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始，敌人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盐阜区中心地区推进，我军采取分散活动避开敌人的锋芒，使他到处扑空。敌人进入中心地区后，安设了一些据点，这样敌人兵力就分散了，处于我民兵游击队的包围之中，处处被动挨打。这时我三师部队便转入进攻，在张爱萍副师长亲自指挥下，先后拔掉了阜宁县小陈集和阜东县八滩两个据点，并全部歼灭守敌。由于获得这两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敢再在我中心区存留，全部撤回到原来在主要交通线上的各据点去。这样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这是军民合作的一次伟大胜利。
在三师工作中，我和黄克诚、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接触的时间较多。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政治上很强，水平很高，文化知识也很丰富，很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在日常生活和我接触中，他们给我不少启示，对我的帮助是较多的。黄克诚师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是十分严肃的，记得一九四三年万余敌人大举扫荡盐阜根据地，三师师部从阜宁县转移到盐城东面海边的斗龙港北岸。一天晚饭后，我跟他出去散步，他看到港里停着几艘大船，他查问船是干什么用的?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在场，神态诡秘地说:“是我们准备着的，斗龙港南岸是苏中根据地，敌人如冲过来，我们就乘船去苏中区暂避”。黄师长听了勃然大怒。他说:“你们都去吧?我不去!华中局指定我们的防区是盐阜、淮海两地区，敌人来就坚决打，和他周旋，怎么可以逃出防区去躲避呢?"吴法宪还强辩说:“我们马上可以回来的”。黄师长严肃地高声说:“过去一分钟的权利也没有”!他这种坚定的革命气概，使我深受教育，张爱萍副师长当时只有三十三岁，是经过长征的青年将领，又是学识丰富具有多种兴趣的儒将，他当时就会摄影和冲洗技术，和他相识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愿意和他交谈。他在“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曾调到党的江苏省委任军委书记，我一度也在军委领导下工作过，但那时我们役有直接接触过，也互不认识。在三师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是值得怀念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三年的十月，突然通知我去军部所谓“开会”。当我赶到淮南盱眙县军部后，饶漱石扳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要对我进行政治审查，就当场逮捕了我。开始我摸不着头脑，怎么把共产党员当敌人对待呢?后来从审查我的同志的审问中才逐渐了解，原来是为了审查我的历史。特别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工作时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的问题。我先后被关押在淮南地区盱眙县的黄花塘和小李庄的农家小屋中，日夜由部队战士看管，陋屋破烂不堪，生怕我逃逸，先手铐，后脚镣，把我当成个重要犯人看押。华中局成立一个审查我的小组，组长饶漱石，组员有城工部长刘长胜，情报部长潘汉年，三人轮流审问我，我知道当时陈毅同志不在军部，已去延安了。
我被捕后，饶漱石第一个亲自出场审问，奇怪的是饶的审问根本不查我的历史，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我气愤地回答他:“你如把我当作党员干部的话，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把我当作敌人，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饶漱石当即语塞，他知道问不下去，就训斥几句走了。
当时饶漱石是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我听说他曾蓄意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闹矛盾，专门召开会整陈毅同志，后来人们称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远在三师任保卫部长，对他们之间的事根本不知道。在盐阜区时，因在陈军长直接领导下负责“文化村”的工作，接触较多。我对陈军长是很尊重的，后来调到三师保卫部工作后我和军长及饶就再无接触，说我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无非是把他自己所作的不体面的事，妄图嫁祸于人罢了。
后来潘汉年同志来审问，见我戴着手铐，便说:“上了手铐如何写东西呢?”因此，给我下了手铐。后来我写信给饶漱石锐:“天太热，戴着脚镣无法洗澡，现在替我下镣，天凉些时再戴上。”但是，饶漱石没有同意，说这个案子是从中央来的。一天，突然降暴雨，我被关的那房屋既漏雨也裂缝了，我请求是否搬个地方，战士请示领导也没有准。幸好看守部队的一个二班班长叫我挪到另一间屋里，一忽儿原住的房子就坍塌了，我幸免于难。
对南京戏校时期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的问题，那时我虽还不是党员，但一直在地下党唐守愚同志指导下工作，自己清楚，我是无辜的，但经过再三解释，都无济于事。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区回来，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后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材料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一天，看守部队的教导员来叫我时，我正在午睡。他进来说:“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接着，饶漱石进屋就握住我的手，显得尴尬的样子说:“我没有话讲了，我没有话讲了。一句话，组织上错了，你没有错。”又说:“如果那时你乱讲的话，倒会惹出麻烦来”。这次共被关押了十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中，有一位同志被说他是cc派反革命而受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南京戏剧学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介绍的。就这样把我也牵连上了。
本来众所周知，“救国会”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但是当时在延安负责审干的是康生，这一情况，到康生手里，这个在抗战前后起过很大作用的抗日组织，竞被说成是与国民党cc有关系。康生通过逼供信的材料也认定我是国民党cc分子。康生随即通知华中局将我逮捕审查。我以前还总以为这件事主要是康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偶然失误，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对康生(还有和他狼狈为奸的江青)的本质的揭露，不得不使我联想到我这次被捕的原因，很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江青迫害的问题时将一并来谈。
我被关押审查期间，还有一件难忘的趣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个干部，装着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同志审阅。潘看了我的诗词后写了一首绝句，由该“犯人”带给我。其中有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是“巨眼谁复识英雄”。诗词中暗示了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得诗后颇为感动，先后写了两首诗答谢潘汉年同志。一首题为“读赠诗有感”(谢友人问):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以后还另写过一首题为“赠汉年”的诗:
沪滨私淑倏经年，几度神驰百粤边。
啼笑皆非怜此日，殷勤慰我铁窗前。这有趣的往事，使我铭刻在心，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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