义勇军的东北和关内的青年学生们，他们明知是去拼命，是去牺牲啊，那是书生以死报国啊！
还要指出的是，东北军中也有一部分败类，他们投降日寇，充作帮凶。我们不光同日本鬼子打，还要同那些汉奸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大部奉令撤离东三省，未撤离的东北军部队一部分成为抗日义勇军的骨干，一部分投降日寇做了伪军。
那时日寇的特务活动也猖狂，因而部队在行军转移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我印象最深、伤亡最大的有两次。
1932年春，部队从黑龙江依兰县向方正县进发，因翻山越岭距离远、行军速度慢，决定沿着尚冰封的松花江溯江而上。岂料行军中突遭多架日机轮番轰炸，冰面开阔，无处隐蔽，人马被炸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20多人被炸死、炸伤，装载着弹药粮秣的3匹马拉的大车也全部被炸沉江底。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多架飞机突然轮番轰炸，可谓惊心动魄。
同年夏，部队收复榆树后即向五常进军。当时李文光参谋长和赵维斌旅长分别为前敌正、副指挥，刘万辉、齐凤鸣、冯占一等旅为先头部队。部队在榆树北行军中，突遭多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部队伤亡惨重，率领部队的李文光参谋长也被炸牺牲。
当时我去牵受惊的战马，不料战马突然被炸中，马血溅满我身，以手拭汗，马血沾了一脸。几位战友以为我负伤，对我惊呼：“小山东，小山东，小山东被炸了！”
李文光将军是黑龙江巴彦人，九一八事变前是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教官，陆军大学出身。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协助冯占海将军谋划与指挥作战，辛勤操劳，深得冯占海将军的信任。他时常亲率部队在前线作战，深受官兵敬仰。
当时冯占海将军赶赴大岭主持追悼大会并讲话，号召全体官兵继承烈士遗志，化悲痛为力量，誓为烈士报仇雪恨。数千官兵及当地民众参加了追悼大会。李文光将军的遗体安葬于大岭北侧。
结拜兄弟
有一次在宾县一带，部队遭到日本关东军围攻，日军飞机山炮连续轰炸，重机枪扫射，我们牺牲很大，被迫分散突围。
当时我的子弹打光了，身旁的战友们都已阵亡，几个日本鬼子端枪向我逼来，我投出仅剩的一个手榴弹，然后奔入山林中。
一天，我在山林中穿行寻找部队，竟意外地碰到了郭喜春。他也被打散了，在找部队。我们已有好几个月未见面了，真是异常惊喜。
郭喜春看上去瘦了不少，他告诉我，他几次险些被炸死，他们连的炮被炸坏了不少。好多弟兄都牺牲了。
他还说，他家里的人都逃难去了，逃到哪里，究竟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只听说逃难的人有很多都被日本飞机大炮炸死了，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死了。他家在哈尔滨的家产都被日本人占去了。“小日本禽兽不如！” 他恨恨地说。
我们谈了好长时间。
突然间他拉着我的手说：“咱们上山顶去。” 我问：“上山顶干啥？” “上去了再告诉你。” 他说。
我跟他爬上山顶。他先折了一把树枝，并递给我几枝，我奇怪地问：“这是干啥？” “权当香烛。” 他神情庄重地说。
他望望天，又看看山下，然后说：“咱们有缘相识，而且都大难不死，咱们就是亲兄弟。我是兄你是弟。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拜为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肝胆相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咱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国仇家恨，咱们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天地为鉴，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说完他拉我跪下。我就照着他的样子，一起手捧树枝虔诚地拜天拜地。拜完后我们把树枝插在面前的地上。
后来我们走了2天，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郭喜春还是回炮连，而我所在的军士教导队已归入冯占海总指挥的警卫营。分手时我们相约以后多联系。
可此后部队运动作战频繁，我竟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我几次打听，都没有他的消息，因为好多认识他的熟人都牺牲了。我想，他很可能也牺牲了。他跟我说过：“咱们的炮是不如他们，但咱们要想法多炸死些鬼子，咱们跟他们拼命。”
我至今记着郭喜春，他是我从军的介绍人，也是我人生关键时候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