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志士抗日先锋——我所熟悉的马耀南(文/孟昭进)

北旺马门 发表于2017-10-12 20:08:33

马耀南同志是我中学时代关系密切的同学,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又是协同作战的战友,在我们同辈人中,他既是益友,也是良师。

中学时代的马方晟

1920年,我17岁时,由家乡齐东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省立一中。在那里认识了长山同学马耀南(那时他叫马方晟)。我们同一个年级,他是一班,我是二班,同在一个楼上,教室紧挨着,常在一起活动。

马方晟同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生活俭朴,性格坚强,善于独立思考。当时的一中,是名牌学校。当时山东学界有一种说法“一中六中到北大,去美国是哥伦比亚。”校长孙继丁(炳炎)就是留美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我们都以能上一中为荣。正因为如此,不少钱势之家,都争着将子弟往一中输送。这些人锦衣美食,有的还车接车送,农村来的学生跟着效尤,也拼命赶时髦,一时浮华之风颇为盛行。只有马方晟安常蹈素,一身朴素穿着夹杂于纨祷子弟之中。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穿的旧式的土布上衣,乡下的折腰长裤,圆口布鞋,冬天还扎着腿带子。别人取笑他,他也不在乎。我也是农村学生,起初还真有点自惭形秽,看他如此,也就心安理得了。

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外地学生都在附近饭馆里吃包饭,每月3块大洋。饭食很简单,每顿饭一碟菜,两个馒头。别人都另花钱加菜,马方晟从不增加花样,也不挑剔饭菜优劣,往往是坐下就吃,吃了就走。我俩在一起的时侯比较多,有次我对他说:“有人笑咱是小气鬼,守财奴。”他一笑了之。以后他说:“欲成其大事,而耻恶衣恶食者,此不足与议也。

马方晟沉静寡言,朴实端方,小事上从不计较,学习上却从不放松。如果说他对衣食从不讲究,是低标准,那末他对知识的追求则是高标准。每次考试,我们俩都要比名次争上游。我们的戒律是不准下来前三名。他常给我念的两句诗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的文科基础比较好,但不如马方晟全面发展,几门主课他都学得很扎实,而且画得也好。他的美术作品常选在学校的壁报上张贴,水彩画很有根基,连老师都替他叫好。别看他在生活上不滥花一文钱,但他却大手大脚地买书。他买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除了自己买书看书外,一有空闲,不是钻图书馆,就是坐阅报室。他读起书来,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他读了书,喜欢把自己的心得说给我听。学校西边大院,东边的运动场,是我俩经常纵横谈论的地方。他阅读面非常广,懂得的道理也非常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是他津津乐道的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精彩的论述还作了笔记,他日记本上写道:“读梁任公之书颇令人高兴,几乎无文不使人拍案称道。”他不喜欢在游逛,娱乐上花费工夫,几乎一天到晚和书本打交道,所以他是学校出了名的“书呆子”。

一中在校长孙继丁掌权的时候,搬用不少美国的教科书,对学习英文也特别重视,一中的英文水平是较高的。马方晟记的词汇特别多,读课文很流利,在班上首屈一指,受他的影响,我的英文水平也在二班独占鳌头。慢慢地,学校开的英文课已不能满足我俩的学习要求,就商量着同去教会办的英文班进修。 

教会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文绍祖是孙继丁的朋友,他常到一中来联络,还有时辅导学生搞文体活动,我们常跟他接触学会话。他就是青年会英文夜校的老师,教学的除文绍祖外,还有美国人赫尔和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忘了)。这些人中国话说得很好,为了他们的目的和需要,教学很热心,要求很严格。马方晟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常常受到赫尔等人的夸奖。

 英文夜校晚上上课,学习两小时。我们吃了饭就从学校出发,从贡院墙根,经布政司街、西门、估衣市、普利门到青年会,9点多再回来,往返十多里路程,始终如一,风雨无阻。两年下来,学业大进,达到可以看英文原版书的程度。

马方晟有一本《英文字汇》经常装在衣兜里,随时翻检,划满了各色符号。比记单诃是我俩常作的游戏。同学们有疑难,就找马方晟,他不用查书,就可以匾答你的问题。日子长了,好心?的誉他是部“活字典”。刻薄的说他是英文“字篓子”。

