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上海，这个号称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真是十里洋场，五方杂处，情况非常复杂。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机构林立，除了核心机构以外，还有不少外围组织。在国民党败逃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原有的反动党、团、特组织人员逃的逃、转移的转移，潜伏的隐藏下来，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杭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的头目等。这些数字加起来何止几千?另外还有美英帝国主义埋伏下来的间谍分子以及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他们利用我们对上海情况的不熟悉，干部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曾嚣张地向我们的市军管会送恐吓信，信封里还附有两粒子弹。有的冒充我地下党或民主党派去接管单位，进行抢劫勒索，有的制造政治谣言，恐吓扰乱人心，有的用秘密电台和台湾及当时尚未解放的浙江省沿海岛屿舟山等地通讯联络，发送情报。舟山、台湾的特务机关还派遣特务潜入上海，有的组织“反共救国军”进行武装骚扰破坏活动，有的专搞暗害活动，图谋暗杀党政领导干部。敌情严重而复杂，而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怎样发现敌人，抓住敌人?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许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如何来打扫这个政治垃圾成堆的城市，帝国主义分子也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话我们管不好上海。
陈毅市长非常重视建设上海首先要建立革命秩序的重要性，向全市人民明确提出:“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任务，并由潘汉年副市长具体领导公安肃反工作。潘副市长由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对情况很熟悉，他作风细致，又勇于负责，掌握政策很稳，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他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辛勤劳动，为我们做好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既认识到上海治安反特任务的艰巨性，同时又有一定要搞好上海公安、肃反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特别强调依靠政策，依靠群众，努力学习来做好公安工作。
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十分重视依靠党的正确的肃反政策和策略来打击、分化、瓦解敌人，坚决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原则执行，对主动来投诚的允许他们立功赎罪，要他们提供敌特分子的下落和活动情况，对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则坚决镇压。由于充分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不少的特务前来找我们要求立功，从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敌人的线索。
我们还依靠党(特别是原地下党员)和群众的广泛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特务情况和线索。 广大的公安干警不怕艰苦，忘我地工作，努力学习不懂不会的业务知识和城市知识，并保持自觉遵守纪律的好风气、好传统。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夜以继日的奋战，对上海的敌情基本上有所了解，眼睛明亮了，逐步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
隐蔽战线第一个大的战役是集中力量侦破蒋特各个系统的潜伏组织和电台，清除蒋特准备长期埋伏的骨干性的战略布置。上海解放初期，这些潜伏配组织和电台开始隐藏不动，在窥测形势，使我一时难以发现。我们经过严密侦察，特别是从解放前夕起义的人员或解放后向我自首立功人员中找到了一大批线索。在解放上海到一九五〇年期间，我们侦破的潜伏组织和电台总数超过三位数，其中有一位在解放前夕向我地下党同志联系秘密起义，解放后任社会处技研组长的厉培明(注)，通过他直接提供的潜特组织和电台线索(包括外地)即达二十六起之多，厉培明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蒋特苦心经营的潜特组织和电台被一一挖出来了，掐断了和台湾之间通讯的空中联系，退使蒋特机关不得不重新再派潜合进来。保密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从合湾经舟山派来上海的“独立台”台长兼情报员罗炳乾就是一例。罗特潜来上海后，找了一个女子做妻子，利用妻子家开起瓷器店作掩护，我们经过严密侦察，从投诚的蒋特报务人员中证实罗确曾受过特务技术训练。有一天，我们派人包围了福佑路罗特的住所，冲进去时罗特正在阁楼上戴着耳机操作发报机，一下子人证俱获。罗炳乾供认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间，台湾特务机关就布置他着重调查上海重要工厂的生产情况，为蒋介石空军提供轰炸目标和报告轰炸结果。他曾先后将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等许多生产单位的情况电报了台湾。