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底，春光明媚，惠风和畅，鸿雁已经北飞。这天邮差送来双挂号的信，信鼓囊囊的很厚。打开一看，原来里边除了一张信纸，还装着一封信。母亲拿着信到后院找周先生读，第一张信纸上说奶奶身体挺好，不用挂念。又说哥哥还活着，从东北向老家邮了信，现在转给母亲，让母亲想办法去接哥哥。周先生把哥哥的信读给母亲听：“母亲，我被日本人抓到了辽宁省阜新县崔家煤矿当劳工，因煤石砸了脚，现在不能干活，也不能走路。他们不要我了，也不管吃饭。我没盘缠，不能回家。快来救救我吧，儿很想你！”听罢信，母亲又是惊喜，又是难过。喜的是儿子还活着，有信了；难过的是儿子才十六七岁，受了多大的罪啊！
这消息全家高兴，全院高兴。第二天问清楚阜新离奉天有多远，怎么走，又从互助会取出了钱，带足了路费。第三天就踏上了接哥哥的路。阜新离奉天三百里地左右，通火车。来回三──天，费尽了周折，母亲终于找着了崔家煤矿，把苦命的哥哥救回来了奉天。
哥哥右脚肿得象发面馍馍一样，脚面砸破的地方汇了脓。头发很长，身个长高了，可是瘦得皮包骨头。只是两个眼睛显得大了，忽闪忽闪的，还很有精神。母亲不惜花钱，请医生给哥哥看疮，还买了肉、鸡蛋给哥哥补身子。只用了两个多月，哥哥的脚好了，吃胖了，长壮了，是一个很有力的大小伙子啦！
母亲找人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老家，一封给姐姐，一封给小站的永奎叔和月明他们，把找着哥哥的喜讯转告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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