我们学英文,说英语,有人讥讽说:”学洋文,以后可以当洋奴,发洋财。”我听了很不平静,他却说:“学一种外文还嫌少呢,将来应该多学点。当洋奴得有奴性,咱有吗?恰恰相反,学了外文才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正是为了中华振兴,不当洋奴!”说起来,马方晟人小志大,他有很高的判断力,是一个清醒的爱国者。记得有一个星期天,青年会有讲演,我和他都去了。山东省长熊丙祺戴着一副黑墨镜在会上讲了话,说的是美国捐助鲁西修路,美国人如何好,要中美合作,中美友好等,说完走了。接着出来一个美国人,对这项“善举”大吹大擂,极力夸耀。末后一个在檀香山的广东籍华侨,又将美国的开明政治,优待华侨的政策渲染一番,场上掌声迭起,气氛活跃。回来的路一上,马方晟却心事重重,一言不发。我试探地问:“那个广东人说,的可能是实话,华侨在美国很不错。”他冷冷回答说:“乐不思蜀。美国再好,反正我不去住!”我又说:”美国帮助修路,又不附加任何条件,总比别的人侵略中国好吧?”他说:“也有他们的目的,花钱买好,不然,何必夸耀l”又说:”中国接受外人帮助,说明我们不行,什么时候中国能去帮助别人就好了。”听了他的话,我也陷入到深沉的思索中去了。 

在当时,徐世昌当总统,帝国主义侵吞掠夺,封建势力割据纷争,国势日下,民怨沸腾。有志的青年学生,绍延“五四”余绪,忧国忧民,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马方晟关心时事,立志革新,且以推翻专制制度,打倒贪官污吏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认定中国必须振兴,社会必须改造。还认为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一概不能依靠,只有我们青年学生方是祖国的希望。自己应该是其中的中坚力量。他曾激动地对我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当今之世,我们必须负起历史赋予的重责。”言下颇有救亡扶危,舍我其谁之慨。   

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多方面地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胡适提倡白话文,到济南演讲两次,他都去听了,开始写起了白话文。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到济南讲学,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一个美国人(名字忘了)到一中演讲德谟克拉西(民主)问题,更使他感奋非常。他认为民主是对付专制主义的枪弹,是医治社会弊端的良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学着讲演人的姿势,叫我别忘了by the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这几个词语的含义。直到现在,我还有很深的印象。

自从听了著名学者江亢虎讲演之后,他大量地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他参加学生组织的“励志会”、“自治会”,不久,又参加了由一中高年级同学邓恩铭发起的一马克思主义学会”,这个学会没有挂牌子,由一中和第一师范的10余人参加,在贡院墙根的教育会活动数次,主持人除邓恩铭外,还有张新垚。

到了二年级,即1921年,一中校长换成了青州旗人完颜奎祯。他是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属于守旧派。他一上台就换掉了一部分教师,把孙继丁的一套也改了。国文教员换成号称“压山东”的博山人蒋先生,讲《论浯》、《孟子》、《左传》、《史记》等。马方晟对这一套很不满。他对我说:“这些老朽,教我们温柔敦厚,学东方朔,董仲舒,没看什么时候,还拉咱们作古人!”其实他自己的国学基础是很好的。

马方晟在学校,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一旦激情外露,却又像一团烈火。

1921年,日本人在胶济线无理殴打中国人,还在周村、济南一带卖大烟,肆行无忌。军阀政府不敢管,这激起了学生的极大义愤。由一中发起,联合正谊中学,育英中学和法政专门、农业专门等学校的学生到省府请愿。当时一中的学生领袖有邓恩铭、王维明、王广恕、李珩、牟金泉、李经尧、高克文等人,马方晟是积极推动者之一。山东督军田中玉不敢露面,找一个人出来胡乱搪塞,还替日本人开脱罪责。马方晟很气愤,他说j。纯粹卖国政府,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反日、仇日,得踢开他们l”他写道:“时而思及日本如是逼我,不以岳飞痛恨金朝之心为心,何足以作现在之中国青年乎?”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学校罢课,举行抗议示威,组织“十入团”走上街头,声讨日帝罪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马方晟在普利门激昂慷慨地登台讲演,从早到晚,直讲得口千舌燥,声音嘶哑。他还带领“十人团”到商埠一带查封日货,东跑西颠,忙个不停。他所表现的爱国激情,他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使同学们暗暗吃惊。所以有人说他是学生运动的“疯子”。

