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支小小的抗日游击队在南坦山集合起来以后，随即转移到马山活动。经过民主讨论，定名为山东抗日军，组织了军事委员会，推选张耀南为委员长，冯晓云为军事指挥员。张耀南和青年战士们同吃同住，一样站岗放哨，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对这群突然出现的拿枪拿刀的人，群众都以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扩大队伍，党支部决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由于张耀南在全县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党支部派一些同志与张耀南一起，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游击队的性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战。张耀南还到各村的上层人物中活动，解释这支游击队打日本、保家乡的宗旨，请他们支持抗日，并帮助游击队筹措给养。群众很快知道了张耀南校长参加游击队的消息，都说：有张耀南校长在，他们绝不会是坏人。许多青年人纷纷赶来参加游击队，一位家长把女儿也送来了，真诚地说：“收下她吧！现在兵荒马乱，把孩子交给张校长，我放心！”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张耀南和同志们的努力，宣传、筹款、扩军等各项工作都开展得相当顺利，游击队很快扩大到七八十人，有了40多支枪。这时，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到肥城去，参加由张北华、远静沧等同志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党支部的同志征求张耀南的意见，他爽快地说：“我完全同意！统一起来很有利。”1938年3月初，这支游击队伍开到肥城，改编为自卫团第四大队，组织上决定张耀南任大队参谋长。
没想到的是，有的同志却因此而闹开了情绪。他们认为：张耀南名气大，为扩充队伍出力大，为什么只挂个参谋长的名？有的甚至赌气要回家去。但张耀南不这么想，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保持部队的团结和统一领导，他耐心地劝这些同志说：“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争名誉地位。只要真抗日，当兵也情愿！我都不在意，你们还闹什么呢？”张耀南的坦荡胸怀和苦口婆心，终于说服了大家。
四大队党员多，民先队员多，青年学生多，政治素质好，成了自卫团的“宝贝”，团部还从中抽调了一部分骨干，充实各大队的政治工作力量。自卫团让四大队组织起武装宣传队，到肥城各地开展宣传活动，这对扩大抗敌自卫团的影响，发展泰肥山区的抗战形势，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利用在长清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部队，张耀南提议四大队回长清活动，一部分同志也赞成，但团部领导没有同意。4月上旬，自卫团政治部主任远静沧在道朗作战时不幸牺牲，自卫团团部和一部分部队转移到肥城南尚里一带。由于形势恶化，一些意志不坚定、组织纪律不强的人悄悄地离开了部队，四大队也出现了离队情况。在困难的情况下，同志们对自卫团如何坚持斗争，如何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由于张耀南是主张回长清活动的，有的同志认为是他影响的，而产生了误会。张耀南虽主张四大队回长清活动，但他同样不赞成私自脱离部队，因此，他对同志们的误解感到难过，他毫不隐瞒地向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如此长住肥城，将会丧失扩大队伍的时机。他真诚地表示：团结抗战是我坚定不移的志愿，只要能够了解我并允许我在队伍里继续抗战，别无他求。还说，我只要搞到一条枪，动员出一个人，也一定交给党，这一点请你们放心。因此，张耀南依然为维护部队的统一而照常工作。
不久，团部领导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把部队分散开去放手发展武装。四大队和十一、十七大队于4月下旬奉命到长清县南部的大峰山区活动。
队伍初到大峰山，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群众一时对这支队伍不了解，因而部队的给养筹措非常困难，生活也很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一度失散较多。怎样才能巩固、发展部队？如何建立抗日根据地？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到南宫（河北省东南部）找老八路（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有的主张留在大峰山区坚持斗争，张耀南是主张留在大峰山的，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同志间发生了激烈争论。这时，中共鲁西北特委发来指示：部队要留在大峰山坚持斗争。根据这一指示，部队改编为大峰山独立营，上级派汪毅同志任营长，委任张耀南为营部副官，所属部队编为一、二、三连。这期间，张耀南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消息很快在全县传开了。很多人对张耀南毁家纾难的行为由衷地钦佩，同时又希望他独树一帜。在这些风言风语面前，张耀南没有动摇自己的选择，因为30多年的曲折道路，已经教会他冷静地思考问题。张北华、远静沧、魏金三、万晓塘、袁振、冯乐进这些共产党员，在国家、民族的危难之际，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奋斗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他们为的是什么？在这些共产党员身上，张耀南看到了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看清了共产党打日本、救国家、为民族的宗旨，看出了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他钦佩，他信服。