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我从部队调到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三大队工作。12月上旬，我们来到重庆海棠溪后，大部分同志按在常德的分配去了涪陵、合川、永川、璧山等地工作，只有宫家和、韩书成、冯立泰和我等200余人留下，编为川东区党委的工作队。12月下旬，我们奉命到．巴县兴隆区（现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开展接管、建政、征粮、剿匪等工作。我担任兴隆区区委委员、公安助理员并兼区武装队队长，主要抓区武装队的工作。1950年6月29日下午，区委接到区税务所所长毛崇消的情况报告，说有两个青木关中学的女学生，一个叫申莉琴，一个叫李光珍来告诉他说： “有人要发展她们参加一个组织，名义上说是让她们去贵州的什么纺织厂参加工作，并说这个组织有一百多人，负责人一个叫杨林，一个叫贺元勋，还有冯伟、何忠达、陶惠芝、唐忠仁等人为联络员。”兴隆区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重大，当晚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这件事绝对不是招什么纺织工，肯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并决定让我带区武装队的一个班，连夜赶到马王坪的县公安局去汇报，我们步行30多公里赶到马王坪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我马上找到已睡觉的公安局长蒲方南同志汇报后，蒲局长也很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很可能和他们已掌握的一个名叫“西南第三次革命委员会重庆分会”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县局也正在调查这个反动组织，蒲局长告诉我说：反映情况的那两个姑娘，既然是两个在校的中学生，很可能是上当受骗，能主动向政府报告，说明她们有一定觉悟，我们可以抓紧作好她们的工作，让她们继续参加该组织，作为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并要我回去做好三件事：第一，先找那两个姑娘了解详细情况，晚上10点钟后，直接向我汇报。第二，要通过申、李二人继续调查清楚杨林、冯伟等人身份，过去任过什么反动职务？第三，了解他们现在发展的对象是哪些人？并要求在20天内把以上情况调查清楚后，由我随区委书记孟昭淮同志一道，直接向县委汇报。当我返回兴隆向区委汇报后，区委感到这个任务重大，我们的力量不够（当时区委只有5名工作人员），困难较大，我们又把这个问题及时向县委作了反映，县委很重视，马上调派了县武装营的副营长李兴奎同志来任副区长，同时带来一个排的兵力，配备了两挺轻机枪和数支冲锋枪等武器，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我们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冯伟，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杨林、是冯伟下属的一个团长，冯子君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都是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来的潜伏人员。另外还有伪乡长何忠达，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营长贺元勋，骨干人员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二是伪乡、保人员；三是大地主或其子女：其他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务正业的地痞和地主子女。他们有情报联络站，各站负责人都是以开茶、酒馆作掩护。情况调查清楚后，我们再次向县委汇报了情况。县委又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调查清楚这个反动组织，上面与什么组织联系？发展组织的情况如何？有无武器，有些什么武器，藏放在什么地方等情况。叮嘱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暗杀活动，并要求我们从中多找几个可靠人员作我们的内线。根据县委的指示，我们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个反动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中，有一个姓赵的是贵州大巴山土匪头子，外号叫“赵老太婆’’。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留有一个师的兵力换成便衣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兴隆区的反动组织名称叫“中国第三次革命委员会西南分会重庆支会”，在虎溪区也有一个这样的支会，等待时机成熟后就开始暴动，，攻打兴隆、凤凰、歇马和青木关4个乡公所和四区（兴隆）区公所，然后再把队伍拉到贵州大巴山去。这个组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按他们所列的名单暗杀我工作人员，当然，我也是他们首先要暗杀的人员之一。