学习上的“书呆子“,英文课的“字篓子”,学生运动的“疯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方晟学校生活的实际,概括了他学生时代的形象特征。但最主要的是他立志振兴的远大抱负,是他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是他对外强侵略的满腔仇恨。

 1923年,我学完中学三年级(那时中学四年,不分初高中),考上了北京朝阳大学,和我的同学马方晟分手了。一年后,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这以后一直没有见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才又铁马戎衣,战地重逢。

抗日前驱马耀南

1927年,我从朝阳大学毕业后,考入冯玉祥主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七七”事变前,我在南京军事委员会跟冯玉祥干谍报参谋。抗日战起,我回到齐东,组织抗日义勇军。在分别了十四、五年之后,我和我的老同学马方晟(这时叫马耀南)相逢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马方晟是我所尊敬的同学,马耀南是引导我武装抗日的前驱。他一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一、一军孤悬亟待握手

卢沟桥事变以后,爱国军民热血沸腾,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我作为一个青年军官,壮怀激烈。在当时真愿意赴敌拼搏,效死疆场。看到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大片河山沦于敌手,痛心疾首,心情沮丧。

1937年11月,我离开冯玉祥回到济南。韩复榘的手枪旅长是我的同学,这时候,他们行色匆匆,准备撤退,拿的是河南地图。我只好摇首叹息。在省城不可作为,接着就回到齐东家里。齐东县长梁仲泉,是我的老相识,商河县长石玉嵩,是在朝阳大学的同学,找他们了解地方形势,打听附近抗日的消息。可他们心慌意乱,组织民众抗日这些事,已无暇顾及。

我只好又在回乡的同学亲友身上打主意。我想,孤掌难鸣,总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作帮手,我们麻姑堂有个王次方,他是曲阜师范毕业的学生,我小学时的同学,半年前从青岛回来,好多人都说他是共产党炸弹。我是主张爱国一家,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主张抗日,又会打仗,是可以帮助我的力量。、我去找王次方,他说:“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群众都有抗日保家的积极性。枪地方上有一些,可以集少成多。缺少的是干部,要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担当。”我说:“真拉起人来,没钱没粮怎么办?”他说:“在乡绅财主身上做文章,我们可以派抗日捐。”就按照这个粗略的计划,我俩分头去找自己的熟人串联、酝酿。

我的亲戚、同学,多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有的当了区长、队长。不是区队长的,也有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武装。这些人看不清形势,游移逡巡。12月21日,日寇过了黄河,地方乱了。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和黑铁山起义,对推动地方的抗日运动,发生了积极影响。1938年1月中,就在我家里,邀集商会会长,中学校长、区长,还有几个老同学聚会,表示我的抗日决心,说了我的计划、主张,并当场把我家的七、八枝枪献出来。这时已有相当酝酿,大家都纷纷响应,愿意把自己控制的人和枪交出,组织一支统一的抗日武装。推我主其事,下分六个区队,共约五,六百枝枪,定名为“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我任总司令,张复乾任副司令,王次方任政治部主任,韩西成任参谋长。以下叫区队司令。

部队成立后,占了县城和青城,还放了齐东县长田椿亭。这虽然是闭门自封,但在当时,对于鼓舞士气,扩大政治影响,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一军孤悬,终难持久,深怕日伪合围上来。当务之急,除了加强部队,就是亟求连手,摆脱孤军作战的危险状态。

我首先派人去武汉找冯玉祥。不久,冯玉祥派吕洗尘、刘日桐带着他的信来了,给我鼓励一番之后,特别嘱咐我和友军搞好关系,军队要带好,严明纪律,取得民众拥护。还说,如有困难,可找徐州五战区长官李宗仁,他已通过蒋介石给李打了招呼。我派王次方去徐州,李宗仁没接见,他的参谋长说,相隔太远,不好指挥,也不好接济,叫去曹州找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王次方到曹州时,沈鸿烈劈头就问:“是孟某人叫你来的吗?他是哪路英雄,自己放县长,自封总司令!”言下对我们的作法甚感不快。王次方曲意逶迤。沈鸿烈怨气难释,还是一句话:“没法支援,爱莫能助。”末了总算发给了一百颗手榴弹,还是看李宗仁的面子。