这时，部队兵员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张耀南自告奋勇去做扩军工作。听说张耀南校长拉队伍打日本，许多学生纷纷跑来参加，家长们也愿意把孩子交给他。为了进一步扩大部队，汪毅营长决定请张耀南直接负责组建第四连，并兼任连长，派共产党员杜镜秋任指导员。几天功夫，四连迅速组建起来，有了四五十人。7月底，独立营得知日本侵略军将途经长清至平阴公路的情报，汪毅营长从二连和四连抽调了几十名战士，带足了手榴弹，悄悄地在下巴镇附近的公路旁埋伏下来。第二天上午，敌人的汽车正从公路通过，汪毅营长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飞向敌人，炸得鬼子车毁人亡。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游击队员们却乘敌混乱之机胜利转移，迅速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青纱帐中。下巴伏击战是大峰山独立营成立后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仗，炸死炸伤鬼子几十人，还打毁了敌人的数辆军车。大峰山的群众轰动了，振奋了，纷纷送粮送肉，慰问部队。紧接着，张耀南又带领第四连袭击了肆意抢劫、敲诈群众的土匪张金榜部，处死了首恶分子，全部俘虏了其部下40余人，为群众除了一害。张耀南的学生军名声更响了，更多的青年人赶来参军，群众还把韩复榘溃兵丢下的一挺轻机枪送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四连就扩大到100多人，从此，武装整齐的第四连以崭新的面目活跃在大峰山区。这时，鲁西北十支队机枪营奉命到大峰山区活动，鲁西北特委决定将大峰山独立营与机枪营合编为十支队二团，任命张耀南为副团长。为保证改编顺利进行，特委书记张霖之亲自找张耀南谈话，，张耀南的态度很明确：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保证做好战士们的动员工作。张耀南耐心地说服战士们以抗日大局为重，克服家乡、师生观念，把自己亲手组织起来的队伍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保证了改编任务的顺利完成。
11月，为了更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县委决定建立长清县抗日动员委员会，请张耀南出面筹备，并派共产党员吴力践、石仲白等帮助他进行工作。张耀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离开了一年来在艰难岁月中朝夕相处的战友，投身到党交给的新的工作中去。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张耀南不辞辛劳，四处奔波，耐心动员教育界同仁及社会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很快，全县大多数区都成立了“动委会”，广大群众及各阶层人士的抗战积极性大为提高，张耀南也被推选为县动委会主任。11月底，原大峰山独立营编入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经常在外地活动。没有武装，怎么能在当地坚持抗日呢？根据县委的指示，张耀南又从八路军平原纵队司令员袁仲贤处要来了3支破枪，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小武装，继续活跃在大峰山区、黄河两岸，并在斗争中逐步扩大。
张耀南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经受了考验。他逐渐从一个民主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长期的斗争中，党组织也逐渐了解了张耀南。泰西特委书记董君毅（段君毅）在了解了张耀南的情况后，说：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与党同心同德，抗战这样坚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的好同志应该吸收入党。特委和长清县委经过研究，委托吴力践、孟可铭二人介绍他入党。1939年1月30日，是张耀南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回顾走过的路，张耀南百感交集，他庆幸自己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终于得到了党的了解和信任，心中感到无比欣慰。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张耀南不仅自己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还带动三弟、妻子及子女和一些亲属，全家参加革命。三弟澄秋在革命队伍中经受了锻炼，很快也入了党，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妻子王芳虽然是缠了脚的家庭妇女，但是，她识大体，明是非，在党的教育和张耀南的影响下，很快成为一名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和开展妇女工作的能手，不久也入了党。其子女们也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侄子张刚、外甥王兴盛、表弟张仁卿、张文卿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耀南举家革命，更得到人们由衷的钦佩。