大概是在1950年8月中旬，积极分子申莉琴向我们反映说，敌人最近要在歇马联络站开会，要她去参加，她问去不去？我说： “你要去，我也要去。’’申去是参加他们开会，我去是想侦察敌情。8月15日，是歇马的赶场天，我在头天下午就先去了，晚上住在当时歇马乡党支部书记鞠时年处，并向他通报了敌人明天要在歇马开会的情况。8月15日上午，我从乡公所出来，在歇马街上观察情况时遇到茶馆的老板冯子俊（敌人的一个联络站长）和傅忠池联络员，他们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招呼我去对面饭馆喝酒，我知道他的用意，担心暴露了他们在他茶馆开会的秘密，想把我调开，同时，也是想用酒把我灌醉掏取我的情报。那一次，我确实喝了很多酒，但是在喝酒时，心里始终牢记县公安局蒲局长对我的叮嘱： “敌人常用酒来毒死人’’。刚开始喝酒时，敌联络站长冯子俊说他有点事去去就来，先由傅思池陪我喝，实际他是回去开会。傅忠池从里屋拿出两壶酒两个酒杯。为防酒有毒，我就对他说： “傅先生，你这样热情招待我，干脆就吃一个壶的酒，最好是我们共用一个酒杯，这样亲热些。”傅忠池说：“好”。他就把原来给我吃的那壶酒，叫店小二拿去热一下，其实酒拿进去后，我听到把酒倒掉的声音。那天，我们两个人把12两一壶的酒喝了四壶（当时是十六两为一斤），我也确实喝醉了，但是酒醉心明白，我心中始终牢记着，你是我的死敌，无论你说些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他说了很多反动话，说： “美国已从朝鲜打到我国东北鸭绿江来了”等等，我也没怎么答理他，装着醉得很厉害的样子，但内心很注意他说什么。敌人还要利用美人计，他们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我来了解我们内部的情况，但他们都未能得逞。
因为情况紧急，时间只有一天，区委当即决定要我当天晚上就去向县委请示怎么办？我步行30多公里赶到马王坪县公安局已是11点半，县公安局蒲局长见我深夜赶来，一定有急事，当他听完我的情况汇报后，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他就马上找几个县委常委来开会研究，叫我在隔壁屋里去休息等着。这时，我听见蒲局长说： “这是敌人惯用的美人计，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看我们是否同意让小王去。”县长杨道南说： “这确实是侦察敌情的好机会呀。”接着又很担心地说：“敌人用的是几个漂亮的女人，小王还这样年轻，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他是否把握得住哟？”随后就听见蒲局长说： “小王的家庭出身贫苦，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参军也是自愿的，参军后打安邱、诸诚、淮海、上海战斗中立过几次功，表现不错，但是否能过这个美人关呢？要是搞得不好，出了问题，我们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父母，更对不起党。”听他们说话的口气，都很担心，我听后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过这个美人关，一定要时刻记住不管那女的有多美都是我的敌人。接着又听到县委书记赵孝亭说： “这一次事关重大，老蒲你一定要找小王好好地谈一次话，我们同意他去，但一定要坚定立场。”听到县委同意我去的决定后，我心里很高兴，党这样相信我，一定要对得起党。他们开完会后，公安局蒲局长对我讲了很多很久，都是讲的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我说：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要立场坚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坚决完成任务”。返回时，蒲局长一直把，我送到江边，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最后分手时，又语重心长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好同志，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当时我感动极了，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只说了一句： “我是共产党员。”
我从县里返回兴隆后，第二天（8月19日）是兴隆赶场日子，敌人的联络员傅忠池与我约好与美女见面，地点是在兴隆场联络站长何忠达开的茶馆里面，女的叫陶惠芝，打扮得很娇艳，她走过来就假装对我十分地亲热，搂着我的肩膀，东拉西扯把我拉到旁边一间小屋里，给我说了好些甜言蜜语的话，但我心中始终牢记着蒲局长的教导，表面上表示高兴的样子，内心想着她是我的敌人，她的目的就是想掏他们需要的情报。这时外面看起来清静无人，但我知道他们还有几个男人都在隔壁未走，我看已是晚上9点多了，再不走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我就严肃地对陶说： “我们都是正派人，你也是一个正派姑娘，决不能乱来。”说完，我三步并着两步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回到区公所。这时区公所的区长书记等领导和同志们还在为我担心着急，我刚坐下不久，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李二人就跑来告诉我说： “你今晚好危险啊！他们是准备把你灌醉掏出情报后刺杀你的”。他们还说：“这次刺杀不成功，还要约你后天下午去五云山玩。五云山那边有个笔陡的山岩，他们要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推下岩去。”到了那天的上午，却没有动静，没有人来约我出去玩耍，我以为不去了。下午四点多钟，他们突然说要约我去三桥玩，三桥在五云山的脚下，为了弄清真实的情况，我就去了。我们到了三桥后，一刻也没有停就直接上了五云山。这个情况是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事先不知道的，当她得知已到五云山时，真是把她吓坏了， “怎么办？”她急中生智，赶快追上来大声地喊： “王队长，快回去，区长找你。”这时，他们一伙虽然千方百计挽留我，要我多玩一阵，继续到前面山岩边去看看，也好达到把我推下岩去的目的，但是因为我事先已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就坚决回区公所去了，他们要害死我的企图又未能得逞。