这头已无甚指望,我们就四出打听联络抗日部队。听东乡来的老乡说,长山的八路军在陶唐口打鬼子,在周村、长山一带很活跃,司令是马耀南。我就派人去联络,回来的人说,马耀南就是马方晟。还有邹平一中的同学张景南、高竹筠也在马耀南部队,欢迎我部与他们联合。我听了喜形于色,真像是沙漠中看到了炊烟,深山里听到了樵歌。在屋里转了两圈,搓着手说:“马方晟有胆有识,当今英杰,太好了,他能做一番大事业。他一定能帮助我们。”这以后,我学着马耀南部队的办法,将队伍分散打游击,我带着一部向东运动,想接近马耀南。从大临池往东,到了长白山醴泉寺,在范文正公当年读书的地方呆了一天,也没有和马耀南接头,日本人打来了,我又把队伍拉回到章丘西梁镇、辛家寨。我又派一中的同学高克文带着我的信去面见马耀南,马很热情地给我写了回信,还派李子久等两个人来,.约定2月21日我俩在明家集见面。

二、明集会见两部联合

邹平的明家集,地处两军之间。2月21日前,都作好了准备。为了不暴露目标,约定会见的时间在晚上,地点在庄北的庙里。部队在原地不动,各人随带一个警卫连,各七、八十人。我求见心切,唯恐其迟,提早动身,却没想到,我到明家集时,马耀南已在迎候我了。

两人见面时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故旧深情,几忘形骸。我们跑着握手,全忘了都是司令的身份,也忘掉了战地奔波的辛劳,我们又像十多年前的少年同学一样会聚了。

“昭进别来无恙乎?”马耀南笑闻。

“方晟吾兄康健。十多年不见,岂不叫人想煞!”我答。

好都由都?”(英语,“你好!”见面时的问候语。)‘“好都由都”?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周围的人看我们的样子,也不禁笑了起来。

我俩都没穿军装,马耀南穿一件棉大袄,戴一顶土耳其帽子,仍然是英姿飒爽。我说:“当年的彬彬士子,转眼成了沙场英雄,变化真大呀”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敌当前,不得不尔。……不过我是齐竿滥吹,不像你受过正规训练的地道军官。”“还记得不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我学着他当时的语调说。

他拍了我一下,笑答道,“志大才疏,也不顶用,尽力而为吧!”又说j“那时候年幼无知,夸夸其谈。现在知道了,靠少数人不行,成大事要靠群众。”

到屋里,已灯火通明。我们还是不顾旁人,各道契阔,问长问短。会见的气氛不用说是真诚而融洽的。折入正题的时候,我说:“今天见面,期待已久,我是来诚心求教,您可得给我念念真经。”马耀南说:“哪里话,我们是兄弟部队,合作抗日,论人数,你们更多。再说我是外行,全凭几个老红军撑腰。”

当我把部队的组成经过,目前状况,存在问题详细地述说以后,他都诚恳地给一一指点。大致是。以游击战为主,能分能合,打游击人数宜少,目标要小,出没无常,要熟悉敌情,有利就打,打了就跑,。部队要有战斗力,士气要高,政治工作很重要,你可以训练一批政工干部,你们部队成员复杂,不像我们以学生为主,要分别情况,有基本力量,还说张二拉子(副总司令张复乾的绰号)能说不能干,打胜不打败,不宜重用,部队要在群众中扎根,要老百姓拥护,赞成你的多,反对的少就好了。

会谈到后来只有我们两个人,兴致勃勃地直谈到中夜时分。末后我说:“地区不同,不好合编,您给派干部好不好?”他笑了笑,说:“我有什么干部,以后多联系就是了。”

 这次会见,确定了两部的联合,还商定了下面几件事.

(一)明家集成立两军联合办事处,马部代表李子久、高竹筠,我部代表高克文,次日就找房子开始办公。(二)两军联防,以大临池划界;(三)两军联合打邹平。

会见完了,依依惜别,互道珍重,趁着黑夜,各自回营。

三,光复邹平并肩战斗

有了与马耀南部队的联合,才有了一种安全感,看到了新的希望。明集会见后,士气高昂地开始了打邹平的战前准备。

当时的情况是,邹平处于长山,齐东之间,一直为敌伪占据着。自成立起以刁谋为首的维持会后,日寇驻城部队转移至邹平与周村之间,重点保护道路交通。因防范严密,抗日部队绝少进入这一区域,造成稳定安全的假象。到2月中旬,通往章丘路上的汽车日渐稀少,驻的日寇向外地调动,邹平防守空虚,只有维持会的汉奸队把守。

