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四川巴县兴隆场，现在系重庆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曾参加过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那是在1949年的8月，我从部队抽调到西南服务团五支队三大队，几个月的南京集训后，随团南下到湖南常德进行干部定位编制，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宫家和同志，他是我的领导，他当时任支队前站行政科科长，我任参谋，我们都是山东老乡。
1949年12月下旬，我们来到重庆海棠溪后，大部分同志按在常德的分配去涪陵、合川、永川、璧山等地工作，只有宫家和、韩书成、冯立泰和我等250多人留下，编为川东区党委工作队。工作队下设3个分队，宫家和任第一分队分队长，我是分队中的一个组的组长。1950年1月初，我们奉命到巴县兴隆区开展接管、建政、征粮、剿匪等工作。当时，兴隆区下辖有兴隆、青木关、歇马等7个乡，我具体工作在歇马乡，直到1950年4月底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奉命调回川东区党委驻地，这时大部分同志分配到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工作，一部分同志分配去了涪陵等地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仍留在巴县兴隆区工作，当时我心里非常不愿意留下，并不是嫌兴隆这个地方不好而是觉得这里人生地不熟，说话又不懂（我是山东人），所以我坚决要求跟宫家和队长一道走。宫队长知道后告诉我说：“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己决定你必须留下。”当时，我还哭了一场，后来，宫队长对我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并说“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才勉强地接受。不久，区里又将张文祥同志调到兴隆来工作，有了一个熟悉的山东老乡，我的心情逐渐平稳下来，很快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我留在兴隆工作后，巴县县委组织部就任命我为兴隆区区委委员、公安助理员并兼区武装队队长，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留下来，是因为前任区武装队队长刘坤（原是我地下党员）叛变投敌了。当时区武装队有180多入，全是旧人员。而在我们征粮工作队中多数都是地方干部和学生，带过兵打过仗的干部很少，我是带兵打过仗的少数人之一。所以我留下来抓区武装队的工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
我刚留下兴隆工作不久，就在1950年6月29日下午，区委接到区税务所所长毛崇肖的情况报告，说有两个青木关中学的女学生，一个叫申莉琴，一个叫李光珍，来告诉他说：“有人要发展她们参加一个组织，名义上说是让她们去贵州的一个纺织厂参加工作，并说这个组织有一百多人，负责人一个叫杨林，一个叫贺元勋，还有冯伟、何忠达、陶惠芝、唐忠仁等人为联络员。”兴隆区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重大，当晚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进行研究，我是区委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当大家听完情况通报后，一致认为这件事绝对不是招纺织工，肯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当晚，区委决定让我带区武装队的一个班，连夜赶到马王坪的县公安局去汇报，请示该怎么办。我们步行30多公里赶到马王坪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我马上找到已睡觉的公安局长蒲方南同志汇报。蒲局长对此很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很可能和他们已掌握的一个叫“西南第三次革命委员会重庆分会”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县局也正在调查这个反动组织，于是立即去向县委报告。经县长杨道南、县委书记赵孝亭、张部长等县委常委研究，肯定这确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然后，蒲局长告诉我：反映情况的那两个姑娘，既然是在校的中学生，很可能是上当受骗，能主动向政府报告，说明已有了一定觉悟，我们可以抓紧作好她们的工作，让她们继续参加该组织，作为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并要我做好三件事：第一，先找那两个姑娘来，再详细问一下情况，并要求她们今后一旦出现情况，到晚上10点钟后，秘密地直接向我讲，不能再去找税务所毛崇肖了，同时也向毛崇肖讲明，县委已决定将此事作为专案侦察，他已尽到了责任。第二，要通过申、李2人继续调查清楚杨林、冯伟等人的身份、政治背景、反动职务等。第三，了解这个反动组织现在的发展对象是哪些人，并要求在20天内把以上情况调查清楚后，由我随区委书记孟昭淮一道，直接向县委汇报。