事隔不久，县公安局蒲局长告诉区委孟昭淮书记说：他们已得到情报，兴隆场的敌人准备在9月份搞暴动，要我们时刻注意敌人的动态。9月15日，我们又从积极分子申莉琴处得知敌人9月16日下午要在兴隆开会，准备晚上举行暴动，并在贺元勋的家中集合。名义上是贺元勋的28岁生日祝寿，请大家去吃生日酒和豆花饭，实际上是准备晚上分头出去取武器，准备当晚9点钟开始行动。同时，还以贺元勋的名义，直接邀请我去参加吃他的生日酒宴，趁机先将我杀掉。申反映的这一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相吻合。我们得知敌人暴动的消息后，马上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县公安局立即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全都换成便衣，带着轻机枪、冲锋枪等武器，连夜赶到兴隆，埋伏在敌人准备暴动集合点的周围山后面，准备迎接战斗。
9月16日，正是兴隆赶场，我到街上观察情况，贺元勋碰见我说： “王队长，今天是我过生，请你参加，来不来？”我说： “要来。”贺说： “大概十一、二点钟，你一定要到哟。”我说： “可能不只我一个人来。”贺问我要来多少人，我说： “可能要来两三个人”。贺说： “来四、五个人都欢迎。”大约11点半钟，我带着张文祥和区武装队的二排长李德安就去了，他们都换了便装，带着二十响的驳壳手枪，事前与我们埋伏在贺家四面山后的100多战士们约定，听到院子里面一打枪，马上就冲上来消灭他们。我们还研究决定：如果只有贺元勋一人到场，我们就不忙行动，等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杨林或冯伟到场，我们才开枪行动。同时，我们又与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李光珍二人约定好暗号，’要她们在参加会时，如果冯、杨二人中一个都未到就不用含手帕。到了上午12点多钟，我们走到贺家时，贺在门口假装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进屋坐，我们却不慌不忙的说，要参观一下宽敞的住房，眼睛虽然在察看他们的住房和摆放的酒席，心里却在计算着他们今天可能要来的人数。他们的头头来没有？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枪。过了一会，我就对贺说： “还想上二楼看看。”但到了二楼，仍不见我们的内线积极分子申莉琴。我又要求上三楼，这时，带我们上三楼的贺元勋的表情有些着急，因为他怕暴露了他们正在开会的阴谋。我在三楼走了一遍又一遍，暗地寻找我们的内线人员申莉琴，因看到她的暗号才能行动。最后才发现申莉琴坐在屋子的拐角处，口里含着手帕，心里就明白该动手了，我马上回头向贺元勋骂一声： “去你妈的”，使劲一脚踹去，李排长迅速地把他的手反绑起来，张文祥同时开枪打出去一梭子弹，一下就把枪里的20发子弹打光了。当时，我着急死了，心想你现在换子弹怎么来得及，还好，敌人已被我们的突然吼声吓蒙了，如果他们稍一醒悟过来，他们那么多人一齐动手，我们三个人怎么对付得了，我们三个肯定要牺牲不说，不知区乡公所还有好多同志要受害。在那短短的两分钟内，我也来不及多想了，只有叫张赶快装上子弹到楼下去堵住敌人，我就端着枪堵住他们开会的门口大吼： “不许动，哪个动我打死哪个。”这时虽已过了几分钟，但我们埋伏在周围山后的人并无动静，也没有包围上来，可能是他们没有听到枪的声音，我只有急忙叫李排长再放几枪。恰巧这时，我们区武装队去县里受训回来的曹指导员带着一个排的人刚经过这里，他听到枪声， “枪声就是命令”，他马上带着那个排的人冲了上来，接着我们埋伏的大队人员也冲了上来，一起将杨林、冯伟等128名敌人全部捉获并一个个捆起来，由区武装队押送到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当天晚上，我们又分头去兴隆场的五云山和歇马乡的滩子口两地，获取敌人埋藏的冲锋枪、步枪100多支，手榴弹300多个，四个看守武器的假道士也一并抓获押送去县里。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和上级法院的批准，1950年10月24日，分别在兴隆、歇马、青木关召开公判大会，公审判决了这批反革命暴乱分子。其中，被枪毙的36名，在兴隆有贺元勋、何忠达、贺德辉等19人，在歇马场枪毙的有杨林、冯子君等9人，在青木关枪毙的有冯伟、鲍子均等8人，其他的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严厉镇压了这批反革命暴乱分子，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清匪反霸的重大胜利，不但避免了区公所和四个乡公所的灾难，而且为我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作者：原重庆市交警大队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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