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县农运训练班学习
在十一月就调我到县上（在徂徕山黄石崖、作石房等村，县委、县府、县大队所在地）参加了训练班，这个学习当时是农运训练，全班50多人，学农会工作、青年工作、武工队工作、宣传队等工作。一个月学习完后，组织我们到敌占边沿区开展新区工作。
刚刚在分配时，敌人向我们驻地进攻了。我在当时县公安局接农民情报说：“泰城和旧县日本鬼子500多人，汉奸近一千人扫荡我们。叫赶快转移。但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的迫击炮已打上来了，县大队、独立营的同志全部投入了战斗。这时县公安局在押犯人五十多人，局长宣布都跟我们快向山上转移，不走的就枪毙。有十多个敌特汉奸，听到敌人炮响就是不走了，躺在地上。
局长说：“你们真的不走，顽固到底了吗？”犯人说：“我们不走了，你们也走不了。”局长下令枪毙，可是当时我们子弹太少，不能用枪毙。大队长王华同志说：“留着子弹打鬼子，用刀杀掉！”他一边和敌人战斗，一边用刀杀死十几个顽固的犯人。在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后，有位副队长英勇杀敌人，堵住了一条崖口，杀死数十个人。最后他也光荣地牺牲了。
把敌人打退了，保住了我机关的安全。第二天在（后十坞）大庙内开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后（徂徕山有九大庙宇之多，什么重军帐、上安寺、下安寺等），我们的学习班才正式毕业。这个学习班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吃的白菜、萝卜、苞谷窝窝头，有时还吃上点小米稀饭，改善生活时吃上一次大饼。睡的地铺干草，一个班在一起睡，自己家里带来的被子，有的同志没有被子互相挤着盖，早上七点早起来跑步，下午吃晚饭后，大家一块唱歌，做游戏。总之生活是艰苦朴素的，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学习是紧张认真的，互相之间亲密团结是非常之好的。
学习上课都是各部门的领导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位老革命工人刘日和同志，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讲课，讲革命故事，教唱国际歌，他是非常活跃的人。
我们的学习是流动的，是根据我们对敌斗争的形势，变换地区的，是随着机关、部队转移地点，有时候还给训练班同学任务，分组（班）到敌占边沿区作些调查情报工作，做一些访贫问苦、准备出发地区的路线等。我当时是担任班长和党小组长，晚上点着煤油灯开会，研究学员的分配方案。
我们有十二位同志分配到泰北行署宣传队，我任副队长和党内小组长。出发时间路线定好后，先各自回家一次，时间两天，我们十二人在王家庄子王曙涛家中集中。这些计划好了学习班才正式开大会总结宣布毕业了。大会县农会长主持，县长程鹏讲话，县办事处主任（即县委书记）程若晓同志总结讲话。
到泰北行署出发前后路行过程（1940年3月 至1940年7月）
学习班大会总结完后，晚饭会餐。杀了一头猪，吃的大饼（即锅饼），吃完饭后我们三人一起打好背包就一路回家了。
我们三人是：王曙涛（王家庄子）、龚子斋、刘志刚，我是水泉庄，三个村都相隔不远。
我到家后，一家人都高兴极了，问长问短。我妈叫我弟弟把大公鸡杀了，包饺子。村里叔叔兄弟、姐妹都来看我。还有亲友们都来看我。这两天，我家跟过年过节那样热闹。有的说这，有的说那，什么话都有。
年轻的兄弟们说：“你还走吧，我们跟着你去。”
有的说：“你干的是什么事，有多少钱呀？”
有的说：“是不是当兵，怎么不穿军衣，没有枪？”
有的说：“不管怎样和你一块去干，就是扛枪打鬼子更好。”
有的老人说：“别去了，在家老老实实干庄稼活了”等等。
我母亲说：“你们都别说了，叫振信说说。”
我说：“这是抗日打鬼子，是革命，我在家两天就要走了。”
有的说：“革命，革什么命？你说给我们听听嘛。”
我说：“革命就是打鬼子，为无产阶级求解放。”
我妈说：“别叫他说了。”
我说：“再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妈妈说：“最好不要再去了，要走也不要走得太远了。说着眼里就流出泪水来了，你爷爷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说：“这些事就不要再说了。”
说到这里，大家哑口无声了，谁也不再问这问那了。有的说：“我回家了，你走时再来送你，不要偷偷走了。”
我妈也知道我出去参加革命工作是好事，应该出去，但她又担心害怕，一想起我父亲她就哭。我一说走“也”她就哭了。但她是共产党员，又不能不同意，最后还是叫我去了。
我临走时，妈妈帮我把衣服包好，卖花生米给我准备钱。还说“到哪里去不要忘了妈，给妈来信”“需要什么东西，妈卖粮、卖花生，自己不吃也给你寄去。”又说：“搞革命工作，我也知道点，困难不少，千万注意安全。多和老百姓联系，要知道些敌情，还要注意各地方的汉奸、特务，坏人等等。”