当我返回兴隆向区委汇报后，区委感到这个任务太重大，我们的力！量不够（当时区委只有5名工作人员），困难较大。我们又把这个问题及！时向县委反映后，县委马上调派了县武装营的副营长李兴奎同志来任！副区长，同时带来一个排的兵力，配备了两挺轻机枪和数支冲锋枪等武！器，使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随后我同区委书记一道去区税务所找毛！崇肖谈话，向他讲明了情况，要他不再管这件事。随后我又把申、李2人找来，进一步详细了解参加组织的情况。据她们反映说：发展她们参加！组织的那个人名叫陶惠芝（女），对她们说，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分地，要！她们与共产党斗。当时李光珍（家庭出身地主）就同意参加他们的组织，！李又去发展她的同学申莉琴参加组织，并对申说：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分！地，我们组织起来和共产党斗争。申莉琴（家庭出身贫农）听后认为分田！分地是个好事，不应反对，并劝李一起去找税务所的毛崇肖，把这个情！况说一下，这样，她们才去给毛崇肖谈了。我听完申、李2人的情况后，！就要求她们要认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可继续参加该组织，搜！集深层次情报及时向我报告，积极协助我们搞好侦破工作。
后来，我们通过这两个内线积极分子和走访一些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到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冯伟，系国民党军队的1个师长，杨林是冯伟下属的1个团长，还有1个叫冯子君是国民党的1个营长，都是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来的潜伏人员，另外还有何忠达原为乡长、贺元勋是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的1个营长。总之，这个反动组织的骨干人员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二是国民党乡、保人员，三是大地主或其子女。组织内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和地主子女。他们有情报联络站，各站都有负责人，都是以开茶、酒馆作掩护。情况调查清楚后，我再次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又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调查清楚这个反动组织，上面与什么组织联系，下面发展组织的情况如何；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暗杀我工作人员（包括区、乡公所工作人员），特别是晚上，更要提防敌人的暗杀活动；要了解那个组织是否还在继续发展人员，可以从中多找几个可靠人员作我们的内线；要了解该组织有无武器，有些什么武器，武器藏放在什么地方，以及武器从什么地方得来等情况。根据县委的指示，区委研究决定：由区公所李副区长以解放军的公开身份，负责区公所及兴隆乡公所工作人员的安全工作，重点在兴隆乡，其他乡公所用电话指挥。因为我是区武装队队长，也是着解放军服装，经常是以公开身份同该组织的有关人员直接打交道，所以区委特别对我个人作了专门规定，要我无论去哪里，每天一定要向李副区长打招呼，外出时要带一个警卫员，晚上6点钟前必须回区公所。当时，兴隆的贫下中农和住在场镇上的广大基本群众热情很高，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要我们去走访，大家都积极地向我们反映情况，使我们的侦察工作能比较顺利地开展。