上海在遭轰炸中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罗犯是上海“二·六”轰炸的真正罪犯，在二月七日就判处罗死刑，上海人民拍手称快。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从十月开始又不断从台湾和沿海的舟山、大陈等岛屿以及大陆上残敌盘踞地，对上海派遣特务，进行行动暗杀和武装骚抚等破坏活动。这些对我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危害甚大，因此迎头痛击蒋特新的派遣活动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战役。当我们获得军统有名的打手刘全德将要派遣来上海的情报后，就立即布置张网以待。我们从投诚的蒋特人员中了解到，刘全德是江西人，曾经参加江西红军一军团保卫局当警卫员，枪法很准，一九三六年因派赴武昌执行任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贪生怕死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并当了军统特务，受过特种训练，心狠手毒，抗战时期在上海执行过暗杀行动数十起，多次得到特务上级的重赏。这次刘特是受蒋介石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子任命为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率领同伙携带大量活动经费和电台、凶器，从台湾飞到舟山，而后分别乘渔船在浙江乍浦和吴淞口登陆。刘特到上海后，行动十分诡秘，每天换一个地方落脚。我们物色了曾和刘特共过事但已向我投诚的高激云等人，协助寻找刘特的下落。有一天，高激云(注)在刘特的一个社会关系家里碰上了他，刘特非常警觉，一再盘问高的来意，并用酒想灌醉他。高激云佯装酒醉，乘隙跑出报告了马路上的解放军，当即将刘特捕获，同伙八人也被一网打尽。刘特承认他这次潜来的主要任务是要刺杀陈毅市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台湾选中他来就是因为他在江西时曾见过陈毅和罗瑞卿有这一便利条件。没有想到立足未稳就陷入罗网，束手就擒。刘犯后被解到北京审讯，判处了死刑。公安部对上海连续破获重大的行动特务案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在这同时或以后，还捕获台湾派来的邱信、朱山猿等儿批行动特务和一大批纠合武装匪特的案件，缴获了不少电台、报话机、轻机枪、冲锋枪等罪证，迫使蒋特不得不有所收敛。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留在上海的间谍也逃脱不了被揭露的命运。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们侦破了美国海军情报处维克多等人的间谍案，缴获收发报机、手枪等罪证，这是我国建国后对潜伏的帝国主义间谍第一次的打击。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又侦破了美国海军情报处下属的“四十四海外观察队”（ESD）间谍案，主犯雷德蒙等多人被捕，缴获收发报机五部及武器等罪证。美帝国主义布置在上海直接搜集情报的如意打算也破灭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全市又开展了对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反动骨干分子的限期登记工作，在同年四月对拒不登记的顽固分子又进行了清理和逮捕，对违害治安的分子也分批打击。经过一年多时间中，采取这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措施，上海人民不仅没有引起波动，而且赢得了社会同情，治安情况迅速好转，对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恢复生产，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工作的劳累，到一九五二年冬，我的身体健康情况已显著下降，特别感到视力不佳。经华山医院检查，视野缺损，诊断为脑垂体瘤，但当时国内医院医治无把握，经中央卫生部向中央请示，同意我去苏联治病。
我在一九五三年一月，暂离工作去苏联治病，我首先到了北京，作了短期的出国准备工作，月底起程。
从北京去莫斯科坐火车花了七天七夜，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密密的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原野，到达莫斯科。这是我平生最长的一次旅程。在莫斯科神经外科研究院的诊断和上海医生的诊断是一致的。手术时医生看到这个肿瘤是良性的液体的，他们没有把瘤摘除，只是用针筒把液体吸出，手术后视觉有部分恢复，但治疗不彻底，为以后复发留有隐患。我在苏联共住四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初我回到上海家里休养了。
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我应蔡大姐(蔡畅同志)相约，同去探望了当时在莫斯科休养的江青。江青是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影剧界活动中认识的，我对她的所作所为是有所了解的。抗战初我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在组织去内地的救亡演剧队中，江青也参加了，后她随一个队去了延安，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使江青知道了当年在上海的殷扬就是今天在上海任公安局长的扬帆。没想到这次见面，竞为我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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