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属机关及六八六团（代号为八路军东进支队）到达泰西。罗荣桓向泰西地区的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使大家对如何坚持长期抗战、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为了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罗荣桓亲自签署命令，委任张耀南为大峰山武装工作团团长，这个武装工作团很快发展到20多人，有十七八支枪。一天，张耀南带领武装工作团住在崔桥村，忽然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石岗据点的一小队日军要来袭击”。敌强我弱，有的主张走为上。张耀南坚定地说：“敌人来了，我们不打就跑，谁还相信我们是抗日的？”张耀南的勇气感染了大家，在村•外的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他还动员附近村里的自卫队员，拿上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在附近配合。敌人大摇大摆地来了，张耀南叫几个拿枪的同志一齐对准敌人的小队长，一阵排枪，敌人的小队长应声倒下，一阵手榴弹和自卫队员的土枪土炮响得震天动地，敌人顿时乱了营，顾不上抢走尸体，就狼狈逃窜了。这一仗虽小，但影响极大。从这以后，张耀南又带领武装工作团打了几次胜仗。每次作战，他都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有同志劝他注意些，他却说：“光号召别人不怕死，自己却不敢打冲锋，没有号召力！”在张耀南的带领下，大峰山武装工作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和支持，振奋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武装工作团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到年底便发展成三个连的独立营。张耀南为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五
1939年6月，根据上级党组织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在长清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地、县委考虑到张耀南在群众中的影响及他的思想、能力等因素，决定由他出任县长，县委书记崔健亲自同张耀南谈话。张耀南没想过做官，崔健说：“是要你当为群众谋利益的官、抗日官。这是党组织的信任，抗日工作的需要，也是群众的要求。”张耀南想通了。在崮头镇小学召开的全县代表大会上，他被大家一致推选为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并兼任县独立营营长，这也是泰西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民选县长。群众感到新鲜，又感到兴奋，都说：“这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呀！”
人民的“官”怎么当？张耀南一时还拿不准，但不能象过去的官老爷那样作威作福，而应依靠党组织，关心群众利益。遇到重大问题，张耀南及时向县委以至地委请示，同时，他很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在工作中，他发现，当时实行的按土地亩数交钱的办法不合理，贫苦农民多是山岗薄地，而大户人家则多是好地，收成悬殊很大，广大贫苦农民负担太重，呼声强烈。张耀南调查清楚情况后，和其他同志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经县委同意，决定将土地分为几个等级，按土地等级纳粮。这样，收成高的多交，收成低的少交，广大群众非常满意。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地委及区党委的重视。
在县委领导下，张耀南很重视乡村基层抗日政权的建设，专门开办基层干部培训班，他亲自讲课。张耀南还走乡串村，动员了不少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抗战。在他的动员下，一位原国民党的区长积极投身抗战，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区政府的区长，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抗日斗争中勇敢地献出了生命。在县委的领导、支持下，在张耀南等的努力下，长清县的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很快普遍地建立了起来，长清县民众的抗战情绪空前高涨，全县很快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连铁路沿线敌人强迫建立起来的“爱护村”、“新民会”等，都成了实际上的抗日组织，汉奸、伪军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1939年10月26日，鲁西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泰西行政委员会，段君毅任主任，张耀南任副主任，统一领导泰西、宁阳、肥城、东平、平阴、长清等地政权。11月底，泰西行政委员会报请区党委批准，决定建立泰西专员公署。泰西区召开了8个县的县、区长会议，民主选举张耀南为泰西专署专员，建立了鲁西区最早的一个专署。
泰西专署成立后，逐步建立健全了机构，设民政科、财政科、文教科、实业科、交通站（局）、粮秣科、贸易局、参议室等部门，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保证抗战需要，发动组织群众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斗争。为改善和提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保证机关和部队需求，专署大力开展了生产合作事业，在安临站实验区进行了试点。全区建立了生产、消费、信用、运输等合作社，建起了制造土布、毛线、毛绒、鞋袜、肥皂、炸弹等工厂或生产小组80余处，对保证军需民用、支援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各级政府注意发展生产，增加粮、棉、油收入，鼓励提倡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政府还颁布法令，实行善政。如开展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在500多个村庄初步实行了减租减息，根据田亩多寡和贫富情况实行合理负担，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专署还大力加强了区、乡、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到年底，全区建立区政权21个，乡政权53个，村政权283个，全区参加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的群众达15万人。