通过一段时间的群众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在这个反动组织里还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叫何忠其的学生，是地主的儿子，另一个叫贺元碧，是曹上乡一个小煤窑主的女儿，通过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李2人作工作后，他们有了一定觉悟，并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何忠其告诉我们：这个反动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中，有一个姓赵的贵州大巴山土匪头子，外号叫“老太婆”。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留有一个师的兵力换成便衣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兴隆区的反动组织名称叫“中国第三次革命委员会西南分会重庆支会”，当时在虎溪区也有一个这样的支会，进行反革命暴动，活动很猖狂。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等待时机成熟后就开始暴动，攻打消灭兴隆、凤凰、歇马和青木关4个乡公所和兴隆区公所，然后再把队伍拉到贵州大巴山去。他们的武器装备有手榴弹、步枪、驳壳枪、冲锋枪及电台，武器存放何处不清楚，用时才发给大家。这个组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按他们所列名单暗杀我工作人员。我是他们首先要暗杀的人员之一。何忠其反映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们又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公安局蒲局长对我说：“情况很严重，小王，你怕不怕？”我想到上有党的正确领导、县委的及时指示，下有区委和广大群众积极分子的支持，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坚定地说：“不怕。”接着，蒲局长要求我们区、乡公所全体工作人员都要特别提高警惕，不但白天，晚上更要注意，而且时时刻刻都要注意提高警惕，除坚持晚上值班外，白天也要有人值班，特别要把我们的武器保管好，还要注意区武装队的情因区队里的旧人员多。虽然李副区长都分别找他们谈过话，但仍不能放松警惕，要严防内部的破坏活动。同时，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查清楚他们的武器存放在什么地方和他们准备暴动的集合地点，集合地点能容纳多少人，集合地点的周围环境一定要搞准确，千万不要受敌人搞声东击西假现象的蒙骗。同时还要告诉我们区、乡公所的工作人员要认识到目前敌人正蠢蠢欲动，形势严峻，大家在思想上一定要高度重视，作好随时进行战斗的充分准备。因此，区委就把当时在粮库当主任的张文祥同志调来，每天穿军装背着枪值班，我则重点调查敌人的武器存放处和准备暴动的集合地点。不久，通过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摸清了他们的武器存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五云山上的一个寺庙内，这个枪库有两支冲锋枪和几十支步枪，是为攻打兴隆、凤凰两个乡公所和一个区公所准备的；另一个是存放在歇马滩子口的寺庙内，这里的武器是为攻打歇马、青木关两个乡公所而准备的，数量多少还不清楚，每个地方都有两人以庙里的道士为名当保管员。同时也得知敌人的集合地点在兴隆的水口村，也就是该组织头目之一贺元勋大地主的家中。因水口这个地方附近几家都是大地主，周围有山，环境对他们很有利，贺元勋的家周围攀有院墙，进去后左右前后有10多间房子，是一栋两楼一底的大院，里面可容纳100多人。就在这时，我们又得知敌人还企图在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发展他们的人。当我将这些情况第五次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表扬了我，还招待我吃饭。县公安局蒲局长亲切地对我说，小王你回去后，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要注意保护我们内线积极分子如申、李、何等人的安全，看他们是否已被敌人发现，如有情况，可让他们暂停一下活动。针对敌人要发展我内部工作人员，企图打入我内部的阴谋，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我们区武装队内的旧人员被他们拉过去，甚至我们的副区长和我自己，都是他们拉拢的对象，也必须高度警惕注意不受他们的麻痹和利诱，同时在策略上，我们也有意识地让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把我们的情况透露一点给敌人，让他们进一步取得敌人对他们的信任，这样做确实有效，不久，我们一个积极分子申莉琴当上他们的一个组长，下管9个人，开会她也可以参加了。