2月28日,马耀南司令带部队包围邹平东关和东北方面,我带部队到城西北占据苇家,前城,后城及代溪河西岸。午时,信号一起,同时由东北和西北方面发起进攻,汉奸队抵抗一阵,一看火力很猛,又听说有马耀南部队,赶紧撤退,向周村方面逃跑。马部追出10余里,我部也追至黄山以南。当时的计划意在驱逐敌伪,占领县城,所以没有全面包围,避免相持太久引来日伪增兵。

大队进入县城后,撕下膏药旗,换上国民党时的旗帜,老百姓奔走相告,额手相庆。他们走出家门,涌上街头,箪食壶浆,慰劳我们,有的则忙着去砸维持会的牌子,引着部队套抄敌伪财物。街头上抗日的标语五颜六色,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沦陷了两个多月的死城,顿时充满了生气。

马耀南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视群众宣传,部队情绪活跃,纪律严明,.军队素质与我的队伍有很大不同。   

依靠民众抗日的力量,使敌伪控制下的邹平县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对群众的抗日热情,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从地理上说,拔除了这个据点,长山到齐东的抗日区域就可以连片打通,更有利于两军的联合,更有利于军队的发展运动。

邹平解放后,我让马耀南提名任命一个县长,以便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地方后援队。马则主张由当地找一个合适人选,拖了半月,没有选成。以后都忙于战斗,作为权宜之计,我委任程雨亭当邹平县长,由于形势的变化,搬到辛梁镇办公。以后邹平又被日寇占据,我们就采取游击战,与其周旋。3月的一天,我派出的一个大队,在西门外打埋伏,截击并缴获两辆军用货运汽车,将车上的3个敌人全部打死。

四、部队整训.以马为师

几次战斗行动,暴露了部队的很多弱点,攻打邹平,亲自看到了两支部队的差距,我决心以马耀南为师,按他的意见,对部队进行整顿。首先我办起了一个军政训练班,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其次注意领导成员的质量,提拔那些抗日热情高的勇敢善战的人员,排斥那些老奸巨猾的土顽乡绅。为搞好训练,我叫王次方到马耀南部队去学习经验。王次方却说:“八路军的办法我都知道,共产党的中枢在鲁南,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联系。”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年3月,就派了高子明、宋子进、张士杰等10多名干部到沂水接受训练,以后又派郝本水等第二批和吕洗尘等第三批去。当时省委书记郭洪涛还派孙汉卿到我部来工作。他们带来了许多宣传品、小册子,我叫政治部翻印,并将他们分派到连、营去开展工作,还组织话剧团,唱抗日救亡的歌曲,组织军民联欢,开展官兵游艺等活动,部队的政治气氛有了很大改善。

这时,部队还在不断扩大,附近济阳、历城等地的地方武装,成营、成团地加入,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实力派,对部队的这种作法,心怀抵触。如张复乾、韩俊夫是反共顽固派,翟玉蔚是章丘的土著力量,固守地方主义。他们口头上抗日,骨子里反动,反对国共合作,仇视共产党。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另搞一套,对王次方光找别扭,对我则阳奉阴违。就在两军主力联合,亲密团结的时候,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摩擦事件。

4月,明家集联合办事处商定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扩大活动区域,向铁路以南发展,马部进入章丘后,与驻守在章丘东南的.我军翟玉蔚、韩俊夫、张复乾支队为筹划给养在方山、绵羊山、十九郎庄、三山峪一带发生冲突,以致鸣枪示警,仇骂不断。这样对峙了三、四天,虽然没有激烈战斗,双方无甚伤亡,但枪声不绝,局势非常严重。表面原因是说马的所属部队要粮款欺压群众,本质原因却是翟玉蔚等把章丘看成是自己的地盘,排斥马部进入。

我得到消息后,急到十九郎庄去调停,我住在同学孟月楼家,命翟玉蔚等下令撤兵,举行双边谈判。翟等振振有辞,不同意撤。正好这时,明水谍报员送来情报,说明水日寇已经开来,谁备抄我后路,翟等才同意离开。仓促之间,也没有通知马耀南部,我们日头偏西退到相公庄,日本大队人马开来,还有飞机大炮,使马部遭受袭击,蒙受很大损失。