专署还大力兴办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兴办学校，开展普通教育，开办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对群众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1940年8月，专署创办了‘泰西教育刊物》，指导全区教育工作，老教育工作者张耀南专员热情为其题词。在地委、专署重视支持下，全区抗日学校迅速发展。小学发展到1270余处，比以前增加77处；在校学生达5万余人，比以前增加2万余人。创办识字班1237处，参加学习的达4万余人，其中妇女占30%以上。此外还创办农村俱乐部1000余处。山东分局对泰西的工作提出了表扬，指出：“山东已经有不少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最模范的例子，就是在泰西---…”。
泰西专署及其各县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泰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从此泰西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有政权保障的新阶段。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领导同志之间的处理意见出现不一致，以致于发生“红会暴乱”事件，对张耀南震动极大。
1940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广大群众缺粮现象十分严重，而少数大户却囤积了大量粮食。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泰西地委决定从借粮入手，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月，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因此，一般也称之“红五月借粮运动”。这是泰西地区深入发动群众的一个新的尝试。但运动到底应该怎样开展？、怎样掌握党的政策？大家都缺乏经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许多大户在群众压力面前不得不借出大批粮食，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为群众谋利益的，抗战的热情更高涨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群众抗战团体也有了很大发展。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如借粮对象扩大；在反封建斗争中，出现了拔烟苗、折烟袋杆，戴绿帽子、挂破鞋，儿媳与公婆、姑嫂之间互相指责等现象，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一在这种情况下，日伪军在对泰西根据地发动“扫荡”的同时，与一些反动的地主分子勾结起来，利用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煽动暴乱。长清县的反动会道门头子朱存祯（朱小辫）首先发动了“红会暴乱”，气焰嚣张；肥城、东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情况。日伪军趁机向泰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泰西根据地内增设了几十个据点，并一度使党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退出了大蜂山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为粉碎敌伪的“扫荡”，必须平息红会暴乱。怎么才能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张耀南认为红枪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从做争取工作入手。好比一锅开水，我们是添凉水呢？还是抽柴火？添凉水能把热气暂时压下去，可火还在烧，水还是要开的。根本办法是要釜底抽薪，没有火了，水还能开吗？大家同意他的看法，地委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迅速平息红会暴乱。朱存祯为了欺骗红枪会的群众，提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不反张（耀南），不反韩（培诚），专打地方工作员”。张耀南听说后，感到又可气又可笑。在一次平息红会暴乱的作战中，张耀南一面嘱咐战士们尽量朝天放枪，一面和韩培诚迎着冲过来的手执刀枪的红枪会会员，大声喊到：“你们不是不反张、不反韩吗？我就是张耀南，他就是韩培诚。你们快放下武器，不要上坏人的当，中国人的枪口应该对准日本鬼子。”红枪会员们听到喊声，一时不知该怎样才好。忽然，从红枪会队伍后面打来冷枪，子弹从张耀南和韩培诚的身边呼啸而过，警卫员急忙把他俩拉回来。反击的枪声响了，一排排子弹在红枪会员的头上飞过，大多数红枪会员扔下武器，跑散了。事后，同志们埋怨张耀南，不该冒这个险，他却爽朗地说：“朱小辫不是说‘不反张不反韩，吗？我就要大家看看，他是真不反，还是假不反。戳穿了他的谎言，不就容易争取那些受蒙蔽的群众了吗？”
在我党我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红会暴乱很快被平息了，反动头目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只是在这些作战行动中，我们的一些战士流了血，也死了一些本是贫苦农民的红枪会会员，这使张耀南深感痛心。
