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二十五年的犯人生活中，我一直和家里断了联系，也不知道家里人的情况，在“四人帮”被粉碎，特别听说江青已经捕起后，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对我的处境并未改变，我对外界的变化也不知道，我的活动限于农场范围内，过着终日不是吃饭就是睡觉的生活。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突然李琼同志带着我的儿子来沙洋农场探望我，她们是经过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要求才由有关部门批准来探望的。见面时，我完全认不出来了，加上当时精神恍惚，我竞无动于衷，甚至还产生疑虑。李琼同志又给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写了信，并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反映我的病情，后来陈丕显同志批了:“立即把扬帆接到武汉最好的医院治疗”。十二月初，我就被送到武汉医院。 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人和我儿子扬忠平将我接回上海治病。但这时我的冤案并未推翻，而是用“李长枝”的化名在精神病院治疗。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过问，有关部门才在一九八O年四月初步作出:“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判处不当，撤销一九六五年的判决书，宜告扬帆无罪”的判决书。但这个改判的含义仍是不清晰的，还留有“严重错误”的尾巴。在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后，我又提出意见，根据中央一九八二年十七号文件的精神，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有关部门才最后给我作出了实李求是的结论，得到了彻底平反，最后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了“扬帆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献贡，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放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方而作出了显著成绩。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一九五五年后对扬帆同志的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蒙冤二十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与清除影响。”这时压在我头上二十多年的沉重的政治帽子才算落了地。
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党的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我的沉冤是难以平反的。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无比英明正确。坐了二十五年牢，对我确是一次痛苦的考验，但经住这次考验不也就是难得的胜利吗?我能活着看到“潘扬”案件的平反，受株连的同志得到昭雪，较潘汉年同志过早的逝世已是万幸了。我们党是伟大的，它有过错误，但有错必纠，它是无私的啊，二十五年的考验，更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热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坚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定会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我们记取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希望关有方面把它作为永远的鉴戒，决不让“潘扬”这样的冤案重现。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这也是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大事。我们更不要给林彪、江青、康生这种坏人利用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乱我党风，伤我国体，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我今年已七十五岁，限于身体。条件虽不能为四化建设直接效劳了，但是我能见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感到无比欣慰，对过去自己所受遭遇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以团结为重，也就不咎既往了。
一九八七年丁兆甲(执笔)、李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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