这件事使我气恼,我觉得没法向马耀南交代。事后,我怀着歉疚的心情,派人到马部负荆请罪,赔礼道歉。马耀南同志宽宏大量,以大局为重,承认是场误会。还说,对部下失去约束,他也有责任。于是言归于好,明家集办事处不受这次冲突影响,照常恢复办公。

 作为这次事件的教训,我增派了政工干部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在部队不准建立国民党支部,进一步开展团结抗日的宣传。

五、辅车相依转危为安

1938年五、六月间,马、我两部都遇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捣乱破坏,他们从内部和外部施加压力,竭力想拆散两部的联合。山东CC派头子秦启荣派孙子元率领的警卫梯队,进驻章丘刁镇,向我部打进一个楔子,还与日本人暗通,指使汉奸队不断地向我军扰乱。孙子元公开反对共产党,辱骂马耀南部是“共匪”,骂我部团结抗日的政策是投降共产党。企图插手我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秦启荣还派黄法章,董拱如改头换面打入我军内部,名为帮助工作,实则伺机挑唆,制造混乱。

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对我部不但不予支持,还说我是赤化分子,不承认我们委派的县长,派专员梁建章带领几个县长进入邹平、长山、高青、齐东,章丘各县抢夺政权。博兴县的周胜芳也与我为敌,乘我不备,袭取青城,夺我三、四百枝枪。

面对这样严重情况,依靠两部坚定的立场和紧密合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马耀南的大力声援下,我派部队突袭了孙子元,赶他到商河。把专员梁建章抓到辛家寨,软禁半个月后,押解出境,把黄法章等驱逐,把章丘秦启荣的特务队高松波,程学通赶跑。

1938年6月,马耀南部队在酝酿改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的过程中,张景南、高竹筠这些代表邹平地方势力的队伍约2000余人,在沈鸿烈的支持下,准备脱离马耀南,曾派人到我部联系,表示愿意加入我部。为保持马、我两军的友好关系,我毅然地拒。绝了张景南、高竹筠的要求,并将情况通知马耀南,使沈鸿烈的挑拨阴谋归于失败。

这一段时间,我部所处的环境很险恶,内外交攻,士气低落。如果没有马耀南部队与我军的坚定联合,没有马耀南的支持和声援,很可能被支解分裂,前途很难设想。正是因为两部的紧密团结,我们才战胜逆境,转危为安。国民党顽固派没有搞垮我们,我们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将他们的种种阴谋戳穿、击败。

六、攻打济南协同配合

约在1938年7月,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带着3个正规师进驻新泰、蒙阴一带,声称支持地方抗日,石友三还代行山东省主席职务。石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与蒋一介石矛盾很大。蒋派他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想引起他与八路军的纠葛,借刀杀人。石友三心里有数,所以在到山东以前,就通过中共长江局要求派人到他的部队来担任政治部长,以便取得信任,搞好共事关系。周恩来同志就派张友渔以进步教授身分到石部工作。

我是西北军出身,又是石的老部下,跟着他三、四年,当过营长、团长和教导总队长。听说他来山东领导抗日,很受鼓舞。我派张国栋到鲁南去找石友三,他约我去跟他见面。7月下旬我去了,他对我优礼有加,热烈欢迎。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话,把我介绍给张友渔。我将部队情况和与马耀南部队的友好关系作了详细的汇报。张友渔问了问我在朝阳大学时的情况,然后针对我部的情况作了些具体指示。他说的要点是:现在各地方都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当前有困难,形势很好,现在看,数你们的摊子大,人数多(这时有一万余人),对你们的希望也大,部队成员复杂,要把军队掌握好,得抓好基本队伍,与马耀南、杨国夫领导的三支队要加强战斗团结,他们有很多长处,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要搞好抗日宣传,发动群众,这样才基础牢固,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张友渔态度真诚,说理透辟,令人心悦诚服。在那里,我参加了出石友三、张友渔主持召集的有山东各地20多个游击司令和鲁东几个专员参加的龙亭会议。这次会议,马耀南没有参加,三支队的代表到晚了。

