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战局面正处在重大的转变关头。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并任命我为部长。我首先遇到的一件工作，就是派我和日本侵略军的冈村宁次总部接触。在日本投降前的两个月中，我两次去南京和日本人交锋，这一往事虽是一个小的插曲，但也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
有一天，饶漱石来找我，要我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叫纪纲的人。他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这次是南京日军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那里派他来的，说有重要信息要向我们传达。饶漱石要我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
我和纪纲谈话，并从多方面查证中了解，纪纲确是我们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为职业作掩护。在他领导下有二个重要的情报干部，一位是汪锦元，原是留日学生，布置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注：注: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以大汉好汪精卫为头子的伪“国民政府”，同日寇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密约。汪伪政权不仅把东北割给日寇，而且把察绥华北及长江下游，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这一密约被我知道公开予以揭诺后，引起全激愤，在国外也产生重大反响，对教育人民起了重要作用。)等重要机密材料。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陈汝周)，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这位日本记者后来被日方发觉逮捕了，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等同志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郑文道同志在被捕后不久牺牲。(一九八二年已追认为烈士)。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后因陈璧君等的交涉，纪、汪、陈三人改判无期徒刑，这次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从监狱中将纪纲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确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并联系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中不难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人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一九四一年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峰时期，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占领了西欧又发动了侵苏战争，同年日本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其凶焰不可一世，好象要把世界都吞食掉。但是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一九四四年，苏联已把德国侵略军赶出国境并将战线推向德国。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直捣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也在太平洋上加紧了对日本的越岛进攻，还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领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主要对手(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在粉碎了一九四二年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后，从一九四四年初已开始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形势的发展，苏联红军随时有调兵东向进攻日本关东军的可能。此时日本已经明显地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方向我们伸出政治触角，妄想试探找到一条延缓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日本人通过纪纲来搭线就是在这一意图下的一着棋。据纪纲听日本人说，过去他们曾经几次派人企图和我们搭线，均因被我一一顶回去而未能成功，最后才找到纪纲想通过他能直接找到我上层领导关系。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意图，但是交代了应掌握绝不和日本谈判什么具体问题的原则。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纪纲从南京带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我们事先的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我方首席代表是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舜国斌(军保卫部长)和我作为代表参加谈判。日本人为首的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长;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见面时这三个日本人毕恭毕敬的样子，完全不象抗战初期日本军人表现的那种飞扬跋扈、蛮横无理、目空一切的形象。对我们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我们谈“局部和平”的意向，我们拒绝了。日本人以为我们嫌来人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我们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我，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看来日本人急于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们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是比较有利的。
军部决定派我去，而且决定让这三个日本人同走，以表示我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概。行前华中局还专门开了个欢送会，与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我这次深入虎穴的行动均表赞誉，也有的叮嘱我去后注意安全问题。我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我和纪纲夫妇及那三个日本人渡江到镇扛，然后坐火车去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到南京的第二天，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以中菜招待我们。并且说，他的上级专门批准拨给四百公升汽油，作为专供我们坐的汽车的消耗之用，我们可以在南京到处转转。我知道当时日军的汽油供应已经到了非常贫乏的程度，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故意表示大方，一则为的是讨好我们，二则也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贫困的窘态。翌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在中山路原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那所大楼里和我们见面，表示欢迎，谈话中以茶点招待。我正式向他们说明，我是新四军的联络部长，是奉新四军军长的命令前来的，他主动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我们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我们先向他提出要求。我知道日方提出的这个干部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托词拒绝了。他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我们达成局部和平协议，甚至愿意让出八个县城给我们。并且还说，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有变化，希望我们将来能和日方合作来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这次谈话把日本人的意图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怕我们和美国军队合作，特别是美军在沿海登陆时怕我们支援配合美军行动。日本人想抢先一步拉拢我们，以制止美军行动。因为当时确有几件事使日本人惶恐不安，使他敏感到这种可能性。一件是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在我苏北盐阜地区上空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我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而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五名飞行员。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和洪学智接见之后，送交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部转送他们回去了。这件事，也使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开明军人，在一九四四年他曾提出美国在装备蒋介石的同时，也应装备活跃于太平洋海岸线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个主张曾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并派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并同解放区军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我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我们的支持的。当然我们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不会上日本人的这个圈套的。所以当时我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今井武夫见谈不下去，第四天又由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我们，并设宴以西餐招待我。这位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身分是不一般的。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向我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以后我在南京溜达了几夭，到处观察了一下，便回来了。这次基本上摸到了日方的意图，亲眼看到了日本上层军人虚弱而低沉的情绪，回来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
南京回来以后，时局发生急剧变化，我们情绪非常振奋，日夜在注视着这些变化，预感到最后胜利已在望。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苏联百万红军即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八月十三日，当我们听了美国广播知道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十四日，华中局立即要我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同时，军部迅速部署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随时准备入城。我和纪纲同志星夜启程，在十五日到达南京时，日本天皇也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没有直接去找冈村宁次总部，而住在我们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家里，一面派纪纲先去试探日方态度。当时日军果然开始慌乱了，纪纲见了日军指定和我们联络的立花等三人，提出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问题时，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谅解。我此时也已获悉蒋介石因恐我军受降，已下达三道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向伪军打招呼、“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实是为了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而下令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和我争夺受降，美国的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缴械。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而我也亲自看到蒋军军官已来南京。很明显蒋和日伪已经合流，将合谋抵制我之受降。在此情况下，我再去找日本人也是无益的，便在南京城里部署我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我攻城部队的一些工作，并在南京观察了日伪军的戒备情况后便迅速赶回军部报告，提供军部对南京工作方针的决策。我过江后，六合县城已经解放，我军已直达江边和南京隔江相望了。
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进攻南京的打算后，我们在南京的情报干部徐楚光同志在八月间策动了汪精卫、陈公博最精锐的伪警卫三师起义，由师长钟剑魂率领三千人枪开到六合向我投诚。以后集中在淮阴码头镇进行改编，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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