1940年12月，鲁西区党委决定调张耀南等十几位同志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他欣喜若狂，更感到党对他的信任和培养。1941年2月，张耀南一行到达分局党校驻地——沂南县青驼寺，开始了半年的学习生活，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觉得心胸开朗，眼界更开阔了，对党的阶级路线、革命的发展与规律、战略与策略、斗争与团结等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结合自己近40年来的求索与斗争实践，越学越感到马列主义的伟大与科学。对向往多年的共产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泰西区抗日根据地，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日伪军的控制与进攻更为残酷和疯狂。加之这个地区大批国民党顽固派投敌反共，使我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不利处境大为加剧。1941年后，由于敌伪顽夹击和严重的灾害，使根据地党政军民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5月下旬，中共山东分局、中共北方局先后发出对鲁西工作的指示，指出鲁西发展的方针，是加强运西中心区，巩固泰西与鲁西北，开展运东工作，打通与鲁西南的联系。鲁西区党委据此制订了具体方针和措施。同时指出：由于泰西战略地位重要，“在鲁西范围内，泰西首先进入艰苦的阶段”。
1941年8月，张耀南回到泰西时，正赶上敌人对泰西根据地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敌人出动了上万人的兵力，不但反复合击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而且大量安设据点、碉堡，修筑封锁线，分割泰肥山区、大峰山区、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和平原地区以及上下级机关的联系，环境急剧恶化。张耀南根据党的决定，组织机关干部转移，还把自己的马让给年老体弱的同志骑。年底，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及部队被迫转移到黄河以西地区活动，各县也都转入秘密斗争。泰西抗日根据地与全国大多数抗日根据地一样，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时期。
张耀南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坚决贯彻执行加强党的领导，扩大与巩固地方武装，进一步开展民主民生斗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敌人。组织上实行精干隐蔽的斗争方针，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军事斗争以小型为主，灵活多样，有时进行大型战斗，扩大影响，坚定群众的信心。同时要打击最坏的汉奸和个别叛变分子，开展反自首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鲁豫行署对泰西斗争十分关心，多次派巡视团检查指导工作。肥城县到1942年底将全县村级政权基本改造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也取得明显效果，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工作，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对伪军汉奸实行记“红点点”运动，惩治首恶，使部分日伪人员采取留后路的做法，帮助掩护抗日人员，向我传送情报。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对缓和泰西根据地被动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张耀南依然是那样坚定、沉着、乐观，以自己模范的言行影响和带动着同志们。张耀南在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中是老大哥，无论是领导同志，还是一般干部，都对他很尊重，也很照顾，但他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生活上也力求简朴。1942年正逢大旱，庄稼几乎断收，再加上日伪军的疯狂掠夺，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就连树叶、草根也成了代粮的好食物。在抗灾救荒的时候，张耀南和同志们一样勒紧裤带，吃糠菜、树叶。有时，炊事员忍不住要给他加一点饭，他总是严厉制止，耐心劝说，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并一再教育同志们不许与民争粮。有一天晚上，张耀南实在饿坏了，在院子里捋了一把树叶填进嘴里，正巧被警卫员看到了。警卫员实在忍心不下，第二天，他悄悄地买了两个饼放在张耀南的桌子上。张耀南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问题不在于你买的烧饼！你买走一个，群众那儿不就少一个吗？我们多吃一口，群众就要少吃一口！马上退回去！”张耀南对自己的亲属也总是严格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为减轻人民负担，机关精简时，张耀南首先把妻子王芳精简为家属，断绝了供给。王芳就纺纱织布，生产自给，但仍然积极参加当地的妇女工作。她还当了义务“炊事员”、“护理员”，为来往的干部、战士做饭，为伤病员送饭、喂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老嫂子、老大姐、老大娘”。1949年，专署落实编制时，同志们一致要求按规定将王芳按干部待遇列编定职，但张耀南执意不肯。这样一位老党员、老同志，不为名，不求利，依然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张耀南对自己、对亲属虽然异常严格，对同志却关怀备至。有的同志生了病，他就掏出仅有的津贴费买只鸡来，给他们补养身体。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马，他很少骑，行军时，不是用来驮运物资，就是用来运送伤病员。他的模范言行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