1950年8月中旬，积极分子申莉琴向我们反映情况，说敌人最近要在歇马联络站开会，要她去参加，她问我她去不去？我说：“你要去，我也要去。”申去是参加他们开会，我去是想侦察敌情。8月15日，那是歇马的赶场天，我前一天下午就先去了，晚上住在当时的歇马乡党支部书记鞠时年处，并向他通报了敌人明天要在歇马开会的情况，到了8月15日那天上午，我从乡公所出来，在歇马街上观察情况时遇到开茶馆的老板冯子俊（敌人的一个联络站长）和傅忠池联络员，他们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招呼我去对面饭馆喝酒，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把我调开，怕暴露了他们在他茶馆开会的秘密，同时，也是想用酒把我灌醉套取我的情报。那一次，我们确实喝了很多酒，但是在喝酒时，我心里始终牢记县公安局蒲局长对我的叮嘱：“敌人常用酒来毒死人”。刚要开始喝酒时站长冯子俊说他有点事去去就来，先由傅忠池陪我喝，实际他是回去开会。傅忠池从里屋拿出两壶酒两个酒怀。为防酒有毒，我就对他说：“傅先生你这样热情招待我，我们要表示更亲热些，干脆就吃一个壶的酒，最好是我们共用一个酒杯。”傅忠池说：“好。”他就把原来给我吃的那壶酒，叫店小二拿去热一下，其实酒拿进去后，我听到把酒倒掉的声音。那天，我们两个人把12两一壶的酒喝了4壶（当时是16两1斤）。我也确实是喝醉了。但是酒醉心明白，我心中始终牢记着，你是我的死敌，无论你说些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他确实说了很多反动话，说：美国已从朝鲜打到我国东北鸭绿江来了等等。我也不答理他，装着醉得很厉害的样子，但内心很注意他说什么。他又问我有没有“堂客”？当时我不懂得“堂客”是什么意思，经他给我解说，我才知道是问我有没有“老婆”的意思。我说：“我家穷，还没有结婚。”他说：“我给你找两个要不要得，并说搂着堂客睡觉安逸得很。”我当时未置可否。他又说：“我一定给你找两个，后天兴隆赶场时，我带来与你见面，由你来挑选。”我说：“后天见面再说吧。”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天已快黑了，他们的会也就开完了。当我歪歪扭扭地回到乡公所时，鞠时年书记见我醉成那个样子，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顿，待听了我说的情况后，感到只有两天时间太紧，事关重大，着急地叫我连夜赶回兴隆去向区委汇报情况。为了我的安全，又派了刘伯钦把我送回了兴隆。回到兴隆时，我的酒也已醒了，就向区委作了汇报。大家分析认为这是敌人利用的美人计。他们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我来了解我们内部的情况。我估计他们要给我介绍的女人，一个可能是陶惠芝（国民党军师长冯伟的小老婆），一个是傅国瑞（国民党军团长杨林的小老婆），如果是这两个女人，我们可将计就计利用她们了解一些敌人更深的情况。另外也有可能是贺元碧、申莉琴（都是他们组织的一般成员或小组长）。如果组织同意我接受他们的介绍，我就选择陶或傅，从她们2人处可多获得些情报。因为问题重大，时间只有一天，区委当即决定，令我当天晚上就去向县委请示怎么办。我步行30多公里赶到马王坪县公安局已是11点半。县公安局蒲局长见我深夜赶来，一定是情况紧急，当他听完我汇报后，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就马上找几个县委常委来开会研究，叫我到隔壁屋里去休息等着。这时，我听见蒲局长说：“这是敌人惯用的美人计，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看我们是否同意让小王去？”县长杨道南说：“这确实是侦察敌情的好机会呀。”接着又很担心地说：“敌人用的是几个漂亮的女人，小王还这样年轻，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他是否把握得住哟？”随后就听见蒲局长叫人把我的档案拿来看，蒲局长说：“小王的家庭出身贫苦，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参军也是自愿的，参军后打安丘、诸城、淮海、上海战斗中立过几次功，表现不错，但是否能过得这个美人关呢？要是搞得不好，出了问题，我们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父母，更对不起党”。听他们说话的口气，都很担心，我听后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要下决心，一定要过这个美人关，一定要时刻记住不管那女的有多美都是我的敌人。”接着又听到县委书记赵孝亭说：“这一次事关重大，老蒲你一定要找小王好好地谈一次话，我们同意他去，无论他选择哪一个都可以，但一定要使他坚定立场。”听到县委同意我去的决定后，我心里很高兴，党这样相信我，我要下定决心，一定要对得起党。他们开完会后，公安局蒲局长对我讲了很多很久，都是讲的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方法和成功与失败的故事，要我一定要站稳立场，获取斗争的胜利。我说：“请党放心，我一定要立场坚定，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宁愿牺牲我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那次我回去时蒲局长一直把我送到江边，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最后分手时，又语重心长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好同志，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当时我感动极了，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只说了一句：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岁。
