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哭，天上不会掉钱，光生气，地下也不会出粮食。三口人，天天要穿衣吃饭，日子总得向前过呀。母亲让父亲理了发，洗了澡。以后又“约法三章”：第一，不年不节，不来亲友，不能喝酒；第二，不能每天吸一盒“哈德门”烟卷，只能吸半盒“金枪牌”，以后换烟袋，吸烟叶；第三，每天拉车挣的钱，除留下第二天需要的零钱外，须交给母亲，由母亲掌握“家庭财务”。父亲本来就忠厚，再加前些年对家庭心中有愧，所以很听话，对三条规定一一应允。
母亲给父亲换洗了衣服，还做了双可脚的布鞋。还命令父亲拉车回来，先把车擦干净。车把、车圈、车条、车棚、车灯、车喇叭、车垫、车围裙等等，都得亮堂堂的，干净净的。母亲说：“人家一看，车子很脏，车夫很邋遢，谁愿意坐你的车！”
母亲见“三不管”和“沙子沟”垃圾堆上有捡破烂的，便弄来一个背篓，做了个铁钩，每天一早领着我去捡破烂。煤核、破布、烂纸，凡是能卖钱的能有用的东西都捡。差不多每天捡的破煤核够烧的。每天傍晚到菜市，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或者买点削价的剩菜。回来择择、洗洗吃。还有一个小赵，他每天用自行车驮两个桶：一个桶盛饭店的剩米饭，一个桶盛饭店的剩菜，价钱很便宜。至于是不是卫生，我们“山东大院”的穷乡亲，谁还讲究？只要便宜就买了吃。
母亲又请人在大门外写了张“广告”：本院拆洗衣服，价钱便宜！因为这个胡同光棍汉很多，愿意花两个钱叫别人给拆洗衣服的也就很多。当时的洋袜子有的只是个袜筒，前头和袜口还需要人手加工，用针缝合。每加工一双袜子给五分钱加工费。母亲手快，晚上加工到十二点，一天最快能挣两块钱。没过多长时间，母亲就成了大忙人！
母亲是个很能干的聪明人。我们前后两院基本都是山东人。
我们院共八家：最东边是范大爷，青州人；第二家是房东王大爷，诸城人；第三家是郑培仁哥和俺家，阳谷人；第四家是李爷爷，青州人；第五家是唐大爷，兖州人；第六家光棍汉陈修堂、史玉明，堂邑人；第七家王大爷三个光棍汉，莱州人；第八家是孙大哥，是范大爷的大闺女女婿。
后院：范立勋、他弟弟范立功、还有女能人刘婶等，也都是山东人。到关外，山东人见山东人格外亲。母亲和后院的刘婶发起，成立了“互助会”，自愿参加，每股五元，多对股不限。对起钱来，三分之一放外贷，利息高；三分之一存银行，一年期；三分之一存银行活期。谁家急等钱用，就写个申请，从互助会借贷。借贷最多不超过自投股的两倍，每个月借贷户不超过两户，利按银行规定，年终按对股分红利。这样，既促使大家攒钱，又能解决个别户急用款时的困难，还能在年终分点红利。“互助会”选出三人负责：一人管账，一人管现金，一人管联络外交。这个“互助会”还真起了很大的节约理财、互惠互助的作用！
我本来对父亲很不满意：他不孝顺奶奶，也不管母亲的和叔父死活，对俺姐弟三人也没照顾，这算什么人？特别是头天晚上见到他没好感。我见他思想颓废，穿着破旧，生活邋遢，说话吞吞吐吐，活象个要饭的叫花子！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赌，不嫖，也不喝酒了，累了吸袋烟叶。一天三晌出车，天一明就走，晚上十点左右才回来。饿了啃口凉干粮，渴了喝几口凉开水，很少在外边买饭吃。拉洋车很少慢慢地走，都是拉着跑，还得跑稳当。
热天，头顶烈日，身流热汗；冬天，顶风冒雪，胡子眉毛都是霜雪。遇着过天桥、上高岗，光靠两个手根本拉不上去，还得挂带子套在肩膀上硬拉。万一遇见小鬼子或者高丽棒子坐车，不但不会给钱，说不定还骂你：“巴嘎！”甚至一个“三拼给”打你两个耳光！有好吃的，他从不自己吃，也知道疼母亲和我了。
俗话说：“败子回头金不换！”父亲变好啦。
经过母亲的努力，我家的日子也好过了，春节还给奶奶邮去了钱。我母亲成了全院最勤快、最能干、也最受敬重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