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野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决定，南京市委从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和公安学校抽调1100多名干部和学员，组成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作为接管重庆市国民党警察机构、建立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骨干力量。公安支队由二野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刘秉琳任支队长，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任政委，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办公室副主任李俊成、三处处长任成玉任副支队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段大明任副政委。公安支队于9月分批随军出发。随后，公安支队即组织人员在南京搜集有关重庆国民党军警宪特及黑社会情况的资料，整编成册，着手接管重庆的准备工作。
9月，二野从南京出发，向大西南进军。我随部队坐火车经陇海铁路，到郑州、武汉，最后到达湖南长沙。到达武汉时，正逢中秋佳节，四野司令员林彪还请我们吃了中秋月饼。
随后，二野三兵团从长沙出发，经过艰难跋涉，于10月中旬到达常德一带集结待命。在从长沙到常德的途中，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从长沙到常德，要经过沅江，那时老百姓过江都是靠渡船摆渡。船比较大，能停四五辆美式吉普车。我来到渡口时，陈锡联、谢富治已站在渡口旁，他们乘坐的车已在船上停好，等我乘坐的车上去。我下车后，驾驶员把车开上船，由于上船时冲力过大，把前面的车一辆一辆地顶到了江中。为此，我们也就停下来，用几天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11月3日，二野前委在湖南常德召开接管工作会议，司令员刘伯承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参谋长李达、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就解放西南的作战部署、执行政策和接管工作方针，先后作了报告。在准备参加接管重庆的干部会议上，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他分析了接管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系统地阐述了接管重庆和川东的方针、政策及步骤。提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的接管”，要求接管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大力动员工人职员群众及地下党的力量参加接管，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交待了团结、改造、使用、安置旧政府人员的政策；强调了入城纪律，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执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会议还请参加过接管上海、南京的同志介绍经验，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政务、文教、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房地产等7个接管委员会和1个公安部。正式任命我为市军管会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为做好接管重庆的准备工作，有关部门还从部队抽调了2000多名干部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配置在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
根据此次会议的决定，我受命筹组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此时部队已到达常德，公安支队也随军到达常德。我们从第十二军抽调了近400名干部，从第三兵团部和第十、十一军各抽调了一部分，加上从南京市公安局抽调的300多名干部，公安支队的700多名大中学生，一共1500多人，组成了接管重庆公安的主要干部力量。
11月15日，我在常德主持市军管会公安部会议，对接管工作进行了研究，通过了《接管重庆市治安肃特工作计划草案》。《草案》确定了接管工作的方针、步骤，规定“入城后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求得迅速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混乱，安定人心。对旧警机构实行即接即管，控制其交通、消防、卫生、刑警等人员，责令其急速各守职位，开始工作”。治安管理的重点“放在工商业区和复杂场所，以镇压和防止特务、坏分子的乘机破坏”。《草案》还规定了公安部内设一室四处的分工和接管范围，任命了各处长和接管20个警察分局、警察所的军代表。公安支队也即按照处、科、分局的建制，重新编队。至此，入城接管国民党警察机构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在抓紧进行组织准备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思想准备工作。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兵团首长讲解敌我军事势态，介绍重庆的情况，并邀请川东地下党同志介绍重庆敌情社情和旧警察局组织系统等情况。通过理论学习和情况介绍，市公安部和公安支队的全体同志了解了形势，认清了接管重庆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接管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增强了信心，从思想到行动逐步适应了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这一重大转变。
11月初，西南战役正式开始。二野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发起进攻，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川黔防线。我们从常德出发，进入湘黔、湘川边境的山区。这里山高路险、重峦叠嶂，加上阴雨绵绵，路滑难行。每人只有一小块油布，遮不住风雨，雨水淋湿了棉衣，汗水又浸透了衬衣，寒风一吹，冷得打抖。晚上宿营，穿着湿衬衣，盖着湿被盖，常常半夜冻醒。由于天天行军，没有休息时间，不能洗换衣被，许多同志身上都长了虱子，大家乐观地称之为“革命虫”。由于部队太多，常常找不到住房，只好睡牛棚、猪厩，甚至露宿旷野。半夜冻醒了，再无法入睡，只得起来踏踏步，跳一跳，再打个盹，早上起来一身白霜。进入新区后，一时征集不到粮食，只有买农民的红薯或玉米充饥。买不到蔬菜，就用盐下饭，有时甚至饿着肚子行军。一路上，不时还有国民党残部和土匪的骚扰和袭击。川东支队有的同志在行军途中或深夜起来解便，就被土匪绑架、杀害了。
尽管这一路行军异常辛苦，但是我却在此时认识了一个闯入我生活中的人。她性格开朗大方，做事认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接触，我对她产生了好感。她叫郭学珍，1931年生，南京市人。1949年5月，她在南京第一女子中学学习时，南京市公安学校到她们学校招生，她高中没有毕业就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进入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后来，她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随军进军大西南。到重庆后，她在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先是当打字员，后到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回到政治部搞人事工作和青年团工作。我们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1950年4月12日结婚。她于1954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到云南工作，她也随我一同到云南，先在省委统战部工作了1年多，后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1985年，她以副处级干部离休。
1949年11月下旬，三兵团迂回包围重庆市。30日凌晨，蒋介石乘飞机仓皇逃跑，国民党残余部队也溃散逃离。傍晚，人民解放军在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进入重庆市区，五星红旗插上“解放碑”。重庆成为大陆最后解放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刘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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