龙亭会议主要议题是汇报情况。石友三代表武汉行营作抗战部署。会议开了7天,头几天进展顺利,林浩报告了自己部队抗日的形势,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秦启荣飞扬跋扈,站起来大放厥词,说他代表沈鸿烈和蒋介石,他在山东有40万军队,可以包办抗日,用不着共产党,还诬蔑林浩在吹牛,话说得好听,不怀好心,打抗战旗号来夺权。末了宽蛮横无理地要把共产党请出去。秦启荣说完,林浩站起来,针对秦的话进行了严厉驳斥,言辞激烈而又头头是道,甸甸都说到点子上,既争取了在场群众,又着着实实地打到了秦启荣的痛处。我真佩服林浩的好口才。会场上的林浩头发很长,人也精瘦,一身乡下人打扮,是一副长期过艰苦生活的形容。他的话音一落,跟着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对秦启荣一向不满,当场表示反对秦启荣,还有几个代表与我意见.一致在一片反对声中,秦悻悻地退出会场,弄了个自找没趣。龙亭会议结束后,临走前,我又去找石友三,他和张友渔商议后,封了我个“六十九军先遣第二梯队少将司令”的头衔,发给一万发子弹;一部手摇式电台,还给我派了袁也烈、付家庚(外号付大炮),张霖之费修业,吴铎等十几名干部。对他们这样大的支持,我真是大喜过望,受宠若惊。

回来不久,8月8日,石友三就以第十军团司令名义给我下达命令,要点是:顷接武汉,行营电令,为配合保卫大武汉,全国抗日军民.应一体实行总动员。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纪念日,集中力量,发动进攻。责令第十军团所部,袭击济南驻守之敌,破坏境内,铁路交通,制止日军南下。为此,命令你部迅速作好战斗部署,于8月13日拂晓前由东线向济南进攻,同时完成破坏胶济线由周村至龙山,一线铁路、桥梁之任务。东线攻城部队由六十九军先遣第二梯队与马耀南所部三支队协同组成,任命孟昭进为东线战地总指挥。协同诸军,业已同时下达命令。

接到这道命令后,我即连夜召开会议,抓紧作战部署,挑选三个团和四个独立营的兵力,多发弹药、给养,进行战地实战训练,准备投入攻城战斗。留下四个支队,贫段承担破坏铁路之责。与此同时,派人与马耀南部联系,约定由按部子南面担任主攻,马部由东北翼进行战斗配合,战斗区域在黄台桥、板桥一带。马耀南同志顾全大局,派出一个加强营协同作战,完全同意我的战斗部署,还写信支持鼓励。

 8月11日马、我两部同时由原地出发。我带领部队,共6000余人,秘密向济南方向运动。12日晚进入济南以南山岳地区和锦绣川一带城外攻击阵地,指挥部安置在兴隆山南商家座附近。马舔同时到达平陵城以西地区。12日傍晚,我在西泉沪召开的营团长以上会议上,下达作战计划,期以13日6时以前作好一切准备,16时准时发动进攻,严令部队按时出击,如有失误,军法无情。这天夜里下起了大雨,雷声隆隆,水流成河。战士们在雷声中投入战斗。平明雨止,兵临城下。13日8时,我赶到千佛山高处庙里,听取战斗汇报,10点钟,黄台桥一带枪声密集,马部与敌伪发生了激烈战斗。午时左右,南关、城里,炮火连片,礴烟弥漫,接着东关起了大火。部队在激烈的战斗中艰难地向前推进,日暮时,有的进到了西门大街,有的前进到商埠以南。指战员作战勇敢,但缺乏攻城经验,伤亡很大。

战斗中,队伍得到了城内居民大力的支援,出瑰了军民血肉联合、配合作战的动人场面。大街上群众从家里将木料、石块等运出堆放,截断交通。有的则将坐椅、板凳等从楼台、窗口撂下阻挡敌汽车行进。有些青年男女自发地出来,甘冒枪林弹雨进行战地救护。临近的住户则将伤员运到自己的家里包扎。许多老年人还在战火纷飞的险境中,给部队送饭送水。也有的拿起伤员的武器,参加了战斗的行列。军民同心,同仇敌忾,激情可感。可歌可泣。

入夜,我叫部队固守阵地,凭借黑夜扩大战区,掩护撤出伤员,分派特务团分头支援。根据战斗形势,另派一个营到段店北,隐蔽射击,封锁机场车辆出入。又派参谋王明德到黄台桥与马部联系。