我从县里返回兴隆后，第二天（8月19日）就是兴隆赶场日子，敌人的联络员傅忠池与我约好与美女见面，地点是在兴隆场联络站长何忠达开的茶馆里面。上午10点左右，我赶到茶馆时，看见杨林、贺元勋、傅忠池等都到了，女的有陶惠芝、傅国瑞、傅淑瑶、贺元碧、陈邦杰、贺元惠、申、李等几十个人，都在喝茶闲谈，其实他们是在开会，名义上是给我介绍女朋友。10多分钟后，傅忠池就向我介绍认识他们的那些女人，随后，傅忠池拍着我的肩膀，叫我到外面去一下，悄悄问我看哪个女的合适，虽然我心中早已有数，但是我仍然装着不好意思的样子考虑了十多分钟，然后才说：“就陶惠芝吧。”傅忠池就大大夸赞我说：“王队长你真有眼力。”并说这个陶惠芝是如何如何的好得很，人又最漂亮等，接着就让我坐到另一个地方，他去把陶惠芝叫过来。这个陶惠芝打扮得很妖艳。她走过来就对我十分地亲热，搂着我的肩膀。东拉西扯的说了一阵后，大家就开始喝酒吃晚饭。他们那些人是边吃饭边开会。这样吃了很久，天快黑了，他们的人也一个一个地溜走了，只剩下我和陶惠芝两个人。我也要走。陶坚决不让我走，还东拉西扯把我拉到了旁边一间小屋里去了，陶给我说了好些甜言蜜语，用了许多流氓的手段。但我心中始终牢记着蒲局长的教导，表面上表示高兴的样子，内心想着她是我的敌人，她的目的就是想套她们需要的情报，外面看起来清静无人，但我知道他们还有几个男人都在隔壁未走。我看夜已深了，已是晚上9点多了，再不走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我就很严肃地对陶说：“我们都是正派人，你也是一个正派姑娘，决不能乱来。”说完，我三脚两步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回到了区公所，这时区公所的区长、书记等领导和同志们都在为我担心着急，我怎么还不回去。我刚坐下不久，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李2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你今晚好危险啊！他们是准备今晚把你灌醉套出情报后刺杀你的”。他们还说“这次刺杀你不成功，还要约你后天下午去五云山玩。五云山那边有个笔陡的山岩，他们要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把你推下岩去整死。”
但是到了那天午后，却没有动静，没有人来约我出去玩耍，我以为不去了。直到下午4点多钟，他们突然来人约我去三桥玩。三桥在五云山的脚下，我就去了，但是我们到了三桥后，一刻也没有停就直接上到了五云山。这个情况是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事先不知道的，当她得知我们已到了五云山时，真是把她吓坏了，“怎么办？”她急中生智，赶快追上来大声地喊：“王队长，快回去，区长找你。”这时，他们一伙虽然还是千方百计挽留我，要我多玩一会，继续到前面山岩边去看看，也好达到把我推下岩去的目的，但是因为我事先已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就坚决回区公所去了，使他们要害死我的企图又未能得逞。
事隔不久，县公安局蒲局长告诉区委孟昭淮书记说：他们已得到情报，兴隆场的敌人准备在9月份搞暴动，要我们时刻注意敌人情况的变化。9月15日，我们又从积极分子申莉琴处得知敌人于9月16日下午要在兴隆开会，准备晚上举行暴动，并在贺元勋的家中集合。名义上是给贺元勋的28岁生日祝寿，请大家去吃生日酒和豆花饭，实际上是准备晚上分头零星的出去取武器，一部分人去兴隆的五云山，一部分人去歇马乡的滩子口取武器，并决定当晚的9点开始行动。同时，还以贺元勋的名义，直接邀请我去参加吃他的生日酒宴，趁机先将我杀掉。申来反映的这一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相吻合。我们得知敌人明天就要暴动的消息后，马上向县里作了汇报，县公安局蒲局长一听时间紧急，马上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全都换成便衣，带着轻机枪、冲锋枪等武器，连夜赶到兴隆，埋伏在敌人准备暴动集合点的周围山后面，准备迎接战斗。