我到了第二天临走时，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含着泪说：“警惕坏人。”叫我弟弟送送我。
在这时，送我的人才看见，有我弟宗振诚、宗振仁、宗振义、宗振礼、宗振智、宗振普、宗振友等等。他们把我送到王家庄子后才都回去了。
第三天（1940年3月初），我们十二位同志集中起来，具体研究了行军路线和方法问题，路经三条河，横穿三条公路，通过敌伪四个据点和炮楼，才能到达泰北行署李官庄。路经地区、村庄在何处吃饭、喝水、休息和谁接头联系都明确定好，不能随便更改。十二人组成两人一伙共六组，相隔一百公尺远，高梁叶、苞谷叶或豆叶为路标，不然就走错方向。我为前，王曙涛为后尾。每人都带好了良民证，碰上敌人尽量因此不能暴露，更不能随便打抢。路过村庄不能随便买东西，不能随便休息、掉队。介绍信由我带，中午吃饭地点山口中学，从后门进。
有个高胖老师接我们，这个人就是党组织派到学校任校长搞地下党工作的马继孔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以后，他把我们先领到会议室喝茶水。这时学校铃响了，学生们放学回家了。我们的人也都到齐了。
我介绍了情况，马校长说了一下我们走的路线和情况，并派一位老校友给我们带路，还说，你们不要出学校门，这个镇西北就是敌人的据点，敌人的密探很多，村边南、西有两条公路，来往敌人不少。一暴露目标我们就完不成任务了。他又说“你们走后，我就回泰城开会去了”。他说完话，就叫拿饭来吃，这顿饭吃得可好，吃的火烧馒头、有六个菜：一盘香炒鸡蛋、一盘鸡丁，一盘蒜苔炒肉，一盘芹菜炒肉丝，一盘油炸小鱼，还有一盘葱炒豆腐，最后一碗鸡蛋汤。他陪我们吃完后，还每人发给了四个烧饼，路上饿了吃。这顿饭我们吃得太好了，同志们说，忘不了马校长的热情接待和照顾，他一直把我们送出镇北门外（北方的村庄都有围墙，有四门），望着我们走远了他才返回学校。
我们出了山口镇后，老校友说：“又过公路了，咱们走得要快点，一是注意泰安城和上下港、山口镇等处敌人来往汽车和散兵；二是这些地方敌人比较多；三是离李官庄还比较远（李官庄是行署所在地），前天敌人还去扫荡，不知行署转移没有，所以要走得快一点。”
同志们听了他的话后说：“老大爷，你放心吧，我们吃得又好又饱，走路的劲头可大呢，怕你老人家跟不上我们吧。”
大爷又说：“大概你走不过我吧，这里大小道路我都熟悉，大小村庄我都去过，马校长经常派我到处跑，我是个单身汉，打小给地主家干活，后来我在学校扫地，看大门，像马校长这样的人多，他们的话都说在我心了，共产党就是好，我知道你们去工作的”等等。
边说边走，不觉天黑起来了，他说“前面就是李官庄了，你们在村外等一等，我先进村看看再来叫你们”。进去一会他回来了，他说机关已转移到刘沟去了。离这里还有五华里，咱们继续走吧。
大概走到九点左右，到了。村边有站岗的兵，岗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老孙头，来送信的，还领来几位同志。”
那兵说：“是孙大爷又来了，请进村吧。”
这时到了行署，见到了行署主任孙明同志。他看了介绍信后，叫通信员小王拿水来喝，带路的孙大爷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呢？”孙主任说：“小王快叫伙食团准备饭。”
不一会小王与伙食员二人抬着一盆菜和大盆窝窝头来，我们一看是小米苞谷窝窝头。孙大爷说：“同志们，咱们吃吧，这窝窝头可好呢！”不一会，小王又抬来一大碗咸菜叫我们吃。
我们吃完饭后，孙大爷说：“孙主任给我开个收到条，我回去好交差嘛！”孙主任开了收到条（是给马校长写了回信）交给孙大爷。孙主任说：“孙才同志把信装好，可别丢了。叫小王领着孙大爷和我们去睡觉。
小王说：“孙主任没有房子了，只有在咱们住的这家人草房里睡了。”孙大爷先开口说：“好，我们十三人在一起，再睡一夜，明天我一早就回去了。”孙主任说：“好，就这样吧。”
我们十三人睡草房还是第一次，我们睡下后，我才问“孙大爷一路我们没有问问你的名字，到了这里才知道你是孙才大爷，很对不起了”。
孙大爷说：“没有什么，以后咱们见面机会还多呢！我的老家是栗林区孙家庄。家穷杠活出来的。现在好了，也为打鬼子做点事，成了泰南和泰北的交通员了。别说了，咱睡吧。”
第二天一早，孙大爷真的走了，我们起来洗了脸，吃了早饭就找孙明主任去了。见到孙主任他问：“谁叫宗子明？”我说是我（我原名宗振信，后改为宗子明的）。“你们十二人都参加泰北行署的宣传队也是武装工作队。我们还有三人，组成十五人的队伍，老邢同志是你们的队长，宗子明和王曙涛是副队长，宗子明还兼党组小组长。下午你们宣传队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拿出行动计划来，武器有行署大队部配备，这个地区是新区很复杂，你们要打开个新局面来，就谈到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