14日,战线缩短,在城关商埠一带与敌周旋,连续巷战一整天。至晚,战斗部队已十分疲劳,决定撤出战斗,到赐儿山、橛山以南休息。

15日,敌人加强了防守力量,我决定留特务团掩护,让其他的撤至东西彩石和大小龙堂。。十八、九日返回章丘防地。同对,马部也撤至龙山一带,我部后撤时,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对出城之敌进行阻止射击,掩护大部一队安全转移。

这次战役,我军伤亡共四、五百人,也予敌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马、我两部还将从金岭镇到龙山的400铁路全部掀翻,主要桥梁全部炸毁,拖住了济南之敌无暇南顾,使交通运输陷于瘫痪。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为保卫大武汉的全局撤出了应有的贡献。

济南攻城之战,在没有大批正规部队参战的情况下,依靠马、我两部的联合,攻入日寇盘踞的省城驻地,重创敌军,深入腹地,在居民群众的支援下,苦战两昼夜,可出可入,可进可退,这在1938年全国抗日战场上,也算是仅有的战例。

七、艰苦岁月  患难与共

济南战役后,我成了显著目标,我部也成了日伪打击的重点。章丘、齐东、邹平、商河一带,屡次受到日寇强大的军事压力。为避敌锋芒,减少损失,部队化整为零。部分主力转移到黄河南北,以游击战术不断打击分散之敌。这时马耀南部也同时向北转移,两部之间彼此照应,互通声气。经过一段的战斗,或驰骋辛劳,或战事不利时,我们就向马部靠拢,依靠他们的掩护作暂时的休整。

日寇以我为目标,日少将敌酋槎川悬赏捉拿孟昭进,对我军穷追不舍。在我军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槎川又软硬兼施,派汉奸给我送信,利诱劝降。我盛怒之下,当场将游说的汉奸枪决。日本鬼子又施出一招,将我父囚禁到惠民城里,驰书要挟,迫我屈服。这使我痛苦万分,但我想,身为抗日司令,私念一萌,必害大局,因效历史上忠孝不能两全的范例,以国家民族为重,置老父生死于不顾,更加凶狠地与敌拼搏,这时候,马耀南从精神上给了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和鼓励。1939年春节后,石友三的六十九军转向河北,石任命我为师长,留在山东指挥。我的一部分部队跟随六十九军到了河北的冀县、南官。因那里环境复杂,地理不熟,连连失利,因而人心不定,士气低落。这年4月,入河北部队派政治员郑作美找我汇报,敦促我速去整顿。

临走前,我召集留山东部队的主要干部开会,作了倚重马耀南的部署。我强调与马耀南部的关系,至关重要,依则存,离则败。我提议在我去河北期间,由王次方代我指挥,嘱他与马耀南取得密切联系,配合作战时,听从马部调遣指挥。我决定将通信营和通讯器材,包括石友三给的手摇电台交马耀南部队使用。写信告诉翟玉蔚、韩俊夫、李德昌等人让他们与马耀南部捐弃前嫌,精诚合作。还告诫他们,不论环境多么险恶,要保持民族气节,决不能作历史罪人。然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马耀南,恳切希望他不分彼此对我部予以关照,像自己部下一样进行指导和帮助,期以半年,我再回山东时,携手抗日,共谋杀敌。

我到南富后,纠集部队,诸事纷繁,对留山东部队便无暇顾及。王次方没听我依靠马耀南的劝说。自己又没有指挥能力,结果齐东延安镇一役,遭敌突袭,队伍被鬼子打散。这个王次方,我一直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他早已和党脱离了关系。共事以来,贻误甚多,用人不当这个教训,对我来说是很沉痛的。

这年秋,我在河北昕到了马耀南牺牲的消息。当时我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一段时间内,就像是走上了暗夜荒原,神无所主,不知何归。闲庭独步,中夜俳徊,遥望南天,情思依依。怀想往事,倍增忧戚。有时候郁积难抑,竟至失声痛哭。

我与马耀南同志因交之厚,故知之深,他内蕴奇志,外发才情,是时代的中坚,民族的精英。他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他应该,也能够施展才能为国家为民族有更多的建树,但是他为民族的生存,在抗日的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多么令人尊敬又令人痛惜l

马耀南和我的年纪一样大,死的那年才36岁(实际为37岁)。”抗日未竟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青年时代的志士,民众抗日的前驱。马耀南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将永远地怀念他,人民将永远地怀念他。他是青年学习的榜样,振兴中华的先觉,反抗侵略的英雄。马耀南同志的光辉业绩,将名垂青史,世代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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