9月16日，正是兴隆赶场，当天，我到街上观察情况，贺元勋碰见我说：“王队长，今天是我过生日，请你参加，来不来？”我说：“要去。”贺说：“大概十一二点钟，你一定要到哟。”我说：“可能不只我一个人去。”贺问我要去多少人，我说：“可能要去两三个人。”贺说：“来四五个人都欢迎。”大约11点半左右，我带着张文祥和区武装队的二排长李德安就去了。他们都换了便装，都带着20响的驳壳手枪，走前还与埋伏在贺家四面山后的100多战士们约定好，只要听到院子里面一打枪，马上就冲上来包围消灭他们。事先，我们还研究决定：如果只有贺元勋1人到场，我们就不打枪不忙行动，等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杨林或冯伟其中有一个到场，我们才开始行动。同时，我们又与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李光珍2人约定好暗号，要她们在参加会时，看到冯伟、杨林到场，就用手帕含在口里为暗号，如果冯、杨2人中一个都未到就不用含手帕。到了上午12点多钟，我和张文祥、李德安3人走到贺家时，贺在门口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进屋去坐，但我们却不忙进到厅里去坐，而是说要参观一下你们宽敞的住房，眼睛却在不停的察看着他们住房的间数和里面摆放的桌数，心里计算着他们今天可能要来的人数，按8人一桌计算，估计已到了120多人。这时，敌人在三楼开会。他们的头头也在上面，到底来没来？来了多少人？多少枪？我的心中还不清楚，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也没有看见，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我心里非常紧张，砰砰直跳的声音我自己都能听得到，看见张文祥也急得脸上直流汗。我就对贺说：“我想上二楼看看。”但到了二楼，仍不见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我又要求上三楼，这时，带我们上三楼的贺元勋的表情也很着急，因为他怕暴露了他们正在开会的阴谋。我在三楼走了一遍又一遍，紧张的寻找我们的内线人员申莉琴，因看到她的暗号才能行动。我在三楼来回走了两遍，才发现申莉琴坐在开会那个屋子内的拐角处，外面的人很不容易看见她。这时，她也很着急看不见外面的人，当她知道我们来了走出来时，脸都急得发白了，口里正含着手帕。我一看见她口里的手帕，心里就明白该动手了。我马上回头向带我们的贺元勋骂一声“去你妈的”，使劲一脚踹去。李排长迅速地把他反手绑了起来。张文祥同时开枪打出去一梭子弹，一下就把枪里的20发子弹打光了。当时，我着急死了，心想你现在换子弹怎么来得及。这时敌人未动，已被我们的突然吼声一时吓蒙了，如果他们稍一醒悟过来，他们那么多人一齐动手，我们两三个人怎么对付得了。我们3个人肯定要牺牲不说，如果这一股敌人反革命暴乱成功，又不知我们区、乡公所有好多同志要受害，在那短短的两分钟，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我也来不及多想了，只有叫他快装上子弹到楼下去堵住那些敌人。我就端着枪堵住他们开会大屋的门口大吼：“不许动，哪个动我打死哪个。”这时虽已过去了几分钟，但我们埋伏在周围山后的人并无动静，也没有包围上来，也可能他们没有听到张文祥打枪的声音，我只有急忙叫李排长再放几枪。恰巧这时，我们区武装队去县里受训回来的曹指导员带着一个排的人刚经过这里，他听到了枪声，“枪声就是命令”，他马上带着那个排的人冲了上来，接着我们埋伏的大队人员也包围着冲了上来，一起把杨林、冯伟等128名敌人全部捉获并一个个都捆起来，由区武装队押送到县公安局看守所全部关押起来。当天晚上，我们又分头去兴隆场的五云山上和歇马乡的滩子口两地，取获敌人埋藏的冲锋枪、步枪100多支、手榴弹300多个，4个看守武器的假道士也一并抓获送到县里关押起来。
经一个多月的审讯和上级法院的批准，1950年的10月24日，分别在兴隆、歇马、青木关3个地方，召开了几千人的公判大会，公审判决了这批反革命暴乱分子。判决后，一次就枪毙了36名，其中在兴隆有贺元勋、何忠达、贺德辉等19人，在歇马场枪毙的有杨林、冯子君等9人，在青木关枪毙的有冯伟、鲍子均等8人。其他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严厉镇压了这一批反革命暴乱分子，兴隆区的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是我们在巴县兴隆区清匪反霸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不但避免了区公所和4个乡公所的灾难，也为我们党和当时区政府即将开展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取得这次对敌斗争胜利的主要经验：一是坚决依靠党的正确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县委指示；二是认真走好群众路线。
（写毕于2001年3月16日）
王凤元，男，五莲县于里镇人，1945年3月入党。1946年6月参军，先后在县大队、胶东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纵二团三营四连服役。 1949年8月，从部队抽调到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三大队，任支队前站行政科参谋，南下重庆后分配到涪陵地区工作。1991年离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大队 大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