张耀南对工作始终一丝不苟。无论行军多么疲劳，只要一住下，他总是先阅读上级指示，了解情况，批转报告，并亲自起草文件，他屋里的小煤油灯常常亮到半夜。为坚持长期抗战，张耀南非常重视财政和粮秣工作，总是抽调得力干部去开展这项工作，并且严格要求干部，不许浪费一个铜板、一粒粮食。张耀南懂得，不发展生产，就无法支持抗战，抗日根据地也就无法坚持。张耀南身体力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并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时，泰西根据地几乎变成了游击区，党政军机关没有固定的驻地。张耀南每到一地，都要关切地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勉励群众多栽一棵苗，多纺一支纱。教育群众懂得积少成多的道理。他说：“没有一粒粮、一根线、哪来粮满囤、布成匹？”
张耀南十分注意团结。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豁达大度，注意听取每个同志的意见，因此，同志们有话愿讲，有意见敢提。在一次有各县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长清县的一位同志不同意张耀南的意见，当面顶撞了他。张耀南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再三要这位同志把话说完。会后，有人说这位同志，“你怎么当面顶撞张专员？这样不好。”这位同志反说：“没事，他喜欢别人讲不同的意见，有话不说完他反倒不高兴呢！”在张耀南那里，没有远近、亲疏之分，没有小圈子，有的是五湖四海，人尽其才。
1942年底，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上级决定将泰西地区与运东地区合并，成立了泰运专署，张耀南仍任专员，原运东专员谢鑫鹤任副专员i张耀南非常尊重谢鑫鹤同志，有事总是主动和他商量。对原运东专署的同志，张耀南也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泰西运东两地合并后，党和政府面临着敌伪顽疯狂扫荡和连年自然灾害的严峻斗争形势。1942年，泰运区有日军据点78个，伪军据点183个，驻有日军1410人，伪军近万人，是冀鲁豫边区范围内常驻日伪军最多的地区。再加上天灾，根据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在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泰运地委、专署把救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专署和各县、区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组织领导救灾工作。肥城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敌区，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动员各界募捐赈济，贷种子组织春耕。泰西县利用“两面政权”，通过商会从东北购来一批玉米，赈济群众。峰山等县派如武装截夺敌人粮食分给群众。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爱护，得到群众的更加信任和拥护，更加坚定了群众的抗战信心。
张耀南对敌斗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一个跟了他多年的警卫员，因为受不了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偷偷地跟汉奸挂上钩，接受了汉奸的钱，企图叛逃。张耀南发现了他的阴谋，十分气愤，立即通知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个人向张耀南苦苦哀求，张耀南厉声说道：“你投靠汉奸，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罪人。不管你以前跟我多少年，我都不能宽恕你！”专署有一个参议偷偷地跑了，有人报告说他投了敌。张耀南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派人调查，当查清了事实，取得了证据之后，张耀南亲自向武工队布置任务：“什么时候见到他，就把他打掉！”
1943年1月，为了贯彻上级党组织提出的“敌进我退”的斗争方针，军分区备部队广泛开展了小部队活动，专署的直属武装也组织了小型武王队深入敌后，同时派出许多敌伪军工作干部随武工队活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张耀南总要千叮咛，万嘱咐，交待政策，交待注意事项。每逢有同志完成任务回来，他总要立即去看望受伤的同志，慰问全体同志，听取工作情况的汇报，高度赞扬那些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同志。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张耀南和其他同志一道，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迎来了抗日斗争胜利的曙光。1944年春，张耀南和地委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区党委组织的整风学习。6月，他转入平原分局党校学习。在新的学习中，张耀南大胆剖析自己，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指示精神，把自己历来主张的求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实现了思想上的新飞跃。他并且把实事求是作为指导自己革命实践的座右铭